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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领会和理解这个方针。许多人不露声色，静观事情的进一步发展，等待下一步
的指示。
问题出现了：共青团该作何种反应？大家达成了一致意见：训练有素的工作人
员应当参加向青年宣讲二十大精神的工作。我们的行动计划已得到边疆区党委的批
准。我被派到新亚历山大区。我在那里遇到的情况可说是比较典型的。我下车伊始，
便去拜访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H．H．韦列坚尼科夫，他在了解我的任务后，深表同
情。据我的理解，他认为我简直就是在充当“炮灰”。不管怎么说，他自己是手足
无措，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实话对你说吧，” 他说，“老百姓对谴责‘个人崇
拜’接受不了。”
我知道这种拿老百姓当借口是什么意思，那往往就是机关工作人员的情绪。于
是我决定必须亲自去体察人们的情绪。我在区里呆了两个星期，每天会见共青团员，
与共产党员谈话。印象是复杂的。“个人崇拜” 的话题在我的有些谈话对象那里，
尤其在青年和知识分子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接触过斯大林大清洗的人们中间，引起了
热烈的反响。另外一些人根本不肯相信报告中列举的事实，绝对接受不了对斯大林
I的活动和作用的评价。还有一些人（这种人还不少）并不怀疑事实的真实性，他们
老提同一个问题：“为什么？” 为什么要“家丑外扬”？为什么要公开谈论这件事
情，把人们的思想搞乱？
我对许多普通人头脑里形成的那种对于大清洗的解释也大感吃惊。据说斯大林
在30年代清洗的，是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他们遭到了报应。这样的说
法居然出现在一个曾经历腥风血雨的30年代大清洗的边疆区！
在“上层”，有人是出于直觉，有人是完全自觉地，反正大家当下就明白了，
批判斯大林，就是批判体制本身，就是对体制的存在构成威胁，因而也威胁到当权
者的平静安宁。最初贯彻二十大决议的会议上，各级领导听到人们提出的“你们当
时都到哪里去了？”之类的问题，这一点就更明显了。
时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的安德罗波夫后来讲到，二十大刚刚结束，当时的匈牙
利领导人拉科西就突然邀请他去打猎。两人单独在一起时，拉科西用俄语说道（他
显然指望谈话内容会传达到莫斯科）：“这么干不行。没有必要仓促行事。你们在
代表大会上干的事情，那是一场灾难。我还不知道它在贵国和我国会怎么表现出来
呢。”
初到区里我就明白，需要的不是大会讲话，而是推心置腹的友好交谈。我将此
次出差的观察和建议都向边疆区党委作了汇报，引起人们的兴趣。似乎一切都还过
得去。但是我没有觉得满意。我自己的问题反而更多了，其中许多都没有答案。我
明白了，主要原因之一是赫鲁晓夫的报告。报告没有分析，没有“推论”，甚至可
以说带有个性鲜明、激烈揭露的性质。没有论证，而是刺激人们的神经。将许多极
其复杂的政治过程、社会经济过程、社会心理过程的原因统统归结为“领袖” 本人
不良的个人品质。本来应当进行更加深人的分析。可是，唉……
二十大之后不久就开始出现的“回潮” 迹象，使混乱和不满情绪有增无减。听
说中央就赫鲁晓夫报告所发的通报信已经收回。《真理报》转载了中国《人民日报》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中说，斯大林“体现了人民的意志，
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杰出战士”。
最后，6月30日中央作出《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定》，决定指出斯大
林的功绩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还说任何“崇拜” 也无法改变“我国社
会制度的本质”。
无论如何，二十大给社会一个极大的推动，它为重新评价内外政策、分析历史
事实奠定了基础。然而这个过程反反复复，旧势力不甘心就此让步。
赫鲁晓夫的悲剧
人的记忆力变化无常，在受到大众传媒的控制时更是如此。人人都记得“玉米
的光荣史”、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敲皮鞋、他在马涅日画展上与画家的冲突。
然而在这些表面上的事实后面隐藏着重要得多的东西。我想，历史永远不会忘记赫
鲁晓夫揭露“对斯大林个人崇拜” 的行动。的确，他在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分析太
少，主观的成分太多。将极权主义问题归结为外部原因和独裁者的坏性格，这是个
便当而有效的办法，却没有揭示出其深刻的根源。赫鲁晓夫的个人政治算盘也是一
目了然：他率先揭露“个人崇拜”，立刻就将最亲密的竞争者和对手莫洛托夫、马
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冻结起来，这些人和他恰好都是斯大林的亲信。
所有这一切都不错，然而对于历史和大政治说来，他的政治行动的实际后果却
具有重大的意义。对制度的化身斯大林的批判，不仅暴露出整个我国社会极其严重
的状态、其中所进行的政治斗争的扭曲性质，而且暴露出缺少最起码的法制。这一
批判使极权主义在道义上声誉扫地，引发了对体制进行改革的希望，对政治经济领
域和精神生活领域的新的过程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这应当算作赫鲁晓夫的功劳、
他的支持者的功劳。
更不必说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使大批人得到平反，并为在斯大林的监
狱和劳改营中无辜身亡的数十万人恢复了名誉。
在对斯大林的揭露方面，赫鲁晓夫历史作用的矛盾性表现得最为鲜明，一方面
是胆略和勇气，果断和逆潮流而上的决心，另一方面又是政治思维受某些刻板公式
束缚的局限性，不能也不愿揭露他所抨击的现象的深层基础。
如果认为苏联社会历史上悲剧事件的原因仅仅在于“恶棍” 斯大林的个人品质，
那就相反地无异于成为“个人崇拜” 的俘虏。既然问题在这里，那么只需将坏领导
人换成好领导人，我们就可以保证不会重犯错误。赫鲁晓夫仿佛在对大家说：我老
老实实地讲出过去的事情，没有任何隐瞒，相信我吧，跟着我走，一切都会好的。
换句话说，建议大家以一种崇拜来代替另一种崇拜，却无意去触动体制的基础。
赫鲁晓夫不想去深人分析极权主义的原因，而且大概也无法进行这种分析，因
为这就要求他打破那些业已成为他的信仰象征的旧框框。所以，对个人崇拜的批判
看似言辞激烈，其实并不彻底，事先已设定了一定的界限，而实际民主化的进程从
一开始就陷于停顿。
同样的自相矛盾在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中也表现得很突出。他积极地登上国际
舞台，建议实行和平共处，进行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初步尝试；与
印度、埃及等 “第三世界国家” 建立新型关系；最后，力图较为民主地处理社会
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盟关系，结束与南斯拉夫的敌对状态。所有这一切都在国内外受
到普遍欢迎，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而另一方面，则是残酷镇压1956年匈牙利人民的起义；导致1962年使世界濒临
战争灾难边缘的导弹危机的冒险主义因素；与中国的争吵，后来则演变成为长期的
敌对与对峙。
当时内外政策的种种曲折，无疑不仅反映了赫鲁晓夫本人对问题认识的水平和
倾向，而且反映了他不能不正视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影响。来自党和国家机构的压力
特别大。这种压力迫使他随机应变，使他的某些措施只能以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可
以接受的形式表现出来。
据我的观察，如果不是他所处的环境的话，赫鲁晓夫以他的观点和打算完全可
以走得更远。我无法接受那种简单化的说法，似乎他起初是个彻底的改革家，到了
除掉“斯大林的老近卫军并把江山坐稳” 之后，就开始搞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了。
尽管有自相矛盾之处，我认为赫鲁晓夫是一个行动始终如一的人。如上所述，他的
改良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明确无疑的，同样，第二阶段也不能归结为毫无意义的即
兴之作。依我之见，其中也贯穿着改革方针的继续。
就以国民经济委员会为例吧。自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对国民经济委员会只作否
定的评价，有人撰文说，国民经济委员会给我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它破坏了
各地区企业之间所形成的联系，产生了地方主义，造成了对部门的领导和贯彻统一
的国家技术政策中的块块分割。
对这种片面的评价不能苟同。我觉得，当年的许多扩大共和国、边疆区、州、
地方苏维埃机关和某些企业的权利的决定，1957年向国民经济委员会、向以经济区
为基础的按地域原则管理过渡，其目的首先是反对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国民经
济委员会打破了我国经济中的本位主义壁障，缓和了中央的操纵，为发挥地方主动
性、为生产合作和更加有效地利用地区内资源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至于赫鲁晓夫所特有的那种要找到全国都适用的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办法的愿
望十分荒唐，那又另当别论。如果说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大工业中心也许确实显得多
此一举的话，那么在欠发达的共和国和州，它对经济进步起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在
我们斯塔夫罗波尔也是如此，我们正是多亏国民经济委员会，才使食品工业和轻工
业实现了现代化，建立起新的化学企业和机械制造企业、动力基地。
对于1962年十一月中央全会后赫鲁晓夫所搞的党的改组、即边疆区党组织和州
党组织按照生产原则分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的做法，同样必须有所分析。从
边疆区的经验我知道这次分开完全是矫揉造作，而且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勾心斗角
和无谓的争吵。边疆区党委是自己地区实际上的国家政权机关，它手中集中了国家
管理的全部杠杆和线索。必要时它可以集中边疆区的力量和资源去完成某项任务。
一分为二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比方说，我就曾经目睹边疆区农业党委第一书记库
拉科夫与边疆区工业党委第一书记H8．博先科之间没完没了的明争暗斗。从旁看着
这场几乎每天进行的“拔河”、相互盯梢和竞争，可能认为他们从未在一起共过事，
一辈子都是死对头呢。
不过当时就不由地产生一种想法：赫鲁晓夫的意图决不会如乍一看时那么简单。
实际上许多州委书记都是中央委员。地区里出现了两个第一书记，下一次代表大会
上就有可能对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来个大换班。不仅如此：赫鲁晓夫是否打算通过这
个措施、通过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农村的地域生产机构多少削弱一下党对权力的
垄断，取消昔日“省长” 或“有封地的公爵” 的无限权力，让懂行的人、专家和
内行来熟练地主事呢？
当然，赫鲁晓夫并不反对党的领导作用，他只是想使这种领导作用现代化，削
弱党对一切的垄断。但是他在这里却遇到了强有力的反抗，这种反抗最终使他惨遭
失败。
不错，当政治领导高层爆发战争时，他赢了第一轮。1957年，中央委员会，实
际上也就是共和国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