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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后面既无人的欲望，又无激烈斗争。但我和其他党委委员都很清楚，在步调一致
和遵守纪律地投票“赞成” 的人当中，也有坚决持“反对” 态度的。其中最初就
有叶夫列莫夫本人。
我刚刚当选，他就休假，始终没有同我谈话，便去了基斯洛沃茨克。我则与此
相反，只得放弃休假，投入到工作中去。待叶夫列莫夫回来后，他和我都只字不提
过去的事情，开始重新安排共同的工作。经过两三个月的相互适应后，我们之间又
像从前一样建立起了正常的同志关系，即使遇到严重的分歧也始终不变。
第五章 权力的考验
1970年春天，叶夫列莫夫的愿望终于得到实现：他调回莫斯科了。
我面前放着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全会4月10日会议的记录。叶夫列莫夫被批
准为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因此免去其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关于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建议赢得一片掌声。
全票通过。党委委员自然对我十分了解，此外，令他们深感满意的是，多年来
这是第一次由自己人、斯塔夫罗波尔人而不是“外来人” 担任此职。
我当选第一书记后，出现了独一无二的情况。问题在于边疆区党委的所有其他
书记和党委委员都比我年长许多。
特殊现象
我觉得，为了弄清国内原先体制的内部结构和机制，搞明白共和国中央、州委
和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的特殊作用就十分重要。他们是体制的一个主要支柱。尽管存
在机关在部门和行政上的分散性，所有的国家机构和社会机构通过他们连接成为一
个统一的体制。他们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中占大多数，总书记实际上是由他们投票选
出的，仅此一点似乎就使他们处于特殊的地位。
有必要再提醒一下，正是他们保证了赫鲁晓夫在与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集团的
斗争中稳操胜券。1964年10将赫鲁晓夫拉下马来的也是他们。
今天有人感到奇怪：无论我国近年来的历史是怎样的波诡云诡，许多州委、边
疆区委和共和国中央的第一书记竟然能够与新的机构（无论是国家机构还是商业机
构）有机结合、浑然一体。其实没什么值得奇怪的。体制从四面八方工农业生
产企业、科研单位、各种社会集团和社会阶层中仔细地透选最积极、最有活力的领
导人。它确实在尽量地取其精华（换成俗话就是“刮走奶皮”）。不过只要你登上
了官名录，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是工厂厂长还是有才气的工程师、杰出的学者还
是经验丰富的实际工作者，每个人都在这个体制中有指定的位置，就应当遵守一定
的游戏规则。最终，体制让干部通过“党的分离器”，将“奶皮” 加工成自己的
“黄油”。
通常，登上巅峰的领导人可说是麻木不仁、对其行为的道德方面不是特别在意、
将良心深藏起来的人。因为评价一个领导人的品质，主要是看他达到既定目的的能
力。这叫 “胳膊长的人”，就是说可以把事情托付给他。至于竞争者的头脑甚至
良心，往往都忘记了。
在提拔州委或者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时，有不成文的规定。一般由第二书记担任，
其次是由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州委的部门主管书记或者诸如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哈
尔科夫。塔什干之类的大城市市委第一书记担任。由其他人担任的情况很少。
党的工作经验是必不可少的。只有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例外，这个职务由教研
室主任、大学校长、报纸主编等人担任。不过其中后来当上州委或者边疆区委第一
书记的人极少。
当时认为，既然党要管经济，要管国家的整个生活，那么一个较大地区的领导
人所学专业就应当与国民经济有关。引人注目的是，许多第一书记无论就工作经验
还是所学专业而言，都是土地问题专家。这不仅是为了顺应传统（曾几何时，大多
数居民的生活与土地联系在一起），大部分地区土地部门占有主要的或者十分重要
的地位。不过也有人文科学家，教育专业出身的人。
至于说到第一书记的作用，那么只有过去沙皇省长的地位可以与之相比。一切
权力实际上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让全部地区管理机关甚至选举产生的机关都适
合他的需要。任何任命都不可能绕开他们，任何稍微像样的领导职务都上了州委或
者边疆区委的官名录。甚至在企业或者学校隶属联盟部的情况下，部长也不能撇开
第一书记、未经第一书记同意就任命什么人。只有军工综合体这个“国中之国” 可
以例外。然而即使那些单位也都尽量考虑地方领导人的意见。
总之，第一书记是一种特殊现象，是政权体制中的关键人物。他的职位和巨大
权力不是人民给的，也不是差额选举的结果，而是莫斯科苏共中央政治局、书
记处、总书记本人给的。这就是第一书记地位的薄弱环节和自相矛盾之处。每
个人都很清楚，只要上面对他的看法有所改变，他就立刻失去权力和职位，立刻失
去总书记的信任。
第一书记人选的最后决定权正好属于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亲自组建这个班子，
并且仔细进行挑选。在此之前，卡皮托诺夫、契尔年科对竞争者的专案文件进行悉
心的研究。我想他们所得到的信息是来自各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形成初步的意见。
然后候选人与中央书记们…一见面，最后才与“头头” 见面。这样的整个程序我也
从头到尾过了一遍。叶夫列莫夫调走的问题刚刚提出来，就把我叫到莫斯科去。依
次与卡皮托诺夫、库拉科夫、基里连科、苏斯洛夫谈话。这是所有州委、边疆区委
和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在批准之前必定要走的过场。
这些谈话都具有奇怪的甚至是荒唐的性质。彼此对面坐着，面带微笑，慢条斯
理地谈话。并且我很清楚为什么叫我来，但是谁也不说，因为“我们推荐您” 之类
的关键话只有勃列日涅夫可以说。
最后同勃列日涅夫的的谈话就完全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进行的。我通过这次和后
来的会见，确信他善于让对方对自己产生好感，造成一种无拘无束的气氛。他一上
来就开门见山地说，中央推荐我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也好，” 他说道，“至今都是外地人在干，这回是自己人了。”
然后勃列日涅夫以一种特别信赖的口气讲起战争期间经过顿河和库班撤退到新
罗西斯克的情形。
“天气炎热，尘土飞扬，一路缺水。喝口水止止渴都成了问题。当时我发现人
们在下雨时将屋顶上的雨水收集到特制的容器中，”他回忆起1942年七八月份的事
情。
我证实了他的观察之正确，并讲到斯塔夫罗波尔人比顿河平原和库班平原上的
人遭受的灾难还要多。我们的谈话很自然就转到斯塔夫罗波尔的问题上来了……我
明白他的意图并不复杂：尽量多听，从中可形成对于谈话对手、对于其分析地方和
全国问题的能力的看法。这时我壮起胆子，想抓住机会解决正打算同库拉科夫谈的
一个实际问题。问题在于1969年是斯塔夫罗波尔极其难熬的一年：严寒，干旱，沙
尘暴，全赶到一块了。两百万公顷已播种的冬小麦死掉了一半，多年生草也已枯死。
冬天是熬过来了，得挨到新粮下来，眼下才4月份，没有国家的帮助是过不去的。
“帮帮我们吧，不然就一切都落空了，”我哀求道。
他听得很仔细，然后便哈哈大笑，拿起分机拨通了库拉科夫的电话。
“我说，费多尔，” 他故作严肃地说，“咱们这是打算推荐一个什么人来当第
一书记啊？他还没有选上，就在提要求，要配制饲料了。”
看来，这样的节目他们已是驾轻就熟了，我听到库拉科夫也学着他的腔调说道：
“列昂尼德·伊里奇，取消推荐现在也还不算晚。不过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
说得对，边疆区是应当扶一把的。”
接下来谈话转向一般的话题：谈到经济第八个五年计划必将取得好结果；
谈到对外政策缓和的主张已经成熟；谈到随着国内的日益稳定，干部工作起来
更加充满自信和活力了。勃列日涅夫谈到这一切时，用的是特别信赖的口气，仿佛
正是向我倾吐着他内心深处的想法……我们在他那老广场的办公室里谈了几个小时。
我当时能够想到，18年之后这个办公室竟会成为我工作的地方吗？
我想指出，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勃列日涅夫可一点不像时下给他画的漫画。
再见了，斯塔夫罗波尔
我到斯塔夫罗波尔“交接工作” 的时间很短，12月4日边疆区党委全会通过的
决议也是言简意赅，其全文如下： “因米·谢·戈尔巴乔夫同志已当选苏共中央
书记，现免去其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我感觉到了各区委书记、市委书记和党的积极分子的不安情绪。“第一把手”
的更替，往往会带来干部配备上的急剧变动。因此我和穆拉霍夫斯基商定在第一次
讲话时都强调连续性，强调边疆区已开始落实的积极创举要继续进行。为了消除紧
张情绪，我公开对全会的成员们讲，在主要的干部问题上，我与穆拉霍夫斯基同志
完全相互理解，即使以后出现什么问题，他也会同我商量。
穆拉霍夫斯基确实照办了，这是后话。不过我自己尽量避免搞“监护”：承担
责任的人应当拥有行动自由。
同边疆区委全会成员、机关工作人员的告别是亲切热情的。我决定不搞全边疆
区的告别之行，认为那样做太张扬。后来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到，当时不该这样，大
家一起共事多年，经历了不少事情，应当彼此互道珍重，握手告别。
47岁是成熟的年龄，我明白，离开斯塔夫罗波尔就意味着我生命中一个时期的
结束。我完全沉浸在忧伤的离情别绪之中。我不仅在这里土生土长，我的所有记事
的年代，我所做的一切，全都与斯塔夫罗波尔密不可分。
边疆区也成了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倍感亲切的地方。她为寻找切合自己专业的
工作找了几年，然后开始在斯塔夫罗波尔农学院经济系教课。她给本科生和研究生
讲授哲学、美学和宗教问题。她参加教研室的科研工作，对于人们的生活、习俗、
情绪进行社会学调查。行程数百公里，走遍村村寨寨，与居民促膝长谈，设法弄清
他们的忧虑和问题。这一切都在脑子里留下印记，产生了与人民同甘共苦的感觉。
后来，这与新苏联社会学学派的复兴和形成正好吻合。莫斯科也对当代农民社会心
理问题调查的结果很感兴趣。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顺利通过论文答辩。顺便提一句，
我也感到她的调查很有意思，它提示了采取某种措施的必要性。
在论文答辩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当了几年副教授之后，有人提出让她当教研
室主任，但是家庭会议不予支持。人言可畏，在这个外省（也不仅仅限于外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