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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鬼子已经占领了洛河以南的村庄，从城里边已经看见城南冒起的浓烟和大火。日本鬼子的飞机，肆无忌惮地向洛河岸上的国民党军队阵地俯冲着、扫射着。北邙山上的制高点“上清宫”已被敌人占领，隆隆的炮弹向战壕里飞落着，整个洛阳城郊变成了一片火海。
李麦随着一批被疏散的难民，离开了这个城市。向潼关方面开的火车上已经停开了。汽车都被国民党军队扣起来运送家属。难民们照例是推着小车、挎着篮子被赶到城西通向新安、渑池一带的大路上。
在前几天，李麦在北关曾经问过一个十三军的士兵。当时他们三个当兵的在推磨。
“你们是守洛阳的军队？”
“不！我们是打日本人的军队。十五军在城里。”
“你打过仗没有？”
“打过。”那个当兵的骄傲地说。
“打仗怎么样？”
“不像吃合盛斋的点心！……”
就在推磨的时候，他们偷了些面粉叫李麦给他们烙了几张饼吃。因为他们每顿饭只能分一个小黑馒头。
洛阳城里的人，还是有恃无恐的。他们听说洛阳四周，第一战区和汤恩伯的第五战区共有四十万军队。洛阳城外有一条四十公里长的战壕，单是这一条战壕就有上千个碉堡和几百门大炮。报上说：这条战壕是中国的“马其诺防线”，因此洛阳是“固若金汤”的。
可是，这次战役还没有打三天，“马其诺防线”里的军队全都溃散跑光了。粮食、辎重、车辆沿路扔得到处都是。老百姓啃着冷窝窝头开挖的这条战壕，本来说是阻挡日本鬼子坦克车的。
可是守军连敌人坦克车的影子都没看到，就跑到新安县一带的山沟里了。老百姓没有看到敌人的坦克栽进战壕的戏剧性场面，他们看到的却是，一门门大炮孤零零地蹲在战壕里，瞪着它的一只独眼，好像在对天叹气。
李麦随着城里的难民们，跑到城西三十里的千秋镇时，又遇到从洛河南岸逃过来的一群农民。他们的村子被日本鬼子烧了。有些妇女上吊自尽了。他们逃出来时，还牵着他们的牛和驴子，他们没有来得及带上锅碗和干粮，肚子实在饿了，只好采着地里的青麦穗往嘴里填，一把放在自己的嘴里，一把喂在自己的牛嘴里。
就在这时候，一队国民党的溃兵，从西边向东折回来。他们截住了这群难民，开始抓他们的牲口，农民为了保住牲口，死死抓住绳子不放，任他们脚踢拳打。后来来了个军官，他向农民讲明是要回去拉他们丢在战壕里的大炮。因为他们“撤退”得太快了，没有顾得上把大炮带上。现在发现日本鬼子还远着哩，所以要借农民的牛、驴把大炮拉回来。
农民们默默无语地牵着牲口跟着他们去了，因为既然养活了他们六七年，撤退时总得让他们把大炮带上。
李麦在路上看到的这些情景，使她的心变得冰冷了。扒黄河，扒城墙，挖战壕，要差要粮，老百姓把小孩子裤带上的一枚铜钱都拿出来支援他们，但他们还没有看见日本鬼子，就放羊逃跑了。她厌恶地向他们吐了口唾沫，嘴里小声骂着：“磕一个头，放俩屁，行善没有作恶大。平常耀武扬威，还不如黄泛区解放区的一群妇女。”
二
李麦晓行夜宿，一路走一路打问。六月间到了渭南，在渭南找到了裴合一家。在裴合家住了一段，赶到西安时，已经是深秋季节了。
李麦是第一次来西安。她在年轻逃荒推盐时，虽然也到过徐州、蚌埠、许昌、信阳，但像西安这样大的城市，她却没有到过。
她走下火车，看到那像宫殿一样的琉璃瓦站房，高大雄峻的青砖城墙，人们熙来攘往，汽车洋车像流水似地络绎不绝。她东张西望地看着走着。一进中正门，一街两行的人，几乎全是河南口音，拉洋车的，卖洗脸水的，卖蒸馍的，卖丸子汤的，卖羊肉杂碎的，卖水煎包子的，连摆茶摊的老太太和卖老鼠药的老头子，也都说着一口河南话。
李麦听着这些亲切的叫卖声音，好像来到了故乡。她脸上堆着微笑，眼睛却被泪水弄湿了。这些都是被蒋介石扒开黄河，弄得无家可归的人。平时只会赶禾犁地、拉车送粪，如今居然学会了沿街叫卖，还讨价还价地做起生意来。特别是那些擦皮鞋的小姑娘们，背个小木箱，提个小凳子，看到那些穿皮鞋的人走过来，就大声喊着：“大叔，擦擦皮鞋吧，你那皮鞋该擦擦了。”
李麦看着这些小姑娘和小男孩，也不过和嫦娥一般大小。
她审视着几个小姑娘，想从他们中间找到自己的女儿嫦娥。可是她又算了算，嫦娥从家逃出来那年才十三岁，如果还活在人世，今年已经是二十一岁的大姑娘了。想到这里，她忍不住掉下两滴眼泪。
到了一个街口，李麦找了一个茶摊坐下。卖茶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婆婆，她用沙哑的嗓子问着李麦：“喝茶吧？大碗茶，二分一碗。”李麦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二分钱先交给她，端起茶来喝了一口，却是一股桑叶味道。李麦问：“大嫂，生意不错吧？”
“马马虎虎。弄好了能弄个半斤馍钱。”老婆婆说。
李麦又问：“大嫂，我向你打听个人。他也是从河南逃荒来的。姓徐叫徐秋斋，有七十来岁了。细高条，留把山羊胡子，听说他就在中正门这一带住。”
“他是干啥的？”老婆婆问。
李麦说：“他也没有啥正经职业，会算个卦，捏个八字，还能看个病。”
那个卖茶的老婆子想着说：“姓徐的？留把山羊胡子……不知道。这一片住着咱河南难民几万人呐。”正说话间，旁边一个卖香烟的胖女人说：“是不是那个徐老先生啊？他留把山羊胡子，前几年在大雁塔摆个卦摊，说话有点开封口音……”
“对，说话有点快，他现在在哪里？”
“你到东街找，前两年他在邮局门口摆一个‘代书’桌子，就是这半年不大见他了。”那女人说。
李麦问明了东大街的方向，向这两个女人道了谢以后，就到东大街去了。
西安的东大街是最长的一条街道。李麦在街上走着，逐户查看着，都是些布店、药房、照相馆、杂货行，却找不到邮政局。
她又问了问，人家告诉她再往前走，门口有个大邮筒，那就是邮政局。李麦又走了一阵，果然看见一扇绿色大门，门口有一个邮筒。就在邮筒旁边，放着一张破桌子，桌子旁边却没有人。她问旁边的一个卖丸子汤的女人：“大嫂，给人代写信的老先生是不是姓徐？”卖丸子汤的女人看了她一眼，“对。别人都叫他是徐老先生。”李麦的眼睛亮了，“他如今去哪里了？”“他刚走，可能回家了。”“他家在哪里？”那个女人摇了摇头。
李麦没有办法，又在别处看了看，只好回到火车站里，找了个墙角躺了下来。
第二天，李麦起得早，一想，大清早怕碰不上徐秋斋，便在东大街上慢慢转游着，等她走到那个邮局门口时，一眼就看见了破桌子边坐着一个瘦骨嶙峋的白头发老头。他戴着一副黄铜苏腿眼镜，伏在桌子上正在看一张旧报纸，桌子上放着一个破鲨鱼皮眼镜盒。李麦认得这个眼镜盒，知道这就是徐秋斋。可是他的头发全白了，连胡子也变白了，李麦的心怦怦地跳起来。她快走了两步，走到桌子跟前喊道：
“徐大叔！……”
徐秋斋抬起头来，看着眼前站着这个花白头发的女人，有些面熟，却一时又认不出来，他说着：“你是？……”
“我是天亮他娘！我是李麦……徐大叔，你怎么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她说着眼泪已经扑簌簌地滚落在衣服前襟上。
“啊呀，天亮他娘！啊呀，天亮他娘！……”徐秋斋直着嗓子大声喊着，用手紧紧地抓住李麦的手腕，两只昏花的老眼睛盯着她哽咽着说，“你……咋会来了？你从哪儿来？……”老头说着嗓子里发出“呵呵呵呵”的声音，也不知道是笑还是哭，两行泪水已经流到了嘴角。
李麦拿出篮子里的毛巾，替他擦擦脸上的眼泪，又提高嗓门对着他的耳朵说：“从咱老家来，出来已经半年了。都有谁在这儿？”
徐秋斋说：“嗨！都在这儿。晴，春义，还有小马庄姓冯的几家。”
“嫦娥不在西安？”李麦急切地问。
“嫦娥……在宝鸡。咳！说来话长，回去再说。”老头这时神志清醒过来了。他对李麦说着：“你坐着。”说罢，像个小孩似地一路小跑，跑到一个卖水煎包小摊前，买了一大盘水煎包子。又一路小跑着端回来。因为他跑得太快，包子掉在地上一个，他都没有发现。
李麦喊着：“包子掉了。”他扭头一看，只见一个要饭的小孩．已经捡起来塞进了嘴里。
包子放在桌子上，他豪爽地说：“你吃吧！”李麦说：“你是给我买的呀？我刚吃了饭。”徐秋斋却执意地命令说：“你吃！别叫凉了。”
李麦知道这老人的心意，先拣了个焦脆的递给他，接着自己也拣了个吃起来。她吃着苦笑说：“徐大叔，咱们这还是老习惯，见面先塞块馍，好像咱黄泛区的人，整天都背着饥布袋似的。”徐秋斋侃快地说：“这就是咱乡下人的民情厚道。‘人是铁，饭是钢。’人不吃东西哪有力气？连哭都哭不动！”接着他又爽朗地笑着说：“城里客人到家，左一杯水，右一杯茶。肚子里本来就咕咕噜噜唱洋戏了，再灌一肚子水，哪里比得了拿个热馍吃一吃？叫我说，咱农村人最诚实了。”
徐秋斋收拾起笔砚纸墨，领着李麦回窝棚里去。这时徐秋斋的窝棚已经变成两间了。墙是秫秸搭的，还抹上泥巴，房顶也换作麦秸，严严实实，倒也像个住家户的样子。院子里还种了些扁豆和丝瓜。这时正是扁豆结荚时候，只见满架藤蔓横爬，绿叶掩映，在一串串白花紫花的茎项上，挂满了一嘟噜一嘟噜的嫩豆荚。
徐秋斋是个爱干净的人，不管住在什么破地方，也要收拾得整整齐齐。哪怕是半块砖头，也要摆得方方正正。用他的话说是：“家贫常扫地，人贫多梳头。”这两间小茅屋，窗格上糊着白纸，墙上糊着从邮局捡来的报纸，特别是那扇木板钉的门上，还恭恭正正地贴了一副对联。这对联是：
一畦春雨菰儿菜，
满架秋风扁豆花。
李麦看了这个“家”的样子，感动地说：“大叔，你还是这么矜持啊，这屋子收拾得多干净。”徐秋斋自负地说：“人不是畜生，就是猪圈狗窝，我也叫它像个人住的样子。”接着他又指着隔壁的小屋说：“晴就住在那个小屋里。她原来在毛毯厂当工人。后来毛毯厂关门了，她就在车站口摆个做活篮子，给人家上袜底。”
李麦问起嫦娥的情况，徐秋斋叹了口气：“嫦娥来西安的第二年，考上了宝鸡一个‘工业合作社’当工人去了。才去时学织毛巾，后来听说又学做油墨。这闺女走时太小了，她不会写信。
去年我去宝鸡找了一趟，人家说她们的工厂在双石铺。有一百多里地，还没有车，我只得回来了。”他说着叹了口气说：“唉，天亮他娘，就是这件事，我觉得对不起你。孩子们跟着我出来，我却把她失落了。不过听说这个‘工业合作社’，是孙中山的太太宋庆龄办的，她是一国之母，想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