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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到街上买了两架丝线，先结了两个样品，送到“老连升”店里，“老连升”的董掌柜是个明眼人，一看李麦结的这疙瘩，端正瓷实，有角有楞，眼下又正缺人手，就一口答应让她加工五千个。
揽下这批活以后，梁晴不到车站去上袜底了，连徐秋斋也忙着给她们领料送活，不再去摆他的‘代书’摊子。
婆媳俩整整干了一冬，单点灯的煤油就熬了十几斤。梁晴的十指尖上全都磨出了茧子。到了腊月结账，领了几百块钱，徐秋斋高兴了，走起路来呼呼响，好像年轻了十几岁。他感叹地对梁晴说：“晴，真是‘事在人为’。咱们来到西安七八年了，什么时候有这么多钱？你妈这个人哪，真可惜生成了个女人了，要是个男人啊，她能发明飞机大炮！”
李麦笑着说：“女的也一样啊，人家新四军里边就有女干部，可惜我就是不识字。”
徐秋斋说：“不管怎么说，今年咱们过年时候，可得买个大猪头！我想吃猪头糕，想了五六年了。”老头说着，嘴里涎水都流出来了。李麦知道他这个毛病，又痛快地说：
“大叔，再给你买一瓶酒！”
过“春节”时，徐秋斋终于吃上了猪头糕。李麦还给他打了一斤“西凤酒”。酒买回来后，徐秋斋舍不得喝。他去杂货店买了半张梅红纸，一裁两开，写了两张祖宗牌位，一张上写着：“供奉颍州徐氏三代宗亲之神位”，另一张写着：“供奉陈州海氏三代宗亲之神位”。写好后，一个屋子里贴了一张，把烧好的猪头一分两半，摆在两个牌位前，又倒了三杯酒，上了一炷香，然后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地叩了四个头，嘴里还说着：“老爷、老奶奶，多年没有敬你们了，委屈点吧！虽然是半个猪头，还怪肥哩！……”
徐秋斋在嘟嘟哝哝地说着，把梁晴笑得捂住嘴跑到门外边，她不看他那样子。李麦也故意说：“徐大叔，咱出来逃难，咱的老祖宗也没有买火车票，他们怎么也来了？”
徐秋斋解嘲地说：“这祭祀祖宗，就是个心意。俗话说：‘敬神如神在，不敬不妨碍！’水有源，树有根，人不能忘本。”说着他又让李麦和梁晴到海氏牌位前，也叩了几个头，上了一炷香。
六
过罢新年，李麦带了点钱，到宝鸡找嫦娥去了。到宝鸡火车站下了车，又听到一片河南口音。卖汤元的，卖芝麻糖的，连卖琉璃喇叭的，也都是黄泛区逃出来的难民。
李麦买了四个元宵，啃了一个窝窝头，就向卖元宵的打问“工业合作社”的地址。卖元宵的说：“是外国人办的织袜子、织手巾的工厂吧？不在宝鸡，在双石铺山里边。离这儿还有一百多里。”
李麦又问：“这些工厂里有没有女孩子？”卖元宵的说：“男孩子女孩子都有，大部分都是咱们那一带的孤儿，有些小闺女都学会手艺了。”
李麦想着，既然到了宝鸡，钱也花了，还能空着回去？一百多里路也不过两天路程。当晚她在宝鸡住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鸡子刚叫过头遍，她就掂着一根棍子，趁着寒冷的月光，朝西南方向上路了。
头一天走了八十里，住在草凉驿。第二天中午赶到了双石铺。到了双石铺北关，遇到一个河南做白铁活的匠人。李麦向他打问“工业合作社”的地址，那人看了看她问：
“你是才从河南来吧？”
李麦说：“是的，我有个闺女在里边做工。来五六年了。”
那人看了看周围没有人，小声说：“大嫂，你来晚了。‘工业合作社’的三个工厂连学校，去年全被赶跑了。宝鸡宪兵队下的命令……”
李麦听到这个消息，像冷水浇头一般：“为啥把他们赶走？”
白铁匠又神秘地说：“说他们通这一家。……”他说着，用手指比了个“八”字。
“里边的人都到哪里去了？”
“哪里都有。有的去了延安，有的搬到了甘肃山丹县。”
“山丹县离这儿有多远？”
“山丹县远着哩！少说也有一千多里。在兰州西边，快到口外了。”
“谢谢您，大叔！我总算问到个真信儿了。你那小凳子让我坐一会儿。”
李麦忽然觉得全身的劲儿全散了。她无法再挪动自己的脚步。
第二天，李麦还是找到了“工业合作社”的旧址，只见一片残破泥屋，墙倒屋塌，枯草荒棘，渺没人迹。李麦默默地看着这一片断墙残壁，想起自己的女儿嫦娥，就是在这里吃钣长大的，由不得洒下几滴眼泪。……
第五十二章 坝桥杨柳
逃难八年回到家，
看见土地想叫妈。……
——黄泛区民歌
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这天夜里，天气闷热，暑气熏人。徐秋斋刚睡着觉，忽然被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惊醒了。初开始，他还以为西安市又出了什么兵变，赶快披上小褂，来到院子一看，只见满城里火鞭、小炮、天地两响和大雷子炮，像炒豆子似地响作一团。夜空中，火星迸射，烟花飞溅，整个西安城，隔着古老的青砖城墙看去，活像一个钢水沸腾的大铁炉。
李麦和梁晴这时也被惊醒了。李麦慌忙走到院子里问着：“徐大叔，这是咋啦！又不是大年初一，也不是十五，怎么放这么多鞭炮？”
徐秋斋兴奋地说：“说不定有火大变化了！你们
在家等着，我到城里看看。”
徐秋斋刚走进城门，只见城里大街上已经变成一片鞭炮炸响的火河，各个商号把锣鼓抬出来敲打着，人群像潮水一样向街头涌着。
“日本人投降了！”
“日本无条件投降了！”
“天下要太平了！”
“该回老家了！”
人们像疯了一样喊着、跳着。不管认识不认识，互相奔走相告，狂喊拥抱，有的人竟然高兴得在大街上放声大哭。
徐秋斋默默地看着街上狂欢的人群，他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他没有钱去买一个炮放，也没有钱去打一两酒喝。可是他看到街上每一个人，都觉得是那么可亲可爱。他和大家分享着抗战胜利的欢乐。在八年漫长的岁月里，中国人民遭受了战争的巨大痛苦。黄泛区的难民们，更是在这痛苦深渊的最底层。他们的土地被淹没了，房舍被冲毁了，他们背井离乡过着讨饭的生活，没有住过一间有墙壁的房子，没有睡过一张真正的床，他们唯一的财产就是一根棍子和一只篮子。
如果说“容忍”是“勇敢”的母体，那么黄泛区的难民们，在抗战八年里表现了最大的容忍。他们好像被压在两扇沉重的磨扇下生活着，他们没有去抢劫路人，没有去打家劫舍，抢银行砸仓库，他们只是默默地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生活着、等待着。……
当徐秋斋回到自己的窝棚时候，李麦和梁晴也知道日本鬼子投降这个消息了。梁晴被这个消息激动得哭了。李麦也在一边擦眼泪。
徐秋斋叹息着说：“别哭了，好也罢，歹也罢，总算胜利了。日本鬼子到底也有这一天！”
李麦说：“我现在都不敢想，这七八年，人是怎么熬过来的？什么苦都吃了，什么罪也受了，老蒋这个龟孙，他知道不知道？”
徐秋斋说：“他怎么能不知道？算了，现在咱谁都不埋怨了。不管怎么说，这抗日战争总算胜利了，这是咱中国人的大福气。老蒋他要有良心，赶快把咱这些难民送回老家，只要把土地给咱们，什么也不向他要。”
李麦说：“恐怕他未必有这份善心。他要是心里有咱老百姓，也不会扒开黄河了。”
徐秋斋说：“咱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还不是为了抗战，他要是再不管咱们，那可就太违悖天理了。”接着他又叹着气说：“唉，人到这个时候，思家的心更切了。好在路能通了，赶快回老家吧，在这里什么也没有心思干了。”
三个人一直谈论到天亮。街上又响起了锣鼓声。徐秋斋无心睡觉，也不想去摆代书摊子，喝了一碗玉米糊糊后，拔起腿又到城里打听消息了。
西安市东半个城住了黄泛区几万难民。这些天来，从难民中传来了各种消息。
有人说：“政府马上要难民登记了，西安火车站准备每天发出两列火车，专门运送难民回乡。”
还有人说：“政府要发难民免票证了。大人小孩每人发一张，有免票证，什么火车都可以坐。……”
可是尽管大家说得有鼻子有眼，一个多月过去了，还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徐秋斋几乎是天天都到火车站打探询问。可是每天只看到一列列的火车里，塞满了国民党的军队，汽车、大炮、装甲车也都装在火车上向东开去。连普通的客车都让当兵的占用了，更不用说运送难民的列车了。
人们的兴奋热烈情绪，渐渐地变得冰冷了。初开始，他们以为日本投降了，从此要天下太平了。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首先，胡宗南把他们第一战区的军队，连夜运到洛阳。紧接着，蒋介石又要运送八十万大军到东三省、华北和江南，准备打内战消灭共产党。难民们还乡的希望变得渺茫了。这时大批的机关和公务人员，也都蜂拥般搬迁东下，有些原来内迁的工厂和大商号，也纷纷迁移回上海、天津等地。西安的街上变得冷落了。只有黄泛区的难民，每天踯躅在街头，无家可归。
当片片黄叶飘落在西安古城墙下时，徐秋斋变得沉默寡言了。他本来是个性格豁达的人，又是个“恕道”思想很浓的人。他笃信人应该有“仁爱之心”的主张。他觉得处世对人，应该“推已及人”，“人有不及，可以情恕”，对人的过错不必苛责，要有宽恕、原谅的胸怀。他常说：“十个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长，对人不必求全。”
前一段，由于胜利后的欢欣喜悦心情的驱使，他对所有的人都采取一种宽恕心情。就连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派，扒开黄河这样大的罪恶，他也采取了宽恕态度。他曾经劝李麦说：“当时日本鬼子刚打进中国，他们慌了手脚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要以后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过上太平日子就行了。”可是通过胜利后这一年的忍耐、等待和观察，徐秋斋心里对蒋介石
存在的一点幻想，彻底破灭了。他从报纸上看到，他们为了排除异己，不顾老百姓死活，又打了内战。当官的抢着“劫收”，贪赃枉法，敲诈勒索，包庇汉奸。听说像海骡子这样的汉奸，居然摇身一变，在开封又当上国民党的交通警察大队的团长。对于黄泛区的难民却弃置街头，不理不问。看到这些情况，徐秋斋心灰意冷了。他心里想着：“看起来老蒋的气数是该尽了，抗战八年他支撑过来了，一个‘劫收’却把人心‘劫’完了。”徐秋斋变得沉默了，有时甚至变得愤怒起来。他每天经过中正门时，总要对着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