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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当时苏联还存在，我给总统夫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谈
及了儿童血液学的状况，在这一医疗领域中的惨祸，并提出了具体计划……三天之
后，我应邀去到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那里，进行了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12月，
来了第一笔款项。计有 10万美元。” 这是我的稿费所得，此事我已通报了全苏版
权协会。情况还刚起了个头。
后来，当我已经离开总统职位之后，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与那些同我们一
起开始从事具有重大意义的人道主义事业的人没有中断联系。通过戈尔巴乔夫基金
会我们和许多国家的公民有了接触，请他们为孩子提供援助。对此作出回应的有美
国、德国、奥地利、加拿大、荷兰等国的社会人士。结果是1993年初在莫斯科开办
了一家骨髓移植分院，现在这里治疗的孩子达到白血病儿童患者的近70％。
我已说过，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所研究的是妇女问题。她常常会见《女工》和
《农妇》两家杂志编辑部的人员。参加会晤国际妇女界人士，包括参加莫斯科代表
会议。她曾接触过的女界名士有：卓姬·普霍娃、加林娜·谢苗诺娃，普希金博物
馆馆长伊林娜·安东诺娃、娜塔利娅·萨茨、叶连娜·罗曼诺娃、奥莉加·列佩申
斯卡妮、纳尼·布列格瓦泽，院士科学家娜塔利姬·别赫捷列娃和柳博芙·马拉，
医学博士马林娜·拉赫曼诺娃，音乐指挥加林娜·伏尔切克等等。至今还保留着好
几十只公文夹，里面装的都是给她的来信。我准备把这一切全部整理出来，但什么
时候能开始干，我也说不清楚。
作为党和国家首脑夫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理应为国际妇女的节日举行国家
级规格的招待会。她竭力要使这成为应邀妇女的真正的节日，那天的活动有音乐会、
展览、颇有意义的会晤。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礼节性事务、参加接待外国领导人方面耗费的时间不少。
应当使我国至今仍带有老传统格调的礼仪工作现代化起来。这当然是属于外交部的
事情，但即使在这方面她的监督也总是有益的。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陪伴我正式出
访各国时，总是以极大的责任感尽力做好代表国家的工作。她和我一样，都把力求
庄重尊严地去完成命运赋予我们的使命放在第一位。
因此，我们不能不惊奇地、抑或甚至是气愤地拒绝接受对我们的关系、行动、
生活方式的任何臆测。某些人对于我们俩形影不离觉得奇怪，感到吃惊。可这是我
们整个一生的行动准则。我们的命运、勃勃生机、甚至外貌也会引起某些人的病态
的阴暗的忌妒。是大自然把我们“粘成” 这个样子的。有人以为，我们的生活似乎
是一则神话，是十十足足的享受。然而，这是一种沉重的、但又是幸福的劳动，因
为我们深受崇高目标所鼓舞。
1994年秋，我们的婚期满41年了。这正好与俄罗斯事件的悲剧性发展相重合。
时间不让我们去庆祝。我们就坐一坐，说说话。我们回忆起婚后我们在圆柱大厅迎
接1954年新年的情景。音乐奏着，我们的感觉异常美妙；周围似乎什么人也没有，
什么东西也没有。忽然，在某个时刻华尔兹竟如此使我们醉心，以致我们居然没有
发觉，大厅里只剩下我们两个。是呀，现在我感到的是忧伤：岁月在流逝。
第十三章 政治改革
选举
如果想简要地说明政治改革的意思，它是怎样构思的，又是怎样实施的，可以
说，就是把权力从独家操纵的共产党手中交到按宪法本应属于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
人民代表的苏维埃手里。因此，完全可以理解，改革的成败，尤其在初始阶段，完
全取决于苏共对待改革的态度，因为实际上苏共本应自动舍弃原来的独裁专制。这
是一场极其复杂、痛苦而又特别严重的政治战役，可以说对于党内的高官阶层来说，
那是“致命的结局”。“退位”，意味着这批人将逐步失去他们原先所享有的特权，
意味着他们将从当今世界强者地位下降为平民百姓。
不难理解，党政官僚阶层肯定对这些新政措施极端仇视。当时，政权的关键部
门还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因而只有两种办法才能使改革取得成功：组织社会上大多
数坚决主张彻底变革的力量，对党政官僚阶层施加强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运用策
略手段削弱上层的抵制，孤立其中最保守的部分，广招具有新思维的人士一起参与
改革。不采取策略手段应对，已经形成总体体系的强大的官僚阶层是永远不会拱手
让出权力的。
我想提请读者注意这一点，因为正是这种情况构成了民主派不断对我进行无情
批评的根据。而且也不只是民主派，就连我身边极亲近的人也不例外。不管人家怎
么指责我，说我内心深处仍然是一个党僚，无法从心底里摆脱对党内那些上层人物
的依恋，我在他们中间度过了许多年有意识的生活，无法摆脱受他们固有的那种思
维准则的影响。我本人对此持另外的看法。我未曾迅速处理干部问题的原因，在许
多情况下是我力求避免那艘“船上骚乱”：这很可能会在早期就把政治改革葬送掉。
也许，整个这个话题在所谓的百人党团这件事上显露得最清晰不过了。无论是
当时，还是现在，我都确信苏共有100个席位正好提出100名候选人的做法是正确的。
要让当时党领导的某些成员落选是不能允许的。这样做会立即把这些人推到改革事
业隐蔽的或公开的敌人营垒中去，使形势严重复杂化。要是不让已被列人表决名单
的钦基兹·文特马托夫、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奥多罗夫以及其他曾积极支持过改革
的搞创作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当选，那肯定会带来更加消极的后果。
我的估计是：如果候选人名单中列人比如说103～105人，获“黑球”数最多的
可能使是利加乔夫、乌里扬诺夫和雅科夫列夫。假设这张名单再增加 10个候选人，
那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像：斯柳尼科夫、尼科诺夫、梅德韦杰夫、扎伊科夫、普里
马科夫，以及和他们一起的著名的作家钦基兹·艾特马托夫、达尼尔·格拉宁等人
都难免通不过。继而被排斥在外的将是总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再说一句，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必花大力气就能找到一个保证选民能善
待他们的地方。不过这将会与按党的名单选出的那100名代表所代表的作为一个社会
组织的党的意图相左了。我得承认，起先我自己也曾动摇过。该怎么办呢？经过深
思之后，我得出结论：总书记应当到议会去，不是以个人的身份，而是以党的领导
人的身份。
还有，中央一月全会（1989年）的选举程序不排除还会有某个候选人落选或当
选的可能。因而，民主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丝毫没有受到践踏。
既然已经提到红色百人党团，在某些民主派的出版物里恶毒地给它打上了叉叉，
我就不能不谈谈关于社会组织在议会中的直接代表制问题，何况长期以来它早已成
为大众议论的话题。就此展开的批评有时相当尖锐，我们的反对派并没有花精力真
正去思考这一决定的理由。我当时就认为这项决定是必要的，现在仍坚持这样的看
法。
从形式主义的观点出发，事先确定名额的“社团代表制”是无可指摘的。在这
种情况下，当选代表不大会获得人民大众的核准。应当注意到，这样一来真正能得
到当选代表证书的，只是代表整体中比较少的一部分人。这种方法从一开始就想到
了只是一次性做法。后来，相应的提法已在宪法中作了修正。
所以，谈不上什么违反。可是，采用这种方法成功地解决了多么重要的问题啊！
我们应当有清晰的概念：在当时那些钦定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以及他们手中握有
无限权力的情况下，许多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尤其是那些从事科技工作和搞创作的
知识分子当选的机会是很少的。这就是说，新一届议会所面临的，不是社会的政治
观点迅速向前的威胁，而是向后倒退的威胁；不是成为改革之动力的威胁，而是成
为改革之阻力的威胁。社会团体的直接代表制，可以使代表整体中进入一批人数虽
然较少、但对于未来议会的形成却是相当重要的有影响的民主派活动家，他们是通
过工会、共青团。妇联、创作协会和科学工作者联合会提供的名单进入议会的。为
了增强直观性，我举了一个例子。其实也未必需要再谈萨哈罗夫院士在人民代表大
会上所起的作用了。他是由科学工作者联合会选出的。那里还有某些著名的科学家，
也是按科学院提供的基本名单通过后取得当选代表证书的。
除去这一主要的情况之外，为社会团体确定的限额还有着另一层重要的意义。
在我们还没有接近多党制的情况下，这一措施在某种程度上还能“架构”起未来的
议会呢。当然，社会团体的代表组合不能替代议会，但在起始阶段，主张、情绪、
这一或那一社会阶层的意志，都会同它们有关联。而随着跨地区集团的形成，也会
开始出现许多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未来的政党，正是它们将与苏共进行角逐。
选举运动的进程表明，我们已处在一种完全陌生的局面之中。一场为争取大众
传播媒介、尤其是为争夺电视节目的播送时间而展开的斗争显得很残酷。而在报刊
上，在与选民会见时，争辩相当激烈，有时甚至表现得失态。从表面看来，有许多
事情令人伤心，也有许多事情是先前所不知道的。某些领导成员对这一切感到气愤、
‘不安，情绪上有点张皇失措。我倒觉得高兴，这说明我们确已把社会唤醒过来了，
确已做到了我们前几年搞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让人民参与政治。自由选举发现了
许多人才，弄清了社会各阶层的立场，我们过去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
代表中，苏共党员占85％（在过去的最高苏维埃里约占一半），而党的高层领
导把选举的这一结果竟看成是党的失败，这岂非怪事？选民们“竟敢”去厚爱“别
的人”，把选票投给诸如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尤·索洛维约夫
那样的人，这种情况竟然会使某些人气得休克，似乎世界已到了末日。统治者圈里
的精英们竟会如此“稳坐”在发号施令的安乐椅里，以至自信到不允许出现不符合
他们意愿的投票结果。
选举结束之后，我们召集了一次政治局会议（1989年3月28日）。大多数人的情
绪很压抑，一派天快塌下来的气氛。我的看法是，这次选举在实施政治改革中迈出
了极其重大的一步。搞政治改革是我们自己作出的决议。通过选举，社会将步上一
个新的层次，会消除宪法规范和政治实践之间的脱节。政权将获得充分的合法性，
这本身便是巨大的成就。
在说这些话时，我感觉得到我的同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
有些人“像是心脏病发作一般”，在我讲话过程中已无法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