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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们说，金玉均在改革运动中，没有注重与人民群众结合的问题，这显然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因为他依靠了日本的力量，就把他评为亲日派，那就会陷于虚无主义。他利用日本力量的目的并不在于搞亲日的改革，而是基于对当时力量对比关系的精细考虑，要使之有利于开化党一边。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策略。
父亲曾说，金玉均的政变落得“三日天下”的命运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改革派不相信老百姓的力量，而只依靠了宫廷内部势力，应该从他们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我猜想，父亲当时到间岛和上海去的目的，是要直接去了解国外独立运动的实况，争取新的同志，以便建立日后的斗争方略。
从世界范围来看，当时，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问题还不大成熟，还没有形成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运动的方式和方法。
父亲到间岛和上海去的时候，中国革命由于军阀内战，帝国主义列强干涉，经历着一进一退的严重挫折。中国革命的主要障碍是美国、英国、日本等外来势力。然而，流亡海外的许多独立运动者却寄希望于帝国主义，只是探讨应该借助于哪个大国，以空谈消磨时间。
间岛的形势，使我父亲更坚定了要靠朝鲜人的力量争取朝鲜独立的信念。父亲从间岛回来后，为了教育群众和团结同志，废寝忘食地工作。
这时，我们离开万景台，搬到烽火里住。父亲和在万景台时一样，白天在明新学校教书，晚上，到夜校去进行群众启蒙工作，每天很晚才回家。
有一次，我在一个学艺会上，按着父亲写的讲稿做了反日演说。
当时，父亲创作了很多革命诗歌，教给学生。
有很多独立运动者到烽火里来找父亲。父亲也常为找同志到平安南道和平安北道以及黄海道一带去。在这过程中，培养了骨干，并打下了群众基础。
1917年3月23日，在平壤学堂谷李辅植家里，父亲同张日焕、裴敏洙、白世彬等爱国的独立运动者一道，成立了朝鲜国民会。加入朝鲜国民会的青年战士们，割破手指写下了血书“朝鲜独立”、“誓死”。
朝鲜国民会是一个秘密组织。它的目的是，全体朝鲜民族团结一致，用朝鲜人自己的力量争取国家独立，建立真正的文明国。它是在三·一人民起义前后，朝鲜的爱国者在国内外组建的许多组织中规模最大的反日地下革命组织。
1917年，国内还很少出现秘密组织。韩日合并后组织起来的独立义军部、大韩光复团、朝鲜国权恢复团等各团体，都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到了这个时期全被解散了，当时，一旦查出谁在搞地下活动，一概逮捕论罪，所以一般人根本不敢参加那种活动。就是有志之士，在国内也一筹莫展，只能到国外去组织各种反日团体。连这种勇气也没有的人，就在朝鲜境内，在总督府的许可下，搞一些不触犯他们的消极活动。
就在这样的时候，朝鲜国民会诞生了。朝鲜国民会是具有彻底的反帝、自主立场的革命组织。它的宗旨中阐明：欧美势力将在东洋扩展起来，日本必将同他们争夺霸权，待到那个时候，朝鲜人要用自己的力量达到朝鲜独立的目的，为此要谋求团结同志，并作好准备。从它的宗旨中可以看出，朝鲜国民会与寄希望于外来势力的人不同，是站在朝鲜独立必须用朝鲜人自己的力量来争取的自主立场上的。
朝鲜国民会订出远大计划，要派同志们到间岛，把那里变成独立运动的策源地。
朝鲜国民会的组织很严密。朝鲜国民会吸收成员要经过锻炼和考验，并进行严格选拔，建立纵向组织体系。委员之间使用暗号，秘密文件也都用暗号编写。朝鲜国民会决定每年在崇实中学开学那天召开会员的定期会议。朝鲜国民会后来组织了学校契、碑石契、乡土契等合法的外围组织，以此作为掩护。朝鲜国民会下设区域长。为了同国外人士取得联系，还在北京和丹东分别派了通迅员。
朝鲜国民会是建立在牢固的群众基础之上的组织。朝鲜国民会吸收工人、农民、教员、学生、军人（独立军）、商人、宗教徒、手工业者等各阶层的群众入会，它的组织，国内自不用说，还广泛分布于中国的北京、上海、吉林、抚松、临江、长白、柳河、宽甸、丹东、桦甸、兴京等地。
在成立和扩大朝鲜国民会的过程中，我父亲结识了很多同志，如张哲镐、康济河、姜镇乾、金时雨等。父亲为了寻找和联系他们所倾注的心血是难以用语言、文字表达的。为了争取一个同志，他常常不辞辛苦，跋涉千里。有一次，吴东振在去黄海道的途中，突然来到我家，和父亲会面。那天，吴东振显得容光焕发，格外开朗。他高兴他说，他碰上了一个出色的人。他说：
“这人名叫孔荣，是碧潼人，年纪还很轻。见识高，九尺高的大汉，又是个美男子。人很稳重，还会拳术，若在过去，无疑是兵曹判书之材哩。”父亲一听，也高兴他说：“自古说，伯乐之功高于千里马，这么说，吴先生的这次碧潼之行给运动立下了一大功绩喽。”吴东振走后，父亲叫大叔编几双草鞋，第二天，我父亲穿上新草鞋就上路了。差不多过了一个月，父亲才回来。不知他走了多少路，连鞋帮绳都断成一截一截的了，可是父亲一点也没有显出疲惫的样子，而是满面笑容地走进了院子。
父亲见过孔荣回来，非常满意。
我从小就从父亲那里学到了热爱和珍视同志的重要道理。朝鲜国民会的成立，可以说是自“韩日合并”后，父亲多年来在国内外积极开展的组织工作和宣传活动的总结。无疑，父亲是打算通过这个组织打开一个大局面的。
不料，这个组织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1917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发现了有关朝鲜国民会的线索。
刮大风的一天，三个警察突然闯进正在上课的明新学校教室，不问青红皂白地逮捕了我的父亲。
跟着我父亲到麦田渡口的一位姓许的人在渡口，受父亲的嘱托，跑来找我母亲。
母亲按照父亲的嘱托，上屋顶取出秘密文件，扔进灶坑烧掉了。
从父亲被捕的第二天起，烽火里的基督教徒们就聚在明新学校，为我父亲的释放做了早祷。平壤和江东的人民群众拥到平壤警察署，提出请愿书要求释放我父亲。
住在万景台的祖父，听说要审判我父亲，便叫大叔到平壤警察署去问我父亲，要不要请律师。叔叔对父亲说，就是变卖一些家产，也要在审判时请律师来辩护。父亲一听这话，马上就不让他说下去了。父亲说：
“律师用嘴说话，我也用嘴说话，不必花钱去请律师。我根本没有罪，没有必要辩护！”
日本帝国主义在平壤地方法院对我父亲进行了三次审判。每次审判，父亲都坚决表示抗议，说，朝鲜人爱自己的祖国，为此做了点事，要论什么罪？
我不能承认当局的这种毫无道理的审理。
于是，审判拖延下去。在第三审时，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判刑。
父亲被逮捕后，亨禄叔叔和二舅（康用锡）一起到烽火里来，要把我们接回万景台。可是，母亲对他们说，要在烽火里过冬。其实，母亲那时决定不搬回万景台，是为了同那些找我家来的朝鲜国民会会员和反日运动者接上头，并处理一些善后工作。母亲把善后工作作完后，第二年春天，才领着我们回万景台。那时，我祖父和外父一道，拉着牛车到烽火里来搬走了家档。
那年的春天和夏天，我过得很不愉快。我问母亲，过多少天爸爸才能回来。而母亲总是用“很快就会回来的”这句话来搪塞过去。有一天，母亲领着我到万景峰的秋千场去。她抱着我坐在秋千上，对我说：
“曾孙（金日成主席的曾祖父和曾祖母称金日成主席为”曾孙“，故母亲也称他为曾孙），那前边大同江的冰都化了，树上长出了绿叶，可你爸爸还不回来。爸爸是为光复自己的国家斗争的，那能算什么罪呢？你要快快长大，替爸爸报仇。你长大了一定要成为光复祖国的英雄。”我回答说，一定要做到。
后来，母亲好几次瞒着我去探监。可是，她从不提起监狱里的事。
有一次，母亲说要到八谷去弹棉花，带着我进城去。母亲顺便到七谷外祖父家，托他们给弹棉花，然后径直到平壤监狱去了。那时，外祖母一再叫母亲一个人去探监，把我留下。外祖母说，怎么能带着还不懂事的孩子去探监？小孩子看到铁栅栏里的爸爸，还不吓坏啦。她坚决反对带我去。那时我才六岁。
我走过普通江上的木板桥，一眼就认出了监狱。虽然没有人告诉我监狱是什么样的，但从不同一般的建筑样式和它周围阴森的气氛中，我自己认定那就是监狱。监狱的建筑看着都能叫人吓掉魂，实在阴森可怕。铁门、围墙、望楼、铁栅栏不必说，连门岗穿的黑衣服和他的眼神，都像凶神恶煞似的，杀气腾腾。
我们走进去的探监室，连一线阳光都照不进，很昏暗。屋里的空气浑浊，令人发闷。
在那样的环境里，父亲却和平时一样微笑着。他一见我，非常高兴地对母亲说，带孩子来，这很好。父亲穿着囚衣，而且消瘦得几乎认不出来了。
他脸上、脖子上、手脚上都有伤痕，青一块紫一块的。可是他倒为家里的人担心。父亲是那么气字轩昂，以致看上去虽然叫人心痛，但又觉得值得骄傲和自豪。
“这些日子你长高了。回家要好好听大人的话，要好好用功！”父亲对看守连理都不理，只是朝我从容他说着话。声音也和往常一样，一点也不差。我一听这声音，眼泪涌了上来。我大声回答说：“是，爸爸，你也快点回家来吧。”父亲满意地点点头。然后，他对母亲说，如有卖毛笔的或卖篦梳的到家来，要好好帮他们。他这是指革命同志说的。
那天，父亲那坚贞不屈的姿态给我留下了平生难忘的印象。
那天，还有一件使我难忘的事，就是在探监室见到了李宽麟。当时，她是平壤女子高等普通学校技艺科学生，同时作为朝鲜国民会会员进行活动。
真是万幸，警察的黑手还没有伸到她那里。
李宽麟带着一个同学（朝鲜国民会会员）一起来看我父亲。在封建观念还很浓的时代，一个女子到监狱来，而且是来探望一个思想犯，的确是不易的事。在那个世道，这事若传出去，连出嫁都困难。在那种时候一位打扮时髦的新女性来见思想犯，连看守都大吃一惊，以致对她特别小心。李宽麟却十分开朗地安慰了我父亲和母亲。
那时，我到监狱去看父亲，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大事。母亲把我带到监狱去的深刻用意也是可以理解的。父亲身上的创伤，使我切身地感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恶魔的毒狠。我从父亲身上的创伤上，直接地、实际地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形象，这远远胜过世界许多政治家、历史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分析和评价所能给予我的形象。
在那以前，我还没有亲身受过多少日本军警的害。我只是曾经看到，为调查户口、检查卫生来到万景台的日本警察，硬找碴儿寻衅闹事，用鞭子捅破、撕掉门上的纸，把门扇扔到锅上，把锅磕破砸坏的情形，还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