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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惊惧地定位脚，扯了扯母亲的衣袖，“妈妈？”
母亲仰起头，望了望天空忽然就止住雨水的沉甸甸的样子，便也把自己眼中的湿润尽量收住，搂着我的肩继续往家里走。
母亲不打算和我说什么的神情，使我明白，父亲又在和母亲闹别扭。
我说，“妈妈，”我咽了咽唾沫，想压制住心口突突乱跳的慌乱，使嗓子里流出来的声音能够像一条直溜溜的棉线，不要打结扣，不要出现不流畅的断裂。我说，“妈妈，毛主席都说了，要搞团结，不要搞分裂……”我把那时候从小学校里“天天读”学来的毛的语录，终于直溜溜地说了出来，没有断住。
然后，我就说不出话了。
当时，我并不明白，“要搞团结”的这个“搞”字之微妙。
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确是需要“搞”才能“团结”在一起的，他（她）们的性别角色、立场、心理、行为方式等等差异很大，以至于不“搞”是完全无法沟通的。所以，男人与女人之间是天然的“战”友，而不可能是天然的“朋”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搞”好了，就“团结”到一个屋檐下，形成一个小的团体来对付外界的一片片混乱的男男女女。他（她）们在家庭这个团体的利益之下，收敛起作为个体性别的差异，淡化个体之间的矛盾与对抗，维持住家庭的融和与安定，以便于一致对外。
当然，也有“搞”了“团结”之后，又“分裂”的情形。
当有一天这两个不同性别的个体之间的对抗性，强烈到可以置家庭的利益于不顾，那么这个既对立又统一的组合便宣告瓦解、崩溃。
这些道理，当然是我后来才慢慢领悟的。
这时候，我低着头，努力去观察土地上湿湿的泥巴正漫过我的凉鞋，在我的脚趾缝间穿梭，随着我的脚步的移动，那灰乎乎的泥巴出出进进时隐时现。
我尽量把自己的注意力吸引到我的脚上，欣赏着这一种并不好玩的情况是多么的好玩，把自己刚才那种莫名其妙的说不出话来的哽咽的感觉，赶快转移分散掉。
我从小就有一种特殊的消解、转移或忽略事物悲剧成份的本能。任何一种情形都是如此，我总是习惯在事物的对抗性质上膨胀自己的情绪，有一种奋不顾身地在死胡同里勇往向前的劲头，那种不惜同归于尽的毁灭感，很像一个有当烈士癖好的人。但一遇到悲伤，我便自动地想办法调转自己情绪的脚步转弯。比如这会儿，我对自己脚趾缝隙的泥巴的专注，就很能说明这一特点。
母亲说，“你爸爸不想再让奶奶留在家里了。”
奶奶是我家的保姆，已经照料我们全家的日常生活好多年了。她只有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早年被她的男人打瞎后，再也没有睁开过。从奶奶来到我家，几年来她哭过无数次。她哭的时候，为了不和她一起伤心，我就专注地留心观察她的那一只瞎掉的眼睛，我发现那只眼睛从未流出过泪水。
我曾问她，为什么要哭？
奶奶说，因为伤心。
我说，为什么那一只眼睛不伤心？
奶奶说，因为它已经不会了伤心。
我说，为什么那一只眼睛不伤心？
奶奶说，因为它已经死了，被她的男人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就给打死了。所以，她才离开了他，才来我家里干活，受爸爸的气。
我说，等我长大了就去找你的男人，我要他赔你的那一只眼睛。
奶奶说，傻拗拗，长大了要嫁个好男人，就不会受苦。
我说，等我长大了，我要让他受苦，比如T老师那样的男人。
关于奶奶要我将来嫁个好男人这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
那时候，我有一个吃饭时总把筷子掉到地上的毛病（这个毛病一直延续到现在也没能根除），一顿饭吃下来，总要换两双或三双筷子，因为我的兴趣完全没在食物上。我总是一边吃着，一边东望望西瞧瞧，吃一会儿就把筷子放在碗上，手里拿起身边的一本什么书或者什么好玩的东西，看上一会儿，再接着吃饭。吃一会儿，又停下来，把筷子放在碗上，手里又拿起什么。屡次三番，心不在焉，碗上悬放的筷子不免被碰到地上。每每总是奶奶再给我拿来一双干净的。奶奶便叨叨我说，“攥筷子攥得近，将来嫁得就近；攥筷子攥得远，将来嫁得就远。你呢，干脆把筷子弄到地上去，这么漫不经心怎么行！”
我不知道奶奶的这些老理有什么科学根据，就装作没听见，继续把筷子掉到地上。但是，我的确不是存心的。
奶奶对我的家庭的价值，是我长大之后才领悟到的。她默默无声地为着这个家庭的“荒地”，除草、灌木，她坚持着用汗水使这片荒凉的废弃之地变成田庄，她在这里永远旋转着她的围裙，日复一日地、不知疲倦地重复着日常琐碎的劳作。她不停地为这个家献上筵席，慷慨地喂养着它，试图使这个家庭的生命之光，能够在她的劳作之下存活下去。她在这里丢失了她自己，她可以读出这个家里的所有无声的暗语和符号，她为它奉献了全部的精力。
但是，她终于没能使它苏醒过来。
她最终的离开，使这个家庭像一个活人渐渐停止呼吸一样，慢慢停止、消逝……
父亲的叫声像一声响雷滚过来，我本能地闭了一下眼，很怕那声音击中我的眼睛，成为奶奶那样的一只眼睛的人。
我迟疑着脚步，扯扯母亲的衣袖，怯怯地小声说，“妈妈？”
“奶奶在等着和你告别呢。”母亲继续搂着我往家里走。
我磨磨蹭蹭，“为什么？我不想让奶奶走。”
“拗拗，听话！”
我说，“爸爸为什么要她走？”
母亲不说话。
我在心里默默分析着爸爸让奶奶离开我家的原因。这使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在我尝试喂养麻雀之前，我曾在家里养过一只小狗，因为它的嘴很大，双眼皮的眼睛格外温柔妩媚，一身乳白色的皮毛干净而高贵。我和妈妈就给它取名为索菲亚罗兰。索菲亚罗兰从小就非常聪明幽默，表现出坚定不移的立场和果断的判断能力。但是，它的参与意识过强，凡事都要表态，这决定了它的命运的不祥。
往往在星期天早晨，我起床后就找不到自己的鞋子了。因为在前一天晚上，我和母亲商量第二天去公园游玩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索菲亚罗兰。所以第二天清早，它就会把我的鞋子藏起来，然后卧在我的床边，等待我醒来后发现鞋子的失踪，以显示它的重要性和不可忽视。
我记得在七十年代中期，中国的家庭还没有广泛地使用电视。那时候。我家里有一台比较高级的俄式无线电收音机，每天清早七点钟，我父亲便气愤地准时打开收音机听新闻广播，同时宣布了全家起床的号令。这时候，索菲亚罗兰就会安静地坐到收音机前来，一动不动地倾听每一条消息，并毫不掩饰地表示出自己的喜悦或愤怒。它是家里除了我父亲之外第二个关心政治的“人”。听完了新闻节目，往往是一段固定的乐曲，这是索菲亚罗兰最欢喜的节目，收音机里一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它便兴奋地随着曲调“喔……喔……”地引吭高歌。
有一次，大约是在七五年底或七六年初时候，新闻里播诵完“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文章，索菲亚罗兰莫名其妙地不高兴了，当即对着收音机里的那一篇社论撤了一泡尿。这种有失文明教养的行为，在它短暂的成长史中从未发生过，它在我家里从小就不随地大小便。所以那一次它的行为，令我们全家无比惊诧。但是，我全家人包括我父亲在内，似乎都十分理解它的不高兴，我父亲还说了一句，“连狗都不爱听。”结果，索菲亚罗兰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可是，事隔几个月之后，它故技重演。那是在七六年清明前后，收音机里正在非常严肃地播诵人民日报社评论员关于“四五反革命事件”的文章，这一次，索菲亚罗兰不等新闻节目结束，就又冲着收音机撤了一大泡尿。
索菲亚罗兰不喜欢我父母闹别扭，如果他（她）们长时间互不理睬，它就会分别去拽他（她）们的衣袖，往一起拉，晚上睡觉前，它就会把我父母的睡衣叼到一块去。如果，他（她）们争吵，它就呜呜地哭起来，以此来打断他们的战局。
表面上索菲亚罗兰做着不偏不倚的调解、统战工作，实际上它心中非常有数，倾向性非常明确，它是我和母亲的忠诚的同盟。
父亲当然早已察觉这一点，但一直容忍着它，等待时机。
我父亲与索菲亚罗兰之间的战斗，其实早已在暗中默默地酝酿，这种无声又无形的较量早巳心照不宣地存在着。
索菲亚罗兰很懂得韬光养晦，深藏不露，蓄势待发，决不做出要与父亲分庭抗礼之举。战斗在静水之下激烈地涌动、展开。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在家中选择一只狗作为他使用这一种高级战斗方式的对手。他对母亲、奶奶和我，从来都是表里如一，明暗一致，没有桌子上边的简单动作与桌子下边的高难动作之分。对我们，他的愤怒都写在脸上。当然，父亲无论在地位权力上、在性别的生理优势上（父亲的身材非常之高大强悍）、还是在经济实力上，他无疑都是家中的绝对权威。但是，通过父亲对索菲亚罗兰的藏而不露的含蓄或者收敛的态度，也使长大之后的我反省出来另外一个原因：父亲的粗暴、专制与绝对的权势，正是母亲、奶奶和幼年的我，自动赋予他的，我们用软弱与服从恭手给予了他压制我们的力量，我们越是对他容忍、顺服，他对我们就越是粗暴专横。
而索菲亚罗兰不，它貌似服从，那是因为它不会说话，它的不动声色决不是退让，它是用一种无声的消极态度，表达了它的积极的参与意识。这种内在的外人不易察觉的抵触和较量，父亲和索菲亚罗兰心里都十分清楚。只不过时机不到。
他们都按兵不动罢了。
另外一个使长大之后的我想到的问题是，他们都是同一性别，父亲是一个男性气质十足的男人，索菲亚罗兰是一只公狗。我们从政坛、商界、战场乃至情场，都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凡是他们（或以他们为多数）聚集的地方，都是斗争的手腕最为高级、尖锐而残酷的地方。
但是，索菲亚罗兰与我父亲的矛盾，终于还是抑制不住地爆发出来了。
有一次，我父母不知为了什么争吵起来，大概涉及到另外一个男人。父亲一天到晚忧虑重重，疑神疑鬼，把自己的神经绷得过于紧张。那一次他的火发得特别大，气势汹汹，不可一世。我母亲也不再示弱，坚持自己的态度，认为我父亲的一切猜测都是无事生非，捕风捉影，都是他的想象力不正当地膨胀的结果。我父亲气急败坏，一挥手就把我母亲的眼镜掀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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