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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后，我在德国为入侵英国而进行准备的阶段，一方面继续在大西洋进行潜艇战，另一方面仍在本国加紧对新潜艇人员进行训练。1940年9月5日，我向海军总司令汇报了上述情况，他对我的做法表示赞同。他本人对有可能中断潜艇的训练，把训练艇也用于入侵行动的做法持保留意见。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9月5日战争日志。
对英国还可采取另一个战略行动，即由轴心国占领地中海地区，把英国赶出近东。这样做将会对英国造成严重的后果，从而大大改善我们在欧洲南部的地位。但是，对英国来说，失去地中海地区和近东地区的阵地，如同失去法国这个盟国一样，受到的打击虽然是严重的，却还只是间接的。因为这对英国本土的安全和通向英国的生命攸关的海上交通线未构成直接的和致命的威胁。再则，要占领地中海地区仅靠意大利是不行的，只有在德国的支援下才有可能。在那里，也肯定需要投入德国的海军兵力。这支兵力只能从主要战区——大西洋战场抽调，尽管面对最强大的海军强国英国，我们本来就感到大西洋的兵力已十分不足。在制定地中海地区战略行动计划或向国家领导提出这方面的建议时，海军必须考虑到这些问题。
我认为，要迫使英国求和，只有采取第三种办法：就是袭击英国的海上交通线。这对英国是直接的打击。英国的海上交通线与英国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英国要进行战争非依靠海上交通线不可。一旦海上交通线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英国的政策必定会作出反应。对法战争的胜利，使我们取得了极有利的对英战略态势。当前，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利用这一态势，将德国的整个作战战略转到从这一态势出发对英国进行海上战争，除了这一主要任务之外，没有什么比这更为迫切！
显而易见，消灭敌舰船必定是一个长期的作战任务。1940年英、美造船厂每月的造船吨位估计为20万总吨位。当然，再过几年这种能力肯定还会提高，但需要经过一个逐步发展和日臻完善的过程。此外，敌人对舰船吨位的需求量也会不断增加。因为英国任何一个扩大战争的行动，都需要相应的舰船吨位作后盾，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要尽快地减少敌人的舰船吨位。其前提是，我们必须快速、大量地建造经济战中的主要兵器——潜艇。这就是我随时随地明确强调的观点。1940年10月，我8艘潜艇一举击沉了敌63艘舰船，共计352507总吨位。这对英国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它大大减少了英国舰船的总吨位。如前所述，我一贯认为要取得对英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在作战区同时参战的潜艇就不能只有8艘，而是需要100艘。因此，从现在开始，必须千方百计地在“大西洋战役”中尽快投入强大的潜艇部队。众所周知，我过去和现在一直反复强调的这个观点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丘吉尔有一个观点象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书中：他认为德国潜艇对英国来说是主要威胁，仅这一点就使他感到诚惶诚恐，并认为，如果德国人不惜为建造潜艇而孤注一掷，那就聪明了。详见附件5。
丘吉尔本人在战争中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他是反潜艇委员会的主要人物，同时又是“大西洋战役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是为解决与大西洋战役有关的所有问题而专门成立的。战时内阁成员、各部部长、第一海务大臣、空军总参谋长和一批技术顾问均是该委员会的成员。见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364页。
就这样，大不列颠在首相的领导下集中了一切力量来对付潜艇的威胁。
然而，我们在这方面又做得怎样呢？即便在战争开始之后，也没有将各个有关的国家部门组成一个由国家首脑领导的统一的主管机关，否则的话，这个机关就能集中一切力量尽快地铸造潜艇部队这把利剑，以构成对英国的严重威胁。在潜艇建造方面，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水平。
看来我们对这场海战的认识是不足的。我们缺乏象英国国家和军队首脑以及英国公民那种对“大西洋战役”的清醒认识和理解。我们的目光较多地盯着陆上战役。有人认为，通过夺取陆上战役的胜利，我们同样也能战胜海军强国英国。令人遗憾的是，那些只注重陆上战争的德国的国家和军队首脑们，始终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在大西洋战场，德国的少量潜艇担负着同英国进行决战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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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潜艇部队的组织和战争第一年的潜艇建造
潜艇部队司令应具有哲那斯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式的头脑。他既要看到大西洋的情况又要看到本国的情况。其中一个面孔要向着在远海活动的潜艇。他和他的作战参谋部在考虑问题和制定计划时，必须考虑到前线潜艇部队的战斗行动、所面临的威胁和艰苦的生活条件。必须随时传递潜艇部队的报告、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的命令和指示。他与艇员们共享胜利的喜悦，共尝失败的苦果，为他们的命运而牵肠挂肚。当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因得不到某艘潜艇的音讯而万分焦急时，如果突然得到了这艘潜艇的音讯，他立即会产生如释重负的感觉。一艘潜艇返航时，只有当他顺利地通过了敌潜艇潜伏区和布有水雷的近岸航道，终于平安地返回基地之后，潜艇部队司令才能放心。潜艇的每一次损失都是对潜艇部队领导一个沉重的打击。这种情绪往往要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消除，然后重新振作精神，鼓起勇气再干。
只要条件允许，我经常在艇员们返航后立即去看望他们。当他们带着消瘦、苍白和满脸胡须的面孔，系着因油污和海水浸蚀而变得污渍斑斑的革具指制服上的皮制腰带，肩带等疲倦不堪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的心会一下子本能地紧缩起来。我们觉得彼此之间是亲密无间的。在问候和交谈的同时我又以海军总司令的名义授予艇员们应有的荣誉称号。当然这首先要由艇长提议，然后我再加以考核，尽量做到公平合理，一视同仁。在潜艇部队的表彰工作中不存在文牍主义或官僚主义的问题。艇员在潜艇进港后，可佩戴在最近一战斗中获得的奖章回家休息几天，他的乡亲们也会为此而感到自豪。我认为，及时地给那些浴血奋战的前线官兵授予荣誉称号，将会在心理上对他们产生重要的作用。凡是官兵们应该得到的东西和能使他们高兴的事，我们都应该立即去做，否则的话，在下一次战斗中一旦死神夺去了他的生命，拥有授奖权的上级就会因没有行使这一权利而深感内疚，会觉得很对不起他。
潜艇部队司令的另一个面孔要向着国内，因为人们渴望得到的潜艇在国内建造，新潜艇艇员的训练和新服役潜艇的试航也在国内进行。
在简述潜艇训练任务之前，有必要先谈谈在最近一次战争中德国潜艇部队的组织情况。
在和平时期，训练是主要任务。这些任务应结合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提出的战术和战役任务在同一海区遂行。因此，这两个方面的计划可以在我的领导下由一个联合的作战和组织参谋部去制定。然而战争一爆发情况就不同了。对敌作战成了本人最重要的职责，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潜艇部队的指挥所必须设在最便于与作战潜艇和海军其它高级指挥机关联系的位置。但另一方面，新潜艇人员和新服役潜艇的训练只能在无敌人骚扰的波罗的海进行。战争爆发后，在改组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时，必须考虑上述情况。
潜艇部队的作战和训练这两项任务必须由统一的领导机构来组织实施；当时对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国内对新潜艇和艇员的训练，必须坚决地按照今后作战的需要进行。为此，必须把潜艇部队作战指挥机关每天收集到的前线作战潜艇的经验教训、敌情的变化发展和敌方的防御情况，经过必要的整理之后，迅速地不断地转告国内的训练部门。要设法将这一训练原则尽快地落实到实际训练中去。为此，必须从前线抽调有经验的军官和士兵担任教员和训练员，在潜艇部队作战指挥机关和国内训练部门之间，有必要经常相互通报各种命令、信息和兵力调动情况。只有通过这种密切的合作才能使新潜艇做好必要的参战准备。也只有这样做，才完全有可能使潜艇避免因训练不足或不适应敌方的防御措施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由此可见，潜艇的作战指挥和训练始终应该在统一的领导下实施。
1938年，当时的海军中校冯·弗里德堡被调来协助潜艇部队指挥官工作。根据战前海军总司令部制定关于军官调动的长期计划，他将于1940年4月1日接替我担任潜艇部队指挥官。我本人则在预定的东亚之行结束之后，将于1940年10月1日率领一个由4艘刚服役的“希佩尔”型重型巡洋舰组成的大队作一次较长时间的环球旅行。但战争改变了这项计划。
弗里德堡是一个聪明而精力充沛的军官，他具有非同一般的组织能力。在他的海军生涯中经常被选派到重要岗位上任职。尽管他的军龄和年龄对适应潜艇生活都偏高，但我还是先让他当艇长，然后再到我的参谋部工作。与每一个来自水面舰艇部队的军官一样，在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之前，他需要用较长时间来适应潜艇部队的另一种生活。他曾对我说过，他参加了1938…1939年冬季举行的那次军事演习，当时我们在辽阔的大西洋采用了狼群战术，因此他终于相信了德国潜艇的重要作用。直至他1945年5月逝世，他一直是我忠实的战友和部属，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潜艇部队的忠实“奴仆”。弗里德堡及其参谋部立下了卓著的功勋。
1939年9月17日，我派弗里德堡乘坐我的指挥舰“埃尔温·瓦斯纳”号从威廉港（那时我的潜艇部队指挥所就在该港附近）前往波罗的海。陪同前往的有我的参谋部中主管组织、技术和武器技术工作的负责人，其中有与我共事多年的亲密的同事机电长特德森海军中校。弗里德堡的任务是在波罗的海对新服役的潜艇和艇员进行训练，以及处理各种人员、技术和武器技术方面的问题。前线各潜艇支队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也由他负责解决。
1939年10月17日，总司令部批准了这个组织。弗里德堡任潜艇部队的组织处处长，该组织处是一个独立机构，归我领导。随着潜艇部队的发展壮大，在尔后的几年中他的职务也不断变动，起初任“潜艇部队第二海军将官”，后来成为“潜艇部队海军指挥将官”。以后，这个组织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该组织经受了考验，一直保留到战争结束。
年青的潜艇人员，不论其军衔级别如何，都要到弗里德堡的各潜艇教导总队里学习理论，然后到各总队附属的潜艇教练支队进行实际训练。未来的艇长要学习鱼雷射击课程，而对技术军官则按照对潜艇机电长的要求进行全面系统的培训。在军官训练结束后，已服役的那些潜艇还得进行一次彻底的试验性训练。在实际训练中，都是以狼群战术打击假设的尽可能近似真实的有强大兵力护航的敌运输队，作为训练的高潮而结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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