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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克斯特、密勒。纽曼、欧诺、奥茨、佩克、斯特利普。
我只是列举了在使馆椭圆形大厅聚会的数十位美国杰出人物的部分名单。我方
也有学术界和文化界名流出席这次集会。这次聚会在美国和在我国都引起了强烈的
反响
我以美国来信（仅1987年我就收到80000多封）为切人点，开始了我的讲话。我
谈了读过这些令人激动的信件之后的感想。对于我们两国公民已经意识到的东西，
已经感受到的东西，政治家们和智囊们却跟不上。看来是时候了，我们应当想方设
法去了解民意，应当提倡顺应民意。世界变了。在坐的有“战争边缘平衡论”、
“遏制论”、“反击论”的首创者和拥护者，等等。但这种理论的对象正在消失。
我们如果不把这一点搞明白，就无法走上一条使国际．关系健康化和建立合作的道
路。
当然，和我交谈的人都对我如何评价苏联正在发生的一切很感兴趣。当时，即
1987年12月，是第一次提出：“我们已开始把自己的构想和实际生活结合起来。这
将涉及到千百万人的利益。今后两三年（！）将是最为痛苦的几年。一切都应该改
变。”
我当时确信，而且至今仍然确信，没有经济往来，就不可能建立富有成效的合
作。而苏联和美国之间，除了我们购买粮食之外，几乎没有经济上的往来。我们用
政治决议，用旨在防止技术流失的规定，把我们自己相互隔绝起来。巴黎统筹委员
会的臭名昭著的清单，不仅使得美国自己，而且使得许多其他国家无法和我们在现
代经济技术层次上进行合作。贸易和人权挂钩使那些真正愿意与我们做生意的人陷
于困境。只有极个别的美国商人进入我们的市场。
在与美国实业界人士会晤时，我把这些问题谈了出来。会晤时在坐的有实业界
各方面的代表，诸如埃克、安德鲁斯、哈默、希尔顿、肯德尔、克恩斯、肯尼迪、
劳德、马霍尼、马克斯韦尔、墨菲、彼得森、佩蒂、洛克菲勒、罗哈延、斯宾塞、
特纳、伍德、克劳曾、鲁宾逊、美国商业部长维里蒂。我是围绕着下面这个主题和
美国出版界头面人物谈话的：我们大家都必须学会在一个新的世界生活。报刊在评
论这次会晤时强调我和出版商们相互对骂。也许我表现得不冷静，我对此表示遗憾。
但从会晤一开始就劈头盖脸地提出挑衅性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我已回答了不下数
十遍。座谈会演变成一次普通的记者招待会，这令人懊恼。我们渐渐地平静下来，
才找到了共同语言。
我们对华盛顿的“入侵”之所以很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并不抱有任何
“破坏性”目的。所谓“人侵”，并不仅指我自己、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代表团
成员中亲密的战友，而是指所有和我一起访美的人。这里有学术界和艺术界的名流，
有记者大军。他们先期赴美，开始了与美国同行的接触，参加各种讨论会，多次接
受记者采访。
原来我们真的有话可说，我们的人也很善于把“冷战”年代积累的尖锐问题谈
得头头是道。他们在说话时摆脱了先前那种套话和教条。他们获得了思想自由，并
且证明了他们善于富有责任感地、毫不懒惰地、毫无蛊惑人心之嫌地利用这种自由。
这是公开性取得的初步成就。
许多辩论会的中心内容已经不再是顽固地坚持意识形态公设了，而是努力聆听
和理解对方。这是一个不亚于签订条约的成绩。
那些频繁参加会谈的日子给人留下的富有感情色彩的印象，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在白宫的一次招待会上我见到了范·克里贝思。在我们的记忆中，他还是那个因为
演奏柴可夫斯基第一协奏曲而在莫斯科第一次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中荣获一等
奖的青年人。在充满友好之情的拥抱之后，范·克里贝思再一次坐到钢琴前，轻声
地演奏并哼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是献给苏联客人的礼物。索洛维约夫
…谢多伊为1957年莫斯科青年联欢节写作的这支歌几乎是我国的民间国歌。我们忍
不住了，激情满怀地跟着唱了起来，于是这支歌被用两种语言演唱着。
招待会和音乐会结束了。我们和美国人都兴致很好地走在白宫的走廊上。我们
走到林肯肖像前时，翻译悄声对我说：“您看见了，那边走着两位将军……一个将
军指着肖像对另一个说：应该让林肯老先生看看所发生的一切白宫外面飘扬着
镰刀和锤子的红旗，里面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在国务院举行的招待会上，我见到了充当殷勤好客的东道主的乔治·舒尔茨。
他很善于制造温馨友好的气氛。来自美国各个角落的人们，所谓社会精英，济济一
堂。舒尔茨把他的前任历届国务卿全部邀请来赴宴。
我认为我在这次聚会上的讲话，是我整个访美期间最成功的一次讲话。我理所
当然地谈到了《中短程导弹条约》和这件事的意义。但我讲话的主题却另有所指。
“现在千千万万的人们开始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随着20世纪的结束，文明正
在接近这样一条分界线，这条分界线与其说是各种制度、各种意识形态的分界线，
不如说是以健全的头脑、人类自我保护意识为一方和以不负责任、民族自私主义、
种种偏见为另一方的分界线。人类开始意识到他们伙已经打够了，应该一劳永逸地
消除战争了。两次世界大战，耗费人力物力的‘冷战’，再加上已经夺去和正在夺
走千百万条生命的小规模战争，是因为冒险、野心、藐视他人权益而付出的极其高
昂的代价。是因为不愿意和不善于正视现实，不愿意和不善于正视各国人民拥有做
出选择、生存在世界上的正当权利，而付出的代价。
当代世界并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国家集团的独霸天下，无论这些国家多么
强大。世界是众人共有的天下。凡是有众人相互交流的地方，就离不开互惠和妥协。
一个立足于强权的世界，无论怎么说，也是外强中干。就其实质而言，这样一个世
界是建立在公开或隐蔽的对峙上，建立在累卵之危上，建立在使用武力的野心上。
人类多少个世纪以来不得不容忍这个糟糕透顶的世界。我们不能再让自已这样
下去了。有些人认为，在起草条约时苏联方面让步过多，另一些人又说美国方面做
出了许多让步。我认为，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为了启动裁军进程，为了建立起码
的相互信任而又不损害任何一方的安全，双方都做出了适当的让步……·用普通的
人类交际语言，无论是用俄语还是用英语来说，我们取得的成绩都意味着希望重现。”
马耳他。“冷战”终结的开始
1989年7月阿赫罗梅耶夫从美国回来，交给我一封布什的信，他信中提议于198
9年12月举行一次初步了解性的会晤。这项建议是严格保密的。我后来才知道，了解
这项建议的只有美国总统最亲近的工作人员。
我回信表示同意，于是我们开始紧张的准备。现在已经很清楚，美国人也同样
进行了紧张的准备。
拟议中的会晤日期日益迫近。会晤的礼仪方面已经确定。苏联的“光荣号”巡
洋舰和美国的“伯尔克纳普号”巡洋舰应当开进瓦莱塔港的停泊场。谈判预定轮流
在苏联军舰和美国军舰上进行。此外，我们还向瓦莱塔港派出了“马克西姆·高尔
基号”观光船，这只船将作为我们的宾馆。
马耳他会晤就许多原因而言都是一次具有象征性的会晤。这是美国政府更迭后
的第一次会晤。会晤的地点是三大洲的交接点，世界的交通要冲，多种利益的汇合
点。谈判在军舰上举行，这表明苏美两国领导人背靠着强大的实力。而这一切都证
明世界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等待我们的是一项责任十分重大的工作。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抱着这样的心情，
虽然也希望能够抽空了解一下这个具有异国风情的国度。
12月2日傍晚，我们结束了对意大利的访问后抵达瓦莱塔。起初一切都按照既定
的程序进行。会晤了马耳他总统塔博诺、总理菲内克·阿达米以及马耳他政府的成
员。同街道两旁和总统宫前欢迎我们的人群进行了短暂而友好的交流。
但到了第二天，大自然对我们的外交礼仪作出了修正。海上刮起了飓风。要想
搭乘快艇到达停在停泊场的“光荣号”谈判将在那里开始可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我国的海军人员和美国的海军人员都坚决反对这种“登陆”方式。有人提议
在停泊在码头的港湾中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号”上安排第一次会谈。因此会谈开
始的时间只是略微推迟了一点。
第一天的谈判是分好几个阶段进行的：与布什总统的单独谈话；谢瓦尔德纳泽
和贝克交换意见；早餐时的会谈；苏方有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别斯梅尔特
内赫、切尔尼亚耶夫、多勃雷宁、阿赫罗梅耶夫参加和美方有贝克、苏努努、布莱
克韦勒、罗斯、格雷夫斯参加的扩大会谈。预定的晚间会谈，由于狂风大作而不得
不改期。
布什表示他希望第一个陈述自己的意见。对我而言，直接听到美国总统谈谈他
的政府在确定对苏方针时得出了什么结论，是极其重要的。因此我全神贯注到极点，
仿佛在“咀嚼着”美国新任总统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提法。
布什宣称：“我完全同意您在纽约讲的话：如果改革获得成功，世界将变得更
加美好。就在一个时期以前，美国还有许多人对此心存怀疑。我不会断言这种人已
经没有了。但阿以完全肯定地说，严肃认真、善于思考的人并不支持这种观点。这
话完全适用于你们与之打交道的人，如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他们希望你们的改革
获得成功。”
接着布什谈了他对一些积极步骤的设想，据他看，这些步骤能够促进将在美国
举行的高层正式会晤的准备工作。首先应当明确会晤可能举行的日期。美方建议在
明年6月的最后几天实现访问。
美国政府打算采取措施，以中止阻挠向苏联提供最惠国待遇的杰克逊一温尼克
修正案的效力。鉴于苏联正在发生的变革，可以就签订新的贸易条约开始磋商，以
便在即将举行的高峰会晤之前准备好条约的文本。同时美国政府还决定废除限制对
苏方贷款可能性的史蒂文森一伯德修正案。
布什认为有必要强调指出，美国在苏美关系方面提出的这些措施，目的决不是
要炫耀美国的优越。
“我们这些生活在美国的人，对我们的经营方式的优点自然是深信不疑的。但
现在所谈的不是这个问题。我们努力设法把我们的建议写得不要给人造成仿佛美国
在‘拯救’苏联的印象。我们所谈的不是援助计划，而是合作计划。”
布什在谈到苏联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关系时说：
“从前我们反对你们国家加入这个国际组织。现在重新考虑了这个立场。我们
赞成让苏方享有观察员地位。但是要给这个组织的成员国一定的时间。
苏美投资问题工作小组已经成立并正在运作。这很好。也许现在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