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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了6次，其中还谈到共产党的问题，还对革命民主同盟领导人胡赛作了采访。
革命民主同盟的宗旨是把不愿意与苏联结盟的各种社会主义力量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独立于两大集团之外的欧洲。这个组织声明：“在两大集团处于战争状态时，我们是一个调解人。革命民主同盟拒绝由于害怕一方而与另一方结成联盟。革命民主同盟的主要目的是把革命的要求同自由的思想结合在一起。”胡赛等人向萨特提出邀请，希望他出任这个组织的执行委员，他们希望借萨特的名声扩大这个组织的影响。波伏瓦担心萨特会在这种活动中浪费自己的时间。萨特认为，既然他已经在《什么是文学》中提出“介入”的口号，就不应该在有机会这样做的时候又躲得远远的，于是他决定参加。1948年2月萨特接受邀请担任革命民主同盟执行委员。萨特积极参加革命民主同盟的活动，他的想法是，他可以也应该用自己的行动来影响社会；既然现在他已经具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就不可能无视自己的这种境况；战前那种孤独的个人之梦是永远逝去了，他不再是一个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个体。
在参加了这个组织的一些活动之后，萨特发现，它与自己原先想象的不一样；它根本没有什么革命性，而其头头胡赛推行的完全是一种改良主义的路线，他在表面中立的态度下明显地反对苏联、倒向美国一边。到后来，萨特与胡赛之间的分歧日趋严重。1948年底，革命民主同盟组织了一次会议，许多人到场。在这个会上，胡赛对共产党大肆攻击了一通，造成这个组织内部的分裂。大多数人想与共产党的政治行动保持一致，而以胡赛为首的许多领导人则反对共产党。
胡赛还打算于下年初去纽约同美国工人联合会联系，向它要求资助。萨特这时虽然还不了解这个组织是支持美国政府反共立场的，但知道它是搞阶级调和政策，因此不同意胡赛的行动。胡赛不听，还是去了。第二年４月，胡赛从美国回来。他打算召开一个关于和平的辩论会，来对抗共产党发起的和平运动。在美国期间，他得到美国人的赞扬，也得到一点资助，于是完全倒向美国人一边。
萨特拒绝出席胡赛召开的大会。他自己出钱另外召开了一个革命民主同盟大会，在会上宣布同胡赛对着干。经过同胡赛等人长期不休的争论，萨特感到无法改变这个组织的性质，最后退出了革命民主同盟，他的实际政治活动也告一段落。
萨特这时的政治观点是，在美苏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对立中，他不愿站在任何一方。他既不愿意看到美国毁灭，也不愿意看到苏联被消灭。他认为美苏战争将是一场双重的大灾难。他希望能消除这种对抗和冷战局面，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又感到自身的软弱无力。这时人们盛传苏联入侵的危险。萨特的想法是，如果那样，他就像当年抵抗德国那样，留在被占领的法国。这是为某种社会主义而不是为美国进行抵抗。
从1952年开始，萨特的政治态度有了一个新的变化：他成了共产党的同路人。
这一年暑期，萨特在意大利度假，得知李奇微继艾森豪威尔当上欧洲盟军总司令。在巴黎反对李奇微的游行示威中，共产党人雅克•；杜克洛被捕。游行示威几小时后，他坐小汽车准备通过。他的车座上有两只鸽子，于是他被逮捕。警察的理由是那鸽子是信鸽，是用来同苏联进行密谋联系的，而实际上这两只鸽子是菜鸽，不过是杜克洛准备用作星期天的一道菜而已；加给杜克洛的，是莫须有的罪名。这个“鸽子事件”促使萨特写一篇文章为共产党人辩护。
而在此之前，一本关于拿破仑三世的书《十二月二日政变记》给了萨特很大的触动，使他决心采取行动来支持共产党。这是亨利•；吉耶曼写的，其中对当时的报纸、私人日记和拥护拿破仑三世上台的作家的书作了大量的摘录。萨特由这书产生类比和联想，他把杜洛克被捕看成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事件。
还有一个事件也对萨特造成很大刺激：6月4日发生的罢工由于右派的抵制而失败，右派欢呼雀跃。萨特十分气闷。后来他回忆这一时刻说：“回到巴黎时，我必须立即拿起笔来，否则就会被活活闷死。我夜以继日地写了《共产党人与和平》第一部分。”
他写作时充满激情，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他有5天彻夜未眠，其余的夜晚，只睡四、五个小时。这时他想，他不能不采取某些会使他成为“他人”的步骤，他不能不在总体上接受苏联的观点，同时又坚持自己的观点。萨特在这篇文章中谈到杜洛克被捕是一个可耻的事件，回答了右派与非共产党左派对共产党的种种指责。他试图说明，共产党在何种程度上是工人阶级的必然代表，在何种程度上又是后者的确切代表。
11月，《现代》又发表了《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对6月4日罢工失败作了分析。萨特指出，这次失败是由于工人的泄气造成的。他对群众和工人阶级作了基本的区分：群众是由孤独而软弱的个人组成的结合体，而工人阶级则是由革命实践联合起来的。共产党就是这种实践的必然中介。在文中，萨特说明自己为什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同共产党人保持一致。
《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第三部分完成于一年半以后。萨特在这篇文章中进一步分析了造成6月4日罢工失败的工人泄气的根源。他还引证了19世纪的历史，分析了造成1848年6月和1871年大屠杀的社会气氛。萨特认为，无产阶级的泄气是工业生产不足的产物，这在主观上反映了经济结构加于实践之上的客观限制。随着自动化生产，技术工人与熟练工人之间产生分裂，而熟练工人所受压迫最深，对社会具有唯一真实的观点，也就是生活条件最差者的观点。一种“需要的人道主义”就是以熟练工人、也就是广大群众为基础的。而群众只有通过唯一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共产党才能改变社会从而超越他们的群众地位。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两间余一卒（1945…1957）：“同路人”（2）
开始写《共产党人与和平》时，萨特同共产党还没有任何交往，而且总的来说是厌恶它的。到后来，这文章逐渐变成对共产党的半颂扬性质的文章，而到最后，它反对法国流行观点，实际上成了颂扬共产党的文章。对于萨特现在的政治态度，《现代》编辑部多数人都是赞同的，也有一些人因此逐渐离开了《现代》，其中包括梅洛─庞蒂。
而共产党这一方，很自然地，向萨特表示友好。此前萨特曾应共产党人的约请参加抗议逮捕亨利•；马丁的集会。马丁是法国共产党员，因拒绝参加印度支那战争而被捕。萨特还同其他人联名写信给法国总统要求特赦马丁。
为了提供论据，萨特提议：写一本要求释放马丁的书，一本由他提供评论、由各种有关文章组成的书。这或许是受到吉耶曼的《十二月二日政变记》的启发。萨特干了起来，书名是《亨利•；马丁事件》。由于技术性的困难，这书出版得较迟──1953年10月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而马丁已于8月获释，但这本书的出版是有意义的。而萨特与共产党人的关系，也由于他们的这种合作日益密切起来。
1952年底，萨特参加了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明将在大会上支持这样一些提案：建立在贸易基础上的东西方和平共处，统一德国但不改变双方的经济制度，实现印度支那的和平，接纳中国参加联合国。萨特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说：“如果能够证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各国在经济上是不可能共存的，也就是说，如果生活于其中任何一方的人民必得以摧毁另一方才能工作和填饱肚子，只有这时双方的战争才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并没有任何人可以这么说。”
这时萨特的政治立场以及它的影响不仅在法国，而且存在于其它国家和地区之中。1954年初，波伏瓦和一个朋友驾车去阿尔及尔旅行。在阿尔及尔和突尼斯，他们感受到当地人对法国人的敌意。修车铺、旅馆、饭馆都在营业，但就是不愿意为他们服务，哪怕是端一杯水也不愿意；到处都是敌视的目光。后来他们打算乘飞机回去，把汽车放到一条船上托运。一个突尼斯工人看到车上有萨特的名字，就向其他的人喊道：“喂，这是让─保尔•；萨特的车，咱们先把他的车弄上去！”他又向波伏瓦说：“请代我们向他问好！”波伏瓦十分感动：她真羡慕萨特：这些人一见法国人就露出敌意，而仅凭萨特的名字就能让他们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友好笑容。
1954年5月，应苏联作家的邀请，萨特访问了苏联。在莫斯科，他住在民族大饭店，从那里可以看见红场。他观看了红场上百万人的庆祝游行，参观了大学和工厂，还到苏联作家家中作客。以后在苏联各地的旅行使他疲于奔命。每到一地，都是不断地会见、谈话、观光、旅行、赴宴、……几乎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更没有个人独处的时间。当他提出希望有一天能独自呆着时，陪同的官员们感到疑惑不解，认为这是个人主义的表现，不过最后还是满足了他的要求。
最要命的是吃饭。一路之上总像在过节，总有宴会，总是狂饮。在离开塔什干的那天晚上，一个壮得像牛的工程师提出要同萨特比赛喝伏特加。他们喝完酒，这位挑战者送他去飞机场，一到机场这人就瘫倒在柏油路上。萨特赢了，他支撑着自己走到座位上，但马上就酣睡起来。一觉醒来，他觉得自己不行了，就对译员说，希望到莫斯科后休息一天。但一下飞机，作家西蒙诺夫接他去吃午饭，而他的陪同人员没有提出推迟一天的建议。于是又是一顿丰盛的饭菜，又是哗哗如流水的葡萄酒。饭后，萨特在莫斯科河畔散步，觉得心脏不停地撞击肋骨，到晚上，心跳得更厉害了。第二天，他住进了医院。他的高血压病发作，医生为他作了诊治。萨特本想在６月２１日那天赶回巴黎过４９岁生日，这一下不行了。
萨特对他在苏联看到的一切都很感兴趣。他特别注意苏联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作家与读者、工人与工厂之间的新型关系。在那里，工作、闲暇、读书、旅行、友谊──这一切都包含着与其它地方不同的意义。在萨特看来，苏联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折磨人们的孤独。
1955年6月，萨特和波伏瓦飞往赫尔辛基参加世界和平大会。萨特在大会发言中谈到要求和平与要求自由的关系。他说：“和平要求每个民族都获得独立，要求相互尊重、和平共处。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我们的和平只有一个意义，每个民族、每个人都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也就是自由。在我看来，我们事业的意义就在于：我们要通过自由来建设和平，又通过和平使各族人民都获得自由。”
这一年的9月，萨特和波伏瓦应邀到中国访问。对他们来说，中国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他们对它几乎一无所知。而在中国，除了两三个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