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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教的精义，在于分辨贵贱，分别亲疏，和用以判断是非，处理事物。没有官位（名），就不能发挥，没有权力（器），就不能成功。官位不雷同，权力有大小，上下分明，秩序自然建立，这正是礼教的主要内涵。如果丧失官位（名）和权力（器），礼教怎能单独存在？从前，卫国仲叔于奚，对国家建立大功（齐国攻击卫国，在新筑【河北省大名县南】会战，卫军大败，新筑平民仲叔于奚聚集兵民，击退齐军，救出卫国当权国务官孙良夫），卫国赏赐给他一个村落（邑），仲叔于奚不愿接受此项采邑，却愿国君准许他使用只有贵族才可以使用的一种佩戴在马脖上的红缨。孔丘认为，宁可加封他更多的村落，也不可准许他使用红缨。无他，只有官位（名）和权力（器），不可以随便给人。这是君王的责任，如果不坚持原则，国家就会跟着灭亡。那时候，卫国国君正盼望孔丘出任政府官职，孔丘提出“正名主义”，认为名分不正，人民就有一种不安的情绪，不知道做什么好和做什么不好。马脖子上的一朵红缨，不过是一个装饰品、小玩艺而已，孔丘却珍惜它。确定名分，看起来不过是一件细微的小事，孔丘却置于优先顺序。只因为名分、等级，如果混乱，上下关系便无法维持。任何事物，从没有不从小地方做起，而能建立伟大勋业的，圣人（孔丘）有长远考虑，所以在小的节目上着手治理。普通人眼光短小，必须等到发生弊端，才图补救。矫正小的节目，用力小而收效大。补救已造成灾害的弊端，则使出全身力量，却不见得可以成功。《易经》说：“履霜坚冰至”，《书经》说：“一日二日万幾”，就是指这类事件而言。所以我特别指出：稳定等级最好的方法是正名。
自从周王朝国王姬胡（十任厉王）、姬宫涅（十二任幽王），政治腐败，周王朝急剧的走向下坡，法律纪律全被破坏，下位的翻过来欺凌上位，上位的权势尊严，日益衰退。各个封国，几乎全成了独立王国，互相攻杀。十分礼教，已丧失了七八分。然而姬昌（文）、姬发（武）留下来的政权，却仍能够绵延不断，只因为姬姓子孙，还能够保持“周天子”的名分。这需要举一个例证：从前，晋国国君（二十四任文公）姬重耳，对周王国建立了大功，当周国王（二十任襄王）姬郑要酬劳他时，姬重耳请求准许他死后用只有天子才可用的“隧葬”仪式。姬郑拒绝，说：“这是皇家传统制度，从来没有不是天子而用天子礼仪的。假如有这种现象，连叔父大人（姬重耳）恐怕都会反对。不然的话，你有的是土地，想怎么葬就怎么葬，还请求国王批准干什么？”姬重耳畏惧礼教，不敢坚持。（前六三六年，姬郑的弟弟姬带，跟姬郑的皇后妻子翟叔隗通奸，姬郑流亡汜邑【河南省襄城县】，晋国国君【二十四任】姬重耳起兵勤王，诛杀姬带，迎接姬郑还都。周王朝和势衰后的周王国，君王们对封国国君，总是称叔父或伯父，大概是一种政治艺术。封国国君下葬，棺材从地面用绳缒下，直抵墓穴。国王下葬，却要先凿一个隧道，把棺材从隧道中抬进去。）所以，周王国的领土，并不大于曹国（山东省定陶县）、滕国（山东省滕州市）；周王国的人民，也不多于邾国（山东省邹县）、莒国（山东省莒县）。可是，数百年下来，仍隐然是天下共主，虽以晋国、楚王国、齐国、秦国的强大，都不敢侵犯它，原因何在？不过是名分尚存的缘故。至于鲁国的季姓家族、齐国的田恒家族、楚王国的芈胜家族、晋国的智姓家族，他们的力量或声势足可以罢黜国君而自立，然而，他们不敢。难道他们力量不够，心里不忍？当然不是，只是恐惧干犯名分，招来杀身之祸。而今晋国国务官（大夫），视国君如无物，三分晋国。周王国的国王（天子），不但不能兴兵讨伐，反而公开加封他们官爵，擢升他们当封国国君，使他们成为国际上一个成员。对残留的一点名分，不但不能维护，反而去糟蹋它。祖先（先王）传下来的礼教，到此荡然无存。或者有人以为，在那个时候，周王国衰弱，赵、魏、韩三家强盛，纵想不加分封，也办不到。是又大大的不然，即令赵、魏、韩更强更大，假令不怕天下的诛杀，而蛮干到底，他满可不必请求天子加封，自己干上就行了。问题在于：不请求天子加封而自己坐上国君的位置，就成了叛逆，天下如果有姜小白（桓）、姬重耳（文）之类国君，必然用礼义作号召，发动大军攻打。而今却是天子批准的，是奉天子的命令当封国国君的，谁能说他不对？谁能讨伐他？所以赵、魏、韩三大家族之被封为封国国君，并不是赵、魏、韩三大家族破坏礼教，而是周天子本人破坏礼教。君王和人民间的官阶身价，既不能保持不变，当然是诉诸力量，看谁的智谋最高和谁的拳头最大。结果，圣贤后裔当封国国君的，终于全部消灭。人民受到涂炭，几乎死绝，岂不哀痛。
柏杨曰：
司马光从没有一本专书或一篇专文，完整的表达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立场，却在《资治通鉴·司马光曰》评语里，陆陆续续、零零星星的透露无遗。（这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称“臣光”。）当十一世纪宋王朝宰相王安石正推行政治改革，以图拯救正向死亡之谷奔驰的帝国之时，司马光率领传统保守的士大夫群，坚决抵制。结果改革失败，腐烂加速，半个中
国，丧失在北方新崛起的金帝国之手。
在《司马光曰》中，可以充分看出司马光的意识形态，他有一种崇古的狂热和一种维持现状的固执。他关心的是官僚群和大地主的利益，远超过关心人民的利益。我们了解他的基本立场后，才能了解他苦口婆心以赴的目的何在。
司马光最服膺的是孔丘的正名主义，我们解释正名的意义是：“是什么就是什么。”当选总统还没有就职，是“总统当选人”；就职之后，则是“总统”；下台摆地摊，则是“小贩”。而孔丘的正名认知，却恰恰相反：“是什么偏不是什么。”具体的说：“曾经是什么，就永远是什么。”楚王国早就是一个王国，身为首领的酋长早就是自称和被称国王，可是《春秋》却咬定牙关，硬称楚国王是“楚子”，你不是说你是国王么，我偏偏称你五百年前周国王初封你时的那个官位——“子爵”，因为你本来就是“子爵”嘛。这种胶柱鼓瑟式讲礼教、定名分的正名主义，在当时不过是为了对抗动乱的一种手段，然而，发展下来却成了一种政治意淫，不切实际，而且把自己陷入一个被嘲笑的困局。
公元前四七八年，齐国国君（三十任平公）姜骜，跟鲁国国君（二十八任哀公）姬蒋，在蒙邑（山东省蒙阴县）举行高阶层会议，二人见面时，姜骜向姬蒋叩头（八世纪之前，中国人席地而坐——正确的说，是坐在自己的小腿上。所谓叩头，只是深深的把头俯下。跟八世纪后必须屈辱的先行双膝跪地的叩头不同），这是所有礼节中最尊敬的一种。可是，鲁国国君姬蒋，却双手一拱，只作了一个揖。这情形跟现代社会交际场合，你先伸手，对方却不伸手，只微微的点一下头一样。姜骜跟他的随从大臣，都怒不可遏。鲁国宾相引经据典的说：“依照礼教的规定，国君见国君，不过作揖，国君只有见国王时才叩头，你们怎么连这都不懂？”齐国确实不懂，不过不久就懂了。四年后的公元前四七四年，两国国君在顾邑（山东省鄄城县）再度会盟，齐国早就准备妥当，届时一声令下，跳出几个壮士，抓住姬蒋，强迫他向姜骜叩头。这时礼教派不上用场，姬蒋只好叩头。齐国为这件事，还编了一首诗歌：“鲁国人冥顽不灵/多少年都不清醒/使我们难以为情/他们死守着儒书/引起无谓的纷争。”
公元前五世纪二○年代就成为笑柄的那种礼教，司马光不但用来评论同为公元前五世纪九○年代的三家分晋，还在该笑柄发生后一千五百年的十一世纪，拿到桌面上膜拜。
司马光是一位正统的儒家学派学者，竭力反对古代所没有的任何东西和任何改革现状的措施。他跟宋王朝六任帝（神宗）赵顼之间，有一段生动的对话，充分表露出这种思想。赵顼曾经问他：“公元前二世纪的西汉王朝，如果一直守着它第一任宰相萧何制定的法律规章，不加改变，你以为可以吗？”司马光回答说：“当然可以，岂止守着西汉王朝可以，即令公元前二十四世纪的那些君王和夏、商、周王朝所制定的法律规章，一直用到今天（十一世纪）的话，也都十分恰当。刘彻（七任武帝）改变祖宗的法，盗匪遂遍中国。刘姡Вㄊ蝗卧郏└谋涓盖椎姆ǎ骱和醭蛑ト酢Ｋ裕孀谒贫ǖ姆晒嬲拢圆豢捎腥魏胃谋洹！�
司马光的政治思想是一项狂热偏执的时代反动，跟鲁国国君（二十八任哀公）姬蒋一样，只能把事情搞得更糟。赵、魏、韩三大家族，瓜分晋国，司马光断定，如果周国王不加封爵，他们自称为封国国君的话，那就是叛逆，遇到像姜小白（齐国十六任国君桓公）或姬重耳（晋国二十四任国君文公）这样的人，就会兴兵讨伐。然而事实俱在，楚王国首领早就自称和被称国王，并没有人封他，那可是最早的和最典型的叛逆，而且跟姜小白、姬重耳同一个时代，撞了个正着，姜、姬二人岂敢给楚王一记耳光？对称“国王”的叛逆，都干瞪眼，怎么能预卜对不过称“国君”的叛逆，就动手把他干掉？封国林立下的国君们，他们自己互相攻杀，大吃小、强吃弱，从没有人因为谁是国王加封过的“圣贤的后裔”而饶了对方的。怎么偏偏赵、魏、韩会由于是国王加封的而没人敢碰？而且恰恰相反，碰他们的人可多的是，就在加封后的第二年（前四○一年），秦国就攻击魏国。
司马光还犯了举证的错误。周王国所以残存，不是因为他们国王遵守名分——仅只遵守名分，便可保持政权不坠，天下没有这回事。而是它太弱太小，不构成力量，而又有残余的利用价值。卫国比周王国生存更久，难道卫国比周王国更为美妙？至于子启之宁愿国亡也不愿当君王，不知道是听谁说的？史实是：子受辛以嫡子身份继承帝位时，根本没有人拥护庶子子启夺权，不是他不敢，而是他不能。犹如柏杨，不是我不敢当美国总统，而是我不能当美国总统。吴季札是另一种情势，他如果当了国王，才是遵守礼教；拒绝当国王，反而破坏礼教，因为老爹下令兄终弟及，哥哥们都严格遵守，只有吴季札公然背叛“君”“父”，以致引起流血政变。
司马光这位儒家学派大师，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中，没有民主观念，更没有人权观念，只有强烈的维护既得利益阶层的奴性。他要求的是，平民必须安于被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