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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农民逃荒在陕西省时，把自己的妻子卖掉了。当时他声称这个女人是他的妹妹，让儿子管她叫“姑姑”，平常他带着儿子到“姑姑”家里去。这位“姑姑”总是暗暗把馒头藏在口袋里交给他们。解放后，他的妻子回来了，儿子还管自己的妈妈叫“姑姑”，惹得大家暗暗擦泪。
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对全国作家进行了疯狂迫害，我被打作“黑帮”，于一九六九年，被赶到黄泛区农村，实行监督劳动。我在黄泛区农村整整住了三年。初开始，因为我是属于监督劳动改造，农民们不敢和我讲话。后来时间长了，他们发现我并不是个坏人，他们觉得我很家常，也很平易近人。慢慢和我在一起劳动，休息时也喜欢和我在一起。后来他们知道我有文化，村子里死了老人，就来找我写“祭文”。这种“祭文”通常是把死者的一生经历和善行德事写出来，在祭奠时当众宣读。请我写第一篇“祭文”的是三兄弟。他们的大哥死了，他们弟兄三人穿着白色孝服来到我住的茅屋。见面时，先跪在地下叩了个头（这是当地办丧事的习俗），接着就眼泪汪汪地向我讲他哥哥的一生经历。
这位大哥在逃难时，父母都被黄水淹死了，他领着三个弟弟逃难到陕西省，他给人扛长工，帮人宰牛，在流浪生活中，把三个弟弟养活。他一生没有舍得讨老婆，却给三个弟弟娶了妻子。有一次，他的老二被国民党抓壮丁抓去，因为逃跑被抓回后，要执行枪决。这位大哥赶来了，他向执行的军官跪下求情，情愿自己替弟弟服刑被处死，换回自己弟弟。军官问他为什么要替他弟弟死，他说他刚给弟弟娶了妻子，他们家就这一个女人，家里还要靠他传宗接代。自己是个光身汉，死了没有挂碍。这个军官居然被这种古老的人道精神感动了，释放了他的弟弟。
由于我有一点写小说的功力，这篇“祭文”写得很成功。宣读时，全村的人都哭了，连吹唢呐的乐队也哭了。后来一村传一村，都知道有个“老李”善写祭文。在那几年中，我写了几十篇“祭文”，也系统地了解了黄泛区难民们的“家史”，《黄河东流去》这七户农民的流浪史，就是根据这些“家史”的素材提炼而成的。
四
除了写“祭文”以外，我还交了许多朋友。他们都是难民。他们的流浪生活也不完全是眼泪，还有很多充满着浪漫色彩的机智幽默故事。现在谈起来仍然有些留恋和怀念，这些人中包括我写的王跑和四圈。他们现在还以自己穿过牛皮底鞋，戴过城市人戴的礼帽而自豪。
我喜欢这些故事，他们都体现了中原一带的“侉”味，一般人管河南农民叫“侉子”，“侉”是什么东西？我理解是既浑厚善良，又机智狡黠，看去外表笨拙，内里却精明幽默，小事吝啬，大事却非常豪爽。我想这大约是黄河给予他们的性格。
在这部小说中，我写了六七个青年妇女的命运。特别是她们坚贞不屈，舍死忘生的爱情生活。爱情是最能表现一个人的个性和品德的镜子。她们在死亡线上挣扎，她们把生命和爱情同时高高擎在手中，作为她们做一个真正的人的旗帜。黄泛区的妇女们，在流浪中跑遍了半个中国。她们在斗争中扔掉了封建桎梏，她们有走南闯北的豪爽性格，她们还有坚强的谋生能力。同时，她们还保留着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高贵品格。用她们的话说，“人必须有情有义。”
就是这些妇女们，她们在这场浩劫中活了下来。而且在困
苦万难中，把儿女带大养活。也是她们执斧操犁，把荒芜的几千万亩土地开垦播种，重新建立起自已的家园。
她们通过自己的苦难经历，学会了选择；在决定中国命运的“淮海战役’’中，就是这些妇女，用当年逃荒的小车，把自己的粮食推向前线，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
对这些可歌可泣的事实，当时曾经引起我的浮想：“中国人民在那一次浩劫中，坚强地度过了，那么，在‘四人帮’这次浩劫中，中国人民能覆灭吗？”回答只是一个字：“不！”
每一个民族都有它伟大的潜在的生命力。我写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意图，就在于这一点。
最后还要提一句，本书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承蒙很多朋友的关心和支持，特别是承蒙北京出版社吴光华等同志的热情支持——他们提了不少很好的意见，并且帮助作了增删校正。数年辛勤，非同寻常。在此深深致谢。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九日
大悲歌中的民族灵魂
——读《黄河东流去》
孙 荪
在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榜首列着一部大著《黄河东流去》。
这不是一部轻易得来的书，而是作家李准呕心沥血之作。它脱胎于电影《大河奔流》，却又是独立的艺术创造。全书五十五万字，原来分为上下两卷。1979年出版上卷，而下卷直到1984年才和读者见面。其间历时七八年，先后大改两次，最后合为一卷。即使不算长期酝酿琢磨的岁月，仅写作时间，也足可看出作家的惨淡经营了。
不过，要是你细读了作品，你就会从心里说，作家的辛苦是值得的。中国文坛给予这部作品以最高荣誉和极高的估价，是应当的。
史诗式的作品
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在黄河中下游变界的中原地带，发生了一桩中外震惊的大事：蒋介石以阻挡气势汹汹的日本侵略军的进攻为理由，演出了一幕“以水代兵”的惨剧，炸开黄河花园口，致使黄水泛滥，中原腹地河南、安徽、江苏四十余县沦为泽国泛区，百万人死亡，千余万人流离失所，四出逃难，生灵涂炭，酿成
了历史上罕见的一场浩劫。这是一幅巨型的惊心动魄的流民画卷，一部中原人民的苦难历史．一曲中华民族的大悲歌。
作家李准敏锐地意识到，历史提供了这一史诗题材，它为作家的大笔纵横驰骋回环往复准备了极其广阔的艺术空间。他说：“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流民图’，但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的恐怕要数这一次。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大迁徙，但人数最多、区域最广的，也要算这一次。”黄泛区人民的苦难史是旧中国人民苦难历史的典型缩影，是历史最惨烈的一部分；不仅如此，在这种历史大灾难大动乱中数以千百万计的黄泛区人民的大迁徙，本身又是史诗性的。黄泛区人民以自己的坚韧、智慧和血肉谱写了一曲悲壮的可歌可泣的生命之歌。这曲歌，既是黄泛区难民的，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既是特定时代特定背景下的，也是整个历史的。
李准深刻地领悟和把握了这个史诗性题材所包含的复杂丰富的内涵，机智地利用了这场大浩劫、大迁徙所涉及的十分广阔的地域空间和多种多样的人物，构筑了一部长篇巨制的宏伟格局和结构框架：以蒋介石炸开花园口为开端，以黄泛区难民的流浪迁徙为线索，从纵的时间角度以编年史的写法写了难民“八年离乱”期间连续遭受的水、旱、蝗三大浩劫的苦难生活史，从横的角度像全景电影似的，镜头由花园口边的豫东难民，顺着陇海铁路沿线，从豫东到豫西，从洛阳到西安又到咸阳宝鸡，从乡村推向小镇，从小镇推向城市，从一个城市推向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家庭转向另一家庭。在农家茅屋，乱葬岗上，城市街头，黄土路边，破庙土窑之中，车站码头之旁，难民的足迹、汗水和血泪，踌躇于抛洒于数十万平方公里的苦难大地。
这是一幅巨型流民图。《黄河东流去》所展示的一个又一个
催人泪下而又令人义愤填膺的篇章，对于人们认识那个令人诅咒的时代和了解特定地域人民生活的真相，具有不可磨灭的认识价值，甚至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艺术地反映了苦难深重的旧中国的面貌。作品以文学的形式对这段历史铸成了铁案，作家所具有的史家识见和风骨，显示了现实主义所能达到的当代水准。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黄河流域中原农民（包括晋冀鲁豫等省农民）为了生存，常常迫不得已闯关东，走西口，这在解放后多少年流行的忆苦诉苦、写家史村史活动中曾经有过大量的口头与文字材料，但在文学作品中，除了《红旗谱》曾经虚写过闯关东，鲍昌写过六十年代的“盲流”，其他直接描写获得成功的艺术作品并不多。表现中原特别是河南人民的历史和命运，姚雪垠早年有此雄心，他“想从纵的方面观察和研究现实，而且总希望以比较熟悉的河南社会为背景写一部长篇小说，纵深地反映生活”，但由于种种原因，留下了“深深遗憾”。农民作家冯金堂写出了《黄水传》，但囿于眼界和艺术功力，未能达到理想的水平。比较起来，应当说，《黄河东流去》在这方面独具开创意义。甚至还可以说，作家李准还有一层更高远的眼光。在当今世界上，难民问题是个十分突出的问题。黄泛区难民的经历和苦难遭遇与任何国度和地区的难民比较起来，都可以说是“惨绝人寰”的。在这种意义上，中国黄泛区难民生活的史与诗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独具特色的。他们的独特遭遇和在非人境遇下所体验到的、所表现出来的人的情绪、情感、心理状态、精神境界以及人际、人天关系状况，具有某种人类学价值。李准称自己的小说为“难民”小说。这表明作家在思考难民问题时所具有的人类意识，在思考历史题材时所具有的现代服光，和在思考中国问题时所具
有的世界视角。
中原农民的群像
在《黄河东流去》这幅宏伟的历史画卷中，处在中心地位，最引人注目的是塑造了中原农民的群像，甚至也可以说，是塑造了地道的中国农民的形象。
在《黄河东流去》中，没有一个贯穿性的英雄人物矗立在读者面前，小说着力的是农民群像，三四十个具有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特长、不同个性特征的农民组成了一个形象序列。小说在人物塑造上让真正的生活说话，追求自然的感情流露和无矫饰地描写“天籁”，进入了相当自由的创造境界。这就使《黄河东流去》的人物，既有生活中的固有本色，又组成了具有更大概括意义的群体性格。这是说，既写出了具有丰富性、复杂性的生活所造就的人物的独特个性；又写出在共同的地域环境、生活条件和精神气候下形成的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群体性格。
绘制人物群像的长卷，作者着力的，仍然是为当代文学画廊增添新的典型。
李麦是特具魅力的一个。
尽管小说中的李麦，没有电影《大河奔流》中的李麦那么“高”，那么“神”，那么“泼”了，有时显得粗鲁，有时显得缺少主意，不少场合没有处于中心地位。但是，英雄气少了，革命家的言词少了，领袖味少了，属于一个劳动妇女固有的本份的东西倒多了。作为一个血肉之躯活起来了。李麦给读者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亲切。她不是在演戏，而是在生活了。一种从生活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质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