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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一开始到达，人数很快就增至不必要的两万人。暴徒们渐渐散去，镇上又平静下来。约有两百名左右肇事者被捕（其中只有二十四人是该大学学生）。同时，巴尼特又发表了一项声明，这次却反对暴力了。第二天早上，梅雷迪斯由一群执法警官陪同（其中至少有一个从那时起将一直保护着他的），而在总统的坚持下，不是由陆军部队陪同，终于正式注册入学，并在同学们的嘲笑和奚落下，开始了对他自己的耐力的考验。
总统说：“如果……行政部门不执行法院的判决……（或者）不能……保护梅雷迪斯先生……这个国家就不能生存……这个政府就会很快瓦解……那样付出的代价将比这大得多。”他认为，梅雷迪斯事件的代价可以分摊在随后和平入学所避免掉的许多其他事件上。他还补充说：“我认识到，这引起了大量怨恨我的情绪。但我真不知道他们希望美国总统要起什么别的作用。他们指望我履行宪法规定的誓言，这正是我们要做的事。”
他设法医治“内部的这些创伤”。他抵制了民权委员会的建议，即断绝联邦给予密西西比州的一切经济补助，不管它们是补助白人还是黑人，补助种族合一还是种族隔离的活动，他认为没有一个总统拥有惩罚一整个州的权利。（这还不是唯一的事件，足以证明在这次斗争中随心所欲的民权委员会是一个有点令人不安的同盟者。）他通过伯克·马歇尔要求愤怒的上诉法院以罚款惩办巴尼特的藐视法庭罪，而不要把巴尼特逮捕监禁，从而使他成为一个殉道的英雄。他敦促其他各州认识到，法院的命令全都得执行，违抗命令除了给它们自己带来经济损害外，不能达到其他的目的。他感到满意的是，对南卡罗来纳州领导人所做的静悄悄的准备工作，以及密西西比州的事例所显示出的说服力，有助于促使克莱姆森大学接受第一个黑人学生和平入学。但他知道，密西西比州的战役不是结束，而是开端——他同南方的关系再也不会恢复老样子了——在1963年还会有更严重的危机和抉择在前面。
亚拉巴马州
在1963年以前的若干年中，黑人革命由于许多原因蓬勃发展起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同白人并肩战斗的黑人，回国后不大愿意再接受一个劣等地位了。他们根据“美国士兵权利法”很有可能受到教育。那些离开机械化农场到南方城市去的人由于人数众多而取得了力量。那些由于工厂实行自动化而被解雇的人更渴望改善生活——那些在电视中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的人也是如此——而新的一代骄傲的、无所畏惧的黑人青年更是如此。甚至非洲民族主义的高涨也激起了他们对自己缺乏自由的关怀。但政界和企业界的白人领袖对他们却持敌对的或冷漠的态度，尤其是在南方，但也不全限于南方。黑人由于得不到通讯联络的便利，由于对诉讼程序很不耐烦，不得不重新使用少数派抗议的惯用武器，那就是示威游行。
总统6月间说：“破坏和不和的火焰正在北方和南方的每一城市内燃烧着，眼前法律上还没有可行的补救办法。”火焰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在密西西比州的费城，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在马里兰州的坎布里奇，在施里夫波特、克林顿和近一千个其他城市里燃烧——其方式是示威、游行、布置纠察线和群众集会。但是，炙焦了国家的良心的最炽烈的火焰却是蔓延在亚拉巴马州，特别是在伯明翰市的火焰。
伯明翰——按照马丁·路德·金牧师的说法，它是“美国实行种族隔离最彻底的大城市”——长期以来一直被民权集团看作是“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主要对象。由于该市的激烈种族隔离主义分于、警察总监T·尤金·“布尔”·康纳是市长的候选人，因此司法部长说服了金把行动推迟到1963年4月2日选举之后。但是4月2日之后——尽管由于康纳的失败引起了一场合法的权力斗争——金精心安排的运动不能再拖延下去了。接着，在日益觉醒的黑人社会中，每天都有游行、请愿、抵制、静坐和类似的示威。布尔·康纳及他的部下每天都对付他们——用警棍、警犬、救火水龙带、装甲车，以及大逮捕来对付他们。三千三百多名黑人男女和儿童——大多数都受过消极抵抗的训练一一被拖进监狱去，包括金本人在内。金的妻子在复活节星期日得知丈夫被单独监禁后，为他的安全感到担心，于是打了个电话给总统。总统的安慰宽解使她又振奋了起来。
后来，总统常常说：“民权运动应该感谢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布尔·康纳。他同亚伯拉罕·林肯一样帮助了民权运动。”不过摄影记者也立下了一份功劳。他们拍摄的照片刊登在报纸的头版上，有康纳的警犬向黑人猛扑过去，有在大街上用救火水龙带喷射他们，有彪形大汉的警察弹压女示威者，这使全国、全世界都为之群情激动。以前胆小的黑人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内被激怒起来而采取了行动；过去漠不关心的白人也感到震惊而产生了同情心。约翰·F。肯尼迪总统看到美国人的良心终于开始被打动了，于是着手制订他自己的计划，使人们的良心觉悟到认为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因为他公开说的话很少，因为他仍然谋求最不致造成分裂的解决办法，因为他仍然依靠说理和劝导，大多数黑人领袖都抱怨政府对待伯明翰的态度。他们对肯尼迪弟兄要求他们在达成一项协议和解决市政府问题期间暂停示威而感到愤慨。他们怨恨肯尼迪弟兄，因为他们质问黑人领袖利用小孩参加示威——这使他们既有可能受伤，又有可能遭到监禁。他们对伯克·马歇尔和其他司怯部助理官员们则表示怀疑，因为一年多来在这个发生纠纷的地区里，这些人为争取和平解决问题而进行了私下的谈判。
最后在5月初，伯克·马歇尔终于说服了伯明翰比较负责的企业领袖们，使之认识到种族和谐对他们比动乱更为有利。他们在就业的机会和公共设施方面作了一些改变。新市长答应采用比较温和的办法来处理这一问题，黑人领袖暂时中止了示威，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希望他们继续合作和前进。当有人问他这个解决办法是不是一个典范时，他回答说：“我们还得看往后几天里伯明翰会出现什么情况。”
三天以后，他得到了答复。5月12日星期天下午，我正同我的儿子们和一些邻居在白宫椭圆形南草坪上打垒球。警察要我们让出场地以便总统的直升飞机降落。我对他提早结束周末的休息从乡间回来感到惊讶，可是等我一回家立刻便知道了原因。他本来一直试图通过电话同我联系的。就在前一天深夜，伯明翰一个黑人的住宅和旅馆被炸弹炸毁了。恐惧、愤怒、骚乱和反骚乱支配了该地区。当我到达白宫时，总统和司法部长已经决定采取新的行动方针。大约有三千名士兵正被派遣到伯明翰附近的各基地去。晚上九时，总统通过所有的广播网发表了一个简短而强有力的警告性声明。随后，在司法部长同金牧师通过电话进行商谈时，总统在办公室内等候继续出现暴力行动危机的电话报告。
但是伯明翰的紧张局势缓和了下来。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对派遣联邦部队的命令的法律根据表示异议，理由是他的州警察有能力维持秩序。但总统先前已经因为过于迅速地接受这类保证而过于迟缓地调动联邦部队吃过亏，所以他坚定地回答说，他所拥有的镇压国内暴力行为的权力使他完全可以自行决定如何行使和何时行使这种权力。
在伯明翰时断时续地恢复到遵守马歇尔所磋商好的协定条款时，肯尼迪和华莱士却在逐步走向类似密西西比州那样的另一次对抗。前一年9月那个漫长的夜晚，在联邦部队终于到达奥克斯福德，保障了梅雷迪斯的安全之后，总统曾疲倦地问他的弟弟，是否“不久还会出现这样的事件”。鲍勃·肯尼迪回答说，他预料至少还会失去一个州的选票——即亚拉巴马州。他说，同梅雷迪斯案件相似的亚拉巴马大学的一件诉讼案，将在1963年春天达到同样严重的阶段。“让我们先作好准备”，总统坚定地说。
在那同一个9月的晚上，亚拉巴马州的华莱士也在进行准备。第二天清早，他警告说，亚拉巴马州在教育方面的种族隔离上决不让步。他公开保证将要“堵住”奉到法院命令的任何学校的门，并公然抗拒联邦政府罢免他的职务。司法部一方面为万一发生冲突作准备，一方面展开了一个深入细致的运动，去接触亚拉巴马州的教育家、编辑、牧师、企业家和其他社团领袖，希望造成一种在密西西比州未能造成的气氛。
这时，亚拉巴马州里还没有一所取消种族隔离的州立大学，这是合众国里唯一的这样一个州。法院关于两个黑人学生问题的判决是最终的——大学愿意让他们入学——有名望的亚拉巴马人也敦促华莱士不要抵抗——可是州长为了做给本州人看，显然决心要作一番戏剧性的表演。这一次，白宫的每一行动都是根据密西西比州的经验。这一次，总统和司法部长已查明，在附近本宁堡待命的部队已经坐上了直升飞机。这一次，校外的人完全被请出了校园，社会上的闻人也表示赞成接纳黑人学生。这一次，这位胆大妄为的州长从密西西比州的经验中知道，任何程度、任何种类的反抗都不会取得成功。
在记者招待会上两次发表的声明中，总统都表示希望使用部队是不必要的——希望所有的亚拉巴马人都认识到法律“是没有选择余地的”——而避免使用部队的办法就是遵守法律。在我们的几次会议上，他也向司法部长表示，希望不要对华莱士进行人身袭击或逮捕，不要使他获得他所谋求的殉道者身份。随着决定的日于日益迫近，总统向州长发出劝告，请他离开塔斯卡卢萨的校园。但华莱士不听他的劝告。
1963年6月11日，华莱士州长站在大学注册大楼门口，自知是愚蠢而无聊地朗读了他的一篇声明，作为对卡曾巴赫朗读的总统声明的答复，但是当两名黑人学生被带进宿舍时，他却没有阻挠。总统一直在电视里观看着他们的“对抗”。正如预先计划好的那样，他迅速把亚拉巴马州的国民警卫队置于联邦政府的权力之下。不到三小时后，华莱士从他同卡曾巴赫和警卫队指挥官的第二次对抗中退了下去，两名学生没有遭到意外就注册入学了①。
肯尼迪宣言
①两天以后，另一个黑人在亨茨维尔该大学的分部注册入学，州长甚至没有操心去干预。几天以前，另一个黑人没有遭到意外便在奥克斯福德的密西西比大学注册入学了。这同大约七年前在同一所亚拉巴马大学中盛行的情况成了更为鲜明的对比。那时，一群学生暴徒在三天内把一名黑人大学生赶出了校园，而联邦政府则认为它最好“避免干预”。
1963年6月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