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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军种和军事使命的重叠……各种情报工作的协调
……指挥和控制系统，特别是关于使用核武器的权力……预
备队和国民警卫队的作用……重新作出基本的估计。
同时，他告诉了麦克纳马拉关于他在基本政策方面的第一项改变：“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允许提出事先确定的、武断的财政开支限额来规定战略或兵力的水平。”我们的战略将取决于我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我国的兵力水平将取决于我国的安全和我们承担的义务的需要。肯尼迪的预算局局长和白宫的助手们将与麦克纳马拉合作，以尽可能低的费用提供任何必须提供的军备。“就象任何其他的投资一样，”肯尼迪在1960年谈到防务费用时说，“这等于用我们的钱去下赌注。不这样的话，就得用我们的生命去下赌注了。”
新政府就职后不到一周，麦克纳马拉向内阁作了汇报，然后详尽地向总统汇报了他在五角大楼所发现的情况：
1．用大规模核报复战略应付一切军事和政治侵略，是我
们的朋友中很少有人相信，而我们的敌人中没有人相信的一
种战略。这一战略造成了我国常规力量的严重削弱。
2．对国家安全规定一个最高的财政开支限额，就使军事
战略在事先确定的预算中居于从属地位。
3．我们的战略核力量容易受到出其不意的导弹进攻，非
核力量在战备师、空运能力和战术空军支持方面很薄弱，而一
支切实有效的反暴动力量则根本就不存在，库存武器中某些
主要武器完全缺乏，而其他的又超过需要。
4．不根据实际会出现的紧急状况而事先作出的无的放
矢的决议太多，而五角大楼制订的应付各种突然事件的计划
则太少。陆军依赖空运，但空军却无力满足空运的需要。空军
储存了只够打几天仗的物资，而陆军的储存物资却能够维持
一场为期两年的战争。
结果，这位国防部长汇报说，在作出某些基本分析之前，他无法回答总统提出的所有问题。他要求对他本人提出的九十六个问题（这些问题震动了五角大楼，通常被称为麦克纳马拉的九十六只喇叭）作出详尽的答复。但是这时候，无论是过分拘泥于形式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机构还是内部倾轧激烈、一盘散沙的五角大楼都无法对这些问题提供确切的答复。不过麦克纳马拉了解到的情况已经足以支持总统在第一份国情咨文中宣布增加空运能力和加速生产北极星导弹的计划。同时，他也很赞成这篇咨文所作的指示，即国务卿“应重新估计一下我们的整个防御战略——我们履行所承担的义务的能力……以及我们现有的常规力量和核力量是否足够、是否已现代化以及是否具有机动性。”
没有一个刚上台的总统曾经对防御设施进行过比他更为彻底的重新审查。肯尼迪希望在一个月内便完成这一任务。“我们正尽力把一项耗费毕生精力的工作压缩到二十天之内完成，”麦克纳马拉说。不过他把这项工作比作一个建筑师未研究房屋建筑的基本概念，便设计新的房屋。
这个月还未过去，报告就送来了。总统在与他的白宫班子（邦迪、威斯纳、索伦森），国防部人员（麦克纳马拉、吉尔帕特里克和负责审计的助理国防部长查尔斯·希契）和预算局人员举行的一连串会议上，几乎对国防预算的每一部分都仔细斟酌，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修改。他增加了近三十亿美元的拨款，通过取消过时的或重叠的项目部分抵偿了增加的拨款。阐明这些修改情况的3月28日总统致国会的特别咨文，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个特点是它第一次全面阐述了敌我双方拥有核力量的时期所要采取的前后一贯的国防原则。
1．我们军备的首要目的是维持和平，而不是进行战争。
……当今世界面临的基本问题不是能用军事手段解决的。无
论是我们的战略，还是我们国民的心理，当然还有我们的经
济，都决不能依靠永远维持一个庞大的军事体制。
2．我们的军备决不会在任何攻击中用来发出第一次打
击。这样做并不是承认软弱而是力量的显示。我们必须抵消
任何可能会让侵略者得到的好处，办法就是……增强经过敌
人第一次打击后依然存在下来的那一部分部队的力量。
3．我们的军备必须是充足的……不受强行规定的预算
最高限额的约束。
4．我们的军备在任何时候，在战争时期或和平时期，都
必须受到文职官员的最终控制和指挥……其中包括有关使用
核武器或使小规模战争升级为大战的所有决定。
5．我们的战略武器和防御力量必须足以阻止对美国或
我们的盟国蓄意发动的任何核攻击。
6．我们的部队与盟国的部队联合起来的实力和部署，必
须非常强大、非常有机动性，足以防止敌人通过有限战争不断
侵蚀自由世界。这种作用应该成为我国海外武装部队的首要
使命。
7．我们的防御姿态必须既是灵活的又是果断的……我
们的反应……必须是适当的（和〕有选择的……。在确定时
机、范围和目标时，可以进行周密的考虑并辨别各种不同的情
况。……
8．我们的防御姿态，旨在减少发生不合理的或事先未加
考虑的全面战争的危险。
文官的控制
总统的上述咨文和随后发表的有关军事政策的声明还具有另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它反映了文官对决策的控制。“我和国防部长，”总统在咨文中说，“听取了我们的高级军事顾问的热诚意见。……但是我没有把宪法赋予我的决策责任委托给任何别人。”在随后充满危机的岁月中，除了在“猪湾事件”这一章中已经提到的那一例外，他行使了他的总司令的全权。
防御政策与外交政策的结合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紧密。总统对空军学院说，在目前世界范围内的斗争中，没有一个问题是纯军事的或纯政治的。我们在防务、裁军、外交和对外援助方面也没有单独的政策——“它们全都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全面的国家安全政策。”为了解决五角大楼一场由来已久的辩论，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了一项史无前例的指示，要求他们提出意见不要光是立足于狭隘的军事考虑上面，还要以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因素作为根据。
在决定军事预算和战略时，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不再仅仅是相互对立的各军种所提要求的仲裁者。他们成了组织者、设计者和分析者，组织起专门小组来，分发出各种征询意见表，坚持取得各种抉择方案、确切的事实和精细的比较。虽然早经敦促，但由于受到激烈抵制，他们未曾把各军种统一为一个机构，只是把他们所作的努力统一起来。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使三个军种的预算、兵力水平和战略第一次有了密切的配合，并打破各军种传统的界线，根据战略报复部队、大陆空军和导弹防御部队、一般部队、空运和海运部队以及预备队和国民警卫队的职能来分别制订预算。例如，新建立的联合进击司令部就是在一个陆军上将和一个空军中将的领导之下把战略陆军预备队、战术空军司令部以及支援的空运单位的作战部队合并起来的。我们北极星导弹力量的大小不冉取决于海军造船预算的规模，而是取决于我们全面的战略需要和其他武装部队所作出的贡献。例如，通过提供海军和空军都可以使用的新型的实验战术战斗机，我们便减少了重叠的武器系统的数目。当战略重心从轰炸机转向了导弹，易受攻击的海外导弹基地由北极星潜艇所取代，而部署在美国的喷气式飞机空运的部队也被视为适用于国外战线的武装力量的一部分时，其他一些一向占支配地位的军事装备终于向现代化的武器系统让路了。
有人抱怨说肯尼迪在作出这些重大的改革时绕过了他的军事顾问。事实恰恰相反，他即使不是经常地，却是定期地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会晤的。但是总统把军事决策集中在他的文职部长的办公室里。麦克纳马拉不仅依靠各参谋长，而且依靠一大批卓越的文职助手。这班年轻人摆脱了各军种之间的偏见，完全根据所需经费、可供选择的方案和便于管理等来考虑问题，这使军界的一些派系及其在报界和国会中专门为军方辩护的人感到失望。这些“神童”——人们给他们起了这么一个绰号——用经济、政治和其他分析来充实陆军将领和海军将领的军事经验。
在他留用的三军参谋长中，他最中意的人物是海军陆战队司令戴维·肖普。肖普虽然不常讲话，偶然发表的评论却总是干脆利落、深思熟虑和胸襟开阔的。总统在猪湾事件以后确信除了肖普外，邦迪的文官班子或留用的其他参谋长都谈不出他需要听的军事意见。
他在白宫的三位军事助理也起不到这种作用。他们主要是按照白宫的规矩和程序办事，小心翼翼地相互监视着，以确保其他部门没有特别得宠。切斯特，克利夫顿和泰兹米尔·谢泼德分别来自陆军和海军，他们是特别干练、有益而忠诚的助理。不过正如空军助理戈弗雷·麦克休在1962年下半年所表明的，门户之见自然而然地渗人了白宫军事助理人员的心坎中。总统在拿骚尽力使英国人对停止发展闪电导弹感到满意以后，正在棕榈滩度假。当时华盛顿一个空军发言人却随即公开宣布，闪电导弹试验据说取得了成功，这使两国政府全感到窘迫和恼怒。
为了填补明显的空白，总统在1961年年中劝说最能干的军人政治家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参加了白宫班子，充当“军事、情报顾问和代表”。泰勒的坦率而锋利的讲话，渊博的知识及其在各种军事能力方面的突出才干，完全符合肯尼迪与麦克纳马拉的想法。总统在1961年之前从未会见过泰勒，但是事实上他早就考虑过邀他到政府中来担任好几个职务了。
军界集团的某些成员及其在国会和新闻界的朋友对于把一个新人物安插到参谋长和总司令之间并不感到高兴。但任期结束，参谋长更迭了，泰勒本人终于担任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只有一个人是肯尼迪留用的上届政府内的军人，即戴维·肖普。
肯尼迪认为，正如任何文官部门的首脑一样，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总统的思想取得一致是至关重要的。他强烈反对一项法案，它把所有参谋长的任期固定为四年，这就减少了总统的任免自由权。“任何总统，”他说，“都应有权审慎地挑选他的军事顾问。”他私下对我说，如果这项法案获得通过，他将予以否决。为了显示他的信念和权力，他打破先例，没有再次任命海军上将乔治·安德森连任海军作战部长，并让空军参谋长李梅的任期仅仅延长一年。安德森在不止一个问题上同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