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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安生：在目前中日关系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下，我们作日本研究的学者常感到困惑，我们能做些什么工作？一九三一年，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曾经到日本访问，回国后，他说，六十年来，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认识和心理，是“轻日”、“师日”、“亲日”、“仇日”，但就是缺少“知日”。这番话记得是说在五六月间，话音未落，六月就开始闹“万宝山事件”，拉响了“九一八”的序曲。“知日”成了最后关头的警示。当时最早回应“知日”这一历史要求的就是《大公报》，就是王芸生的这个专栏和这部书。其后，在战云逼近的“仇日”声浪下，一批学界文化界名人也努力回应这个要求，掀起一阵研究日本人、日本文化、政情敌情的高潮。但其实到现在，“知日”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许多研究日本问题、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学者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过去浩大的“知日”群体，但好像对社会发言的勇气、空间和影响力反倒不如过去，学界与政界、新闻界的互动也很少。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谈“以史为鉴”，战后中日两国关系的历史离不开美国，要解决中日之间的问题，也离不开美国。一九四八年东京军事法庭赦免了天皇的罪行，保留了天皇制，当时《大公报》即发表社论专门谈这个极其严重的问题，赦免了天皇就是保留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治基础。可以说当时以王芸生为代表的《大公报》发出了最鲜明的反对声音，他们对历史是有功的，但没有留下痕迹。
一九八○年刘大年先生去日本访问，当时他正在撰写这部书的《读后记》，提出了对“国无常仇”这一提法的不同意见，认为不能笼统言之。那时正值恢复邦交、中日友好的新的“蜜月”期，我和有些人还认为刘先生的坚持有些冷峻，但现在的日本人并不接受你阶级分析的“国无常仇”的观点，而且仇恨还在再生产之中。有许多问题王芸生当年就认清了，不过在历史中流失掉了，十分可惜。
刘晓峰：读王先生这部书，非常钦佩他那份拼命努力的精神。在那么短的时间做出这么大的一部书，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起到这么大的作用，深觉当时那一代记者、学人在很多地方都比我们这一代出色。看这本书我想到，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到今天，日本战败有六十周年了。这六十年中，日本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些变化的意义，有一些是我们中国人并不十分了解的。从思想观念上讲，日本原来的伦理秩序（如武士道）已在战败时被打碎。天皇作为武士效忠的对象，按照日本传统的武士的伦理，同样是该有一份“节气”的，他应该以死报答那些“樱花武士”们。即便不死，至少他应当对战败负起责任选择隐退，但战争结束之时他并没有这么做。日本一些军界高层也逃脱了责任。所以一九四五年前武装过“皇军”的旧伦理在这里出现了解释上根本性的缺欠和困难。另一方面，这六十年也是美国和西方对日本持续发生影响的六十年，是战后民主制度逐渐扎根日本的六十年。经过欧风美雨的淘洗教育，民主、法制等观念已经相当程度渗透到当代日本人生活之中。当然，西方思想和日本自身的传统思想之间有很多矛盾。这两者六十年来能在日本社会中长期共存，就实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再比如，驻日美军基地已存在了六十年，直到今天，用于驻日美军活动的军事基地及其附属设施面积之和超过了日本四个大岛中最小的四国岛的总面积，而且美军那些基地全都位于战略要冲。政治上经济上美国对日本的控制在日本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美国对日本的影响非常之大，在考虑中日关系时应把这一点作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加以考虑。
我以为，日本当代社会面临着自己的困境。九十年代以来，经济上长期不景气让很多日本人都在重新思考日本民族自己的出路。该怎么样认清当代日本社会？我读王先生这部书，深深体会到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是我们这代学者的责任，战后六十年来的日本，应该好好作一研究。
董炳月：这套书的价值之一是系统地提供了一八七一年之后约六十年间中日关系方面的具体知识。有些知识与当前的某些社会事件构成了参照。比如二○○五年春天发生在大陆的“抵制日货”问题。王芸生的这套书告诉我们，近代中国最早的“抵制日货”运动发生在一九○八年。屈指算来，中国人“抵制日货”的历史已经有九十七年。断断续续“抵制”了九十七年，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每次的“抵制”都没有效果。既然如此，如何才能走出“抵制日货”的怪圈、来一点更有效的行动？
这套书提供了系统的知识，因此具有很大的“生产性”——具体说就是能够让读者以此为基础重新思考许多问题。我通过阅读就开始怀疑某些本来习以为常的观念或者历史表述。首先是中国“抗日”的起点问题。“八年抗战”的说法本是人们习以为常的，所谓“八年”是从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变”算起。后来把起点前移到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多出来七年，又说是“十五年抗战”了。但是，王芸生先生告诉我们，日本武力侵略中国是从一八七四年进攻台湾、占地杀人开始的。同时，以高山族人为主的台湾同胞进行了英勇抵抗。就是说，中国的“抗日战争”虽然是从一九三一年或者一九三七年开始的，但中国人的“抗日”早在一八七四年就开始了。我想，如果把一八七四年作为抗日的起点，不仅能够更全面地显示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还能够说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第二是“中日友好”问题。在近代以来日本残忍地侵略、祸害中国的历史基础上，怎样的“友好”能够建立起来？我们已经习惯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建立起来的“中日友好”，仔细想来，那种“友好”缺乏国民层面的真实性，缺乏历史基础，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操作，或者说不是一种国家关系的常态。现在，历史问题转换为现实问题，两国老百姓各自发出心底的声音，“友好”就崩溃了。今后如何重建中日关系，建立怎样的中日关系，是必须思考的问题。第三是对于“八一五”的表达问题。对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日本投降，在日本有两种表达，一种叫“终战”，一种叫“败战”。我本来以为这种区别表达的仅仅是日本人不同的历史态度，现在看来并没有这么简单。可以说，两种不同的说法也表达了日本与中、美、苏国家关系的差异。“二战”中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一员，逻辑上反法西斯阵营的胜利就是中国的胜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确实是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问题显然还有另一面。中国的“胜利”与美国或苏联的“胜利”大不相同。美国是在攻占冲绳、扔了两颗原子弹、轰炸东京之后胜利的，苏联是在出兵中国东北、扫平日本关东军之后胜利的，而中国胜利的时候国土还处于分裂为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状态，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还在日军控制之下，共产党政府还在黄河西岸，国民党政府还在遥远的重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抗战胜利”其实是“抗战结束”——因美苏出兵痛击日本，中国的抗战得以结束。“胜利”值得庆祝，而“结束”值得反思。
从王芸生的这套书中可以看到一个事实：清政府腐朽无能、将统治集团的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是导致日本入侵的原因之一。在这个意义上，侵略与被侵略实质上构成了“制度的共谋”。腐朽的制度不仅阻碍民族发展，为异国入侵提供可能性，并且在关键时刻出卖民族利益。张季鸾在一九三二年为该书写的序言中痛感“国家之可危可耻”，王芸生本人在一九七九年所写的《修订导言》中引用马克思的观点批判反动政府为了阶级利益而牺牲民族利益，都说明了这一点。后来蒋介石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都是把统治集团的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为日军的长驱直入提供便利。“八一五”之后又“下山摘桃子”、“劫收”甚至发动内战。近代中国国家内部的不同政治势力如何被日本军国政府分化、利用，如何被日本军国政府用于对中国的侵略，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反省的问题。知耻近乎勇。只有这样，才能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接受历史教训，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金以林：一九九五年，我因工作需要曾认真读过一遍《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时间过了整整十年，可以说研究这一时段的中日关系，至今还没有一部学术著作可以超越王先生的大著。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唯一一次彻底的胜利，虽然这一胜利不排除有外部因素，但不可否认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赢得了一次历史性的胜利。尽管由于美国和苏联的参战，加快了日本的投降，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抵抗，又何尝不是为全世界人民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贡献出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今天，我们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时，绝不应该轻视中华民族为此做出的伟大贡献。
返回目录从那霸到上海
□孙 歌《读书》2006年第4期
二○○四年的圣诞节，我是在冲绳的那霸度过的。
当飞机准备着落的时候，我经验了一次奇特的低空飞行。透过窗口，可以看到下面美丽的海浪透明地追逐着，幻化着，飞机就在海浪上掠过。不知是否是幻觉，依稀觉得看到了水底洁白的珊瑚礁。听说珊瑚死后的颜色才是白的，而白色珊瑚会把深蓝色的海水点染成美丽的碧绿：冲绳渔民视绿色海水为死亡的颜色，因为水底一定有珊瑚的遗骸。飞机抖动着机翼，掉转着角度，舱外的天空和海洋倾斜着连成一体，海天一色，让人产生幻觉，不知道人在天空还是在海底。我不记得这低空飞行持续了多久，但这个迥异于其他机场着陆方式的低空滑翔，却把一个美丽的时间维度定格进了我的记忆。
几天之后，我才从冲绳人的口中得知，所有进入那霸的飞机都必须要在起飞之后和降落之前保持一段时间的低空飞行，因为，冲绳的领空被美军占领，民用客机不能够进入高空。为此，飞机要承受更多的风险，耗费更多的能源。当我听到这个事实的时候，几天前那个美丽的定格在瞬间轰毁。眼前浮现的，却是几年前在海南岛我国领空发生的与美军飞机撞机的镜头！
冲绳，是一个被占领的岛屿。一九四五年美军攻占冲绳岛的时候，截断岛上南北通行要道，把当地人集中到固定区域，不许他们随意走动，并在岛上划出大块地区筹建军事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