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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命令：夜间在马古拉山上搭建指挥所。山上林木葱郁，只有山顶光秃秃的，从
那里望下去，西边的山坡一览无余。于是决定在那里设立指挥所。侦察兵往前去了，
父亲同他的狙击分队开始工作。他把装有证件和照片的挎包放在新挖战壕的胸墙上。
突然下面树林里传来一阵嘈杂声和枪声。父亲断定这是自己人，是侦察兵回来了。
他走上前去，冲他们喊道：“你们要干吗？往哪儿打枪？” 回答他的是一阵猛烈的
自动步枪火力…… 听声音就知道这是德国人。狙击手们四散跑开。是漆黑的夜色救
了他们。无一伤亡。简直是奇迹。父亲开玩笑说：“第二次生命。”欣喜之余，修
家书一封，只报了个平安，再未细说。
第二天早上开始攻击后，步兵在高地上发现父亲的挎包。他们断定父亲已在攻
打马古拉山时阵亡，便将一部分证件和照片寄至家中。
然而战争还是给上土戈尔巴乔夫留下了终生的印记……
有一次，他们经历了艰难而危险的深入敌后的袭击、布雷、破坏公用设施，几
天晚上没有合眼，事后获准休息一个星期。他们到了离前线数公里的地方，头一夜
就是想睡个够。周围林木葱宠，万籁俱寂，完完全全是和平的气氛。士兵们全身都
酥软下来。万万想不到，就在这个地区的上空爆发了一次空战。父亲和他的狙击手
们倒要看看究竟会是怎样的结局。
炸弹的呼啸声、爆炸声此起彼伏。有人想到了大喊：“卧倒！” 全都扑向地面。
一枚炸弹就在父亲的附近爆炸，偌大的弹片劈伤了他的一条腿。只要再偏上那么几
毫米，腿就劈断了。这回又是万幸，骨头没有伤着。
此事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科西策。父亲的前线生活就此结束。他在克拉科夫
的军医院接受治疗，那已是1945年5月9日胜利日的前夕。
战争成了全国可怕的悲剧。费尽千辛万苦才搞起来的东西毁于一旦。幸福生活
的希望毁于一旦。家庭毁于一旦：孩子失去父亲，妻子失去丈夫，姑娘失去未婚夫。
前线战士遭遇到了极其艰苦和可怕的考验。地球上的人们对于这一代男人和女
人欠下了债。战争年代的种种经历和见闻，父亲至死也无法摆脱。关于战争他讲得
很多。讲到战争初期是何等地艰苦，武器不够，而且还不会打仗。
在塔甘罗格附近给他们这个战区增派了援兵黑海舰队的数千名水兵。年轻
力壮，面色红润，一个赛一个。“步兵，我们来给你们现身说法吧。” 有一天，水
兵们借着酒劲儿，散成密集的散兵线，端着刺刀投入进攻。德国人用机枪和迫击炮
来》寸付他们。于是水兵们几乎全都留在这块田野上。大地铺满了身着黑色短呢衣
和海魂衫的躯体。
父亲在塔甘罗格附近也曾参加肉搏战。他后来讲过。脑子里只有一个东西：不
是德国人干掉你，就是你把他干掉。此外没有任何想法。一个劲儿地打啊，刺啊，
开枪啊，跟野兽没两样。还有那野兽般的吼声。并不是人人都顶得下来。而且其他
人得经过几个小时，才能勉强恢复到正常状态。我看到，父亲直到多年之后，讲到
这些事情也仍然是十分痛苦。
战争期间我和所有人一样，经历过许多事情。虽然如此，在谈到战争时，仍然
往往回忆起一幅噩梦般的图画。1943年2月底3月初，一场雪过后，我和其他孩子为
寻找战利品，来到普里沃利诺耶和邻近的白动土村之间一个远处的林带。我们碰见
了一批红军战士的遗骸，1942年夏天，他们在这里进行了自己的最后一次战斗。这
是无法描写的：完全腐烂和已被啃光的躯体，戴着锈蚀钢盔的头骨，腐烂的军便服
里那紧握步枪的发白的手骨。这里还有手提式机枪、手榴弹、一堆堆空弹壳。他们
就这样躺在战壕和弹坑的脏水中，未加埋葬，用眼眶的黑窟窿望着我们
我们惊呆了。回家时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
那些无名战士后来安葬在阵亡将士公墓。我从来不把他们当成外人或者不相干
的人。如今普里沃利诺耶村中心矗立着一个普通的方尖碑。碑上镌刻着战争中未能
生还者的名字。其中整整一行都姓戈尔巴乔夫。
战争结束时，我14岁。我们这一代是战争之子的一代。战争燎伤了我们，它在
我们的性格上以及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上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第三章 莫斯科大学
录取为住校生
我于1950年中学毕业，因成绩突出获得银质奖章。我已满19周岁，是应征入伍
的年龄，需要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父亲的话言犹在耳：“毕业以后你自己看着办。你要是想工作，我们就一起干。
想学习，就接着上，我尽量支援你。不过这事非同小可，主意只能由你自己来拿。”
我的倾向十分明确：继续学习。这是当年我的同龄人的典型倾向。国家正在恢
复和建设，工程师、农艺师、医生、教师都很缺乏。往往是全班学生统统升入大学。
即使成绩最差的学生，也能找到录取条件较宽的大学报考。
我的同班同学都报考斯塔夫罗波尔、克拉斯诺达尔和罗斯托夫的学校。我则认
为要上就上最大的大学国立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大学的法律系。
不能说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对于什么是法学和法制，我当时只有相当模
糊的概念。但是我敬仰法官和检察官的地位。我把材料寄到法律系招生办公室，就
开始等待。过了一些日子，没有任何反应。我发了一封已为回电付费的电报，这回
得到了通知书：“已被录取，并提供宿舍。” 就是说已按最高档次录取，甚至面谈
也免了。看来，一切都起了作用：“工人农民出身”，工龄，已是候补党员，当然
还有最高级政府奖励。总之，就当时主要靠前线战士来达到的对大学生社会结构的
“优化” 而言，我也算是合适的人选。
于是，我成了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头几个星期以至头几个月，我都感到不大舒
服。对比一下吧：普里沃利诺耶村和莫斯科。我从新朋友那里初次听到“莫斯科是
个大农村”这样的说法。列宁格勒人特别喜欢重复这个说法。然而在我这个农村中
长大的人看来，莫斯科是个庞然大物，一个巨型城市。当时的不安心情至今印象很
深。
对我说来，一切都是第一次：红场，克里姆林宫，大剧院第一部歌剧，第
一部芭蕾舞剧，特列嘉柯夫美术馆，普希金美术博物馆，第一次泛舟莫斯科河，到
莫斯科近郊游玩，第一次十月革命节游行……每次都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认识新事物
的感觉。
尽管如此，最先回忆起来的，还是大学宿舍那其貌不扬的楼房，它位于索科尔
尼基的斯特罗门卡大街上。我们每天都要辗转奔波七公里跑上一趟（乘地铁、电车
和步行），到母校去再回来。每次这样的行进都使我们见识到新的市区，我们对这
个城市愈来愈依恋了。当然，老莫斯科和她那素来就有的“俄罗斯特色”，那纵横
交错的小街道小胡同，别说是5年，就是50年也休想弄清楚。然而大学周围的所有街
道和胡同、宿舍周围大学生群岛的所有小岛却永远留在记忆之中：鲁萨科夫大街的
大锤电影院和鲁萨科夫俱乐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广场那绝无仅有的情调，布赫沃
斯托夫大街那古色古香的塔楼，索科尔尼基的公园。
到后来，已经是四年级了，我们搬到列宁山上，两个人住一套房，往往躲在
“贵族之家”里一两个星期不进城。可当初在斯特罗门卡大街，我们这些一年级学
生是22人住在一间房里，到二年级是11个人，三年级6个人。
这里设有自己的带小吃部的饭厅，花上几戈比就可以买一杯茶，就茶吃面包，
面包管饱，都放在桌上的盘子里。这里还有理发店和洗衣房，不过衣服常常是自己
动手洗，因为没有钱，也没有可供换洗的衣服。这里有自己的门诊部。这对我说来
倒挺新鲜，因为我们村里没有，只有一个卫生站。这里还有图书馆、宽敞的阅览室，
俱乐部里有各种各样的小组和运动队。这是一个完全特殊的世界，一个具有自己不
成文的惯例和规则的学生大家庭。
我们大学生的日子过得很清苦。文科各系的助学金为每月220卢布（1961年以前
的币值）。诚然，我一度因为是优等生和担任社会工作，曾领到过很高的个人助学
金，叫做加里宁助学金，金额为580卢布。此外家里每月寄200卢布。这笔钱的代价
我很清楚：父母亲在自家宅院里种上蔬菜、养上鸡鸭，再拉到城里市场上去卖。
在莫斯科处处都得节约。不过，同我的大多数朋友一样，每到发助学金之前的
那个星期，就感到特别紧张。只得吃“干粮”了，来上一个青果罐头或者是其他不
超过一个卢布的东西。即使如此，那最后一个卢布也不是花在吃上，而是拿去买电
影票了。
大学里的学习从一开始就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学习占据了所有的时间。我学习
起来如饥似渴，如醉如痴。家在莫斯科的朋友取笑我说，许多我觉得新鲜的东西，
人家早在中学时就会了。可我念的是农村中学啊。
斯大林之死
1953年3月5日严寒的早晨。在通常上公共课的16号教室里，死一般的寂静。老
师走了进来，以悲哀的声音，噙着眼泪，向大家报告了74岁老人过早逝世的消息……
有些学生的亲人曾在大清洗中受到迫害，他们当时已经（或多或少）认识到现
制度的极权本质。然而大多数学生都深感悲痛，认为这是全国的悲剧。不必隐瞒，
我当时的感情大致就是如此。
我中学的毕业作文题目为：《斯大林是我们战斗的荣光，斯大林是我们青春的
骄傲》。作文得了最高分，后来又作为样板向毕业生展出了几年。我可是了解现实
生活、也了解他执政年代所发生的某些事情的。
前不久我看到萨哈罗夫院士写于1953年3月的一封信，信中说：“我正处于伟人
逝世的印象之中。我在思考他的仁爱……”可见，这并非我一人所特有。
那几天仿佛再没有比向斯大林告别更为重要的任务了。我是和一些同班同学一
起去的。大家十分缓慢地艰难行进，走了整整一天，往往几个小时都在那儿原地踏
步。我们顺利地绕小胡同，避开了特卢布纳亚广场，广场上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挤人
事故，许多参加吊唁活动的人因此丢了性命。我们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走了整整一
夜。终于来到遗体前面。
从前在参加节日游行时，即使从远处我也始终没有看见过斯大林。如今在圆柱
大厅里才第一次看到他……死去的他。那是一张木然不动、呈蜡黄色、毫无生气的
面孔。我用目光在他身上寻找伟大的痕迹，但所看到的东西却妨碍着我，并产生出
种种混杂在一起的感情。
“我们今后会怎么样？” 无论对斯大林的态度如何，这自然是1953年3月摆在
每个人面前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因为死者乃是整个体制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