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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一般的天主教徒和几种象《公益》之类的天主教刊物支持总统的立场，他的朋友红衣主教库欣还号召天主教徒们看清楚多数人反对用税款补助教区学校这一事实，并呼吁他们“既不要强使这种法案通过，使国家陷于分裂，也不要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达到目的而施展他们在国会中的政治影响，以阻挠其他有益于教育的法案”。但总统再次感到天主教统治集团的大多数成员既反对他，也反对他的计划。在1961年的格里狄龙宴会上，他谈到了以前的一个反天主教的传说：艾尔·史密斯在1928年的失败阻碍了罗马教皇“接管”美国，当时他曾向教皇发了一份只有一句话的电报——“打开铺盖睡觉！”①肯尼迪说：“嗯，在我就教区学校的这项法案表明立场后，我本人也从教皇那里收到一份简括的电报，电报上写着：‘卷起铺盖走路！’”
①英文为“unpack”一个字。——译者
到1963年，肯尼迪看不出形势会发生任何变化，而最高法院作出的在公立学校强制学生做祈祷是非法的这一裁定，多少使形势有点恶化了。总统在那年的宴会上用了一句切合实际的妙语来概括这项措施获得通过的可能性。他说：“首席法官使我确信，我们的学校法案显然是符合宪法的，因为没有人为它做祈祷。”
最高法院关于学校做祈祷问题的决定，以及另一项关于学校里读《圣经》问题的决定，大有在1964年的总统竞选中引起新的宗教争端的危险。1960年，保守的新教徒曾经谴责过所有的天主教徒，说他们大概要谋求打破政教之间的界线，打乱宪法上关于信教自由的微妙的平衡以及威胁公立学校的非宗教性质，但是保守的新教徒中有许多人在1963年时根本没有意识到其自相矛盾，又出来谴责最高法院关于取消在公立学校朗诵正式的祈祷文和读《圣经叉的决定，并要求修改宪法以允许公立学校学生做祷告和读《圣经》。大多数天主教领袖和许多自由派的新教徒，也象美国州长会议和国会许多有势力的议员一样攻击这两项决定。
由于因最高法院、学校法案、天主教徒总统及其重新当选等问题所引起的种种争论都交织到了一起，一场新的不愉快的斗争临近了。但是总统设法使这些决定中的刺激性成份大大减少，并使任何修改宪法的势头大大减弱。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就祷告问题的询问作了深思熟虑的答复，从而达到了上述目的。他说：
我认为即使我们不同意最高法院的决定，我们还应支持
这些决定……这很重要。此外，在这件事上我们有一个很方
便的补救办法，即我们自己做祷告。……我们可以在家里做
更多的祷告，我们可以诚心得多地去教堂做礼拜，我们可以使
祷告的真正意义在我们所有孩子的生活中变得更加重要。这
种权力是我们谁都可以使用的。
我认为这种答复典型地表明了肯尼迪在整个执政期间对于宗教争端处理得多么出色。他使曾经警告说他可能会削弱宪法的所有批评者全感到失望，也使曾经希望他会削弱宪法的所有天主教徒全感到失望。他的政府清楚表明，这个国家并没有法定是天主教的，新教的，甚至基督教的国家，而是一个民主共和国，任何宗教或某一教会都不能通过法令在这里立足或受到抑制。
肯尼迪说话算数，在挑选公职人员时他确实没有显示出任何宗教上的偏爱，也没有显示出惧怕教士们的压力，他忠心为国，矢志不渝。总统并没有向梵蒂冈派遣大使。在他的支持下，联邦政府悄悄地但是广泛地加强了在生育和人口控制方面的活动——增加对这方面研究的补助，支持联合国扩大这方面的努力，并主动协助需要这方面情报资料的其他国家获得更多的情报。1962年的一项法案规定在哥伦比亚特区对诲淫的出版物进行检查——他的批评者们曾认为教士们的强大压力会迫使他不问法律依据如何就签署的——结果，却被他否决了，这倒不是因为他赞同这种刊物，而是因为这个法案根据宪法来看有严重的缺点。肯尼迪曾对得克萨斯州的传教士说过，他会以总统的身份毫不犹豫地去参加新教礼拜，所以他在任期的第一年就乘飞机到得克萨斯州去参加了萨姆·雷伯恩的葬礼。
肯尼迪同这时已经很友好的比利·格雷厄姆一起参加新教的祷告晨餐，在白宫接见形形色色的新教牧师，而且私下会见反天主教的小册子作者保尔·布兰沙德——那是在我的办公室里，这样甚至来白宫访问的人也不得而知——争取他赞同把私立大学也包括进高等教育法案中去。他通常总要我同布兰沙德保持联系。他还象其他任何一个总统那样无拘无束地去拜会了罗马教皇（但是没有遵照他自己的先例和适用于国家元首的外交礼仪去下跪或亲吻保罗教皇的戒指，而是仅仅握握手而已）。
部分由于约翰·肯尼迪所树立的榜样——也由于另一个约翰①所树立的榜样（另一个约翰当教皇的短暂任期与肯尼迪当总统的短暂任期大致相仿，可是在他们得以会晤之前，那一个约翰不幸已经亡故了）——美国天主教会变得不再那么受到外界的指责，而更多的是需要进行内部的改革了。
①指罗马教皇约翰二十三世（1881…1963），他于1958年10月即位，1963年6月去世。——译者
但总统始终没有改变或贬低他的天主教信仰，他也没有减少去教堂做祷告的次数或掩盖这个事实。他很自豪地保存着一个“军人身份牌”，上面刻着前所未有的一行字：“约翰·F·肯尼迪——总司令——血型Ｏ——罗马天主教徒。”
还有一点要补充说一说。我认为，在整个竞选运动中，我们所碰到的最难解释清楚的宗教问题是，有人担心可能会在白宫做起罗马天主教的弥撒来。对于那些表示这种担心的人，我可以担保，弥撒仅仅在白宫做过一次，那就是在1963年11月23日。
肯尼迪第十三章 反经济衰退
第十三章 反经济衰退
在约翰·肯尼迪就职后的四年里，美国经历了这个国家的现代史中时间最长、势头最猛的经济发展。在这四年里，商品和劳务供应的增长超出了先前的八年。1960年，国民经济增长率不到3％，这是他在竞选中经常谈起的一个要点。1961—1963年三年的平均增长率几乎比这一水平提高了一倍。
1960年，尼克松曾嘲笑过肯尼迪对增长率方面的不满，而肯尼迪自己的有些顾问也怀疑这些数字对大多数选民有多大意义。但是对肯尼迪来说，这些数字就意味着解决就业问题。到1963年年底，国民总产值达到创记录的一千亿美元，增长率为16％，为二百七十五万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同时劳动收入也有了创记录的增长。制造业的生产设备闲置的数字减少了一半，七千万人就业的大关也第一次突破了。战后循环性经济衰退的趋势被打破了；1963年“预期会出现的”经济衰退给跳过了，所有表明经济状况的指标几乎都达到了创记录的水平。
总统对这些成就远没有感到满足。没有工作的人仍然太多了。在阿巴拉契亚，哈莱姆和全国各地的其他贫困中心，毫无希望的家庭仍然太多了。他打算在未来的年头里做更多的工作。他后悔在过去的年头里未能做得更多些。但是在他的整个任期内，一直要求他多做些工作和马上把一切都做的那些人，显然对肯尼迪的为人和国会与全国人民的心情作了错误的判断。部分是由于他的确行动谨慎、考虑周详、说话稳妥，并且主动听取一个共和党人财政部长的意见，所以他能使国会通过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经济法案，尽管他始终受到共和党人的猛烈抨击，始终面临着脆弱和危险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困境，面临着“不受约束”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以及国会中保守派联盟的挑战。
总统并不要求把经济方面的所有这些增长完全归功于联邦政府采取的行动。我也不主张把他的全部经济政策都说成是总统自己拟定的。肯尼迪在经济学方面没有多少正式的阅历。在竞选运动中，尼克松曾指责他“对经济学一窍不通，……连简单的中等学校的经济学也不懂”。年轻的杰克·肯尼迪在中学里可能没有学到多少经济学——没有几个人在那里学到过多少——而且，就这一点来说，他在其他任何地方情况也没有学到过。
但是作为总统，他能以其超人的才能吸收各种知识和提出各种适当的问题，这就大大弥补了他在经济方面的有限阅历。在他的周围集聚着美国历史上可能最有学识、最有发言权的一批经济学家。他认识到，经济学在他的各项决策中所起的作用，因而他总要请沃尔特·赫勒出席他在举行记者招待会前的早餐会和他向国会提出国情咨文前的准备会议。
沃尔特·赫勒领导下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对总统非常有帮助（他们总使总统淹没在报告的巨流中）。他们比别人更为强调我们的生产与潜力之间的“差距”。财政部长狄龙比别人更为强调过大的预算赤字所带来的国际危机。兼职顾问肯·加尔布雷思——在他担任印度大使（总统称之为加尔布雷思的“苦行时期”）之前，他曾帮助我们草拟1961年的经济咨文——却比别人更为强调较多的政府支出的好处。劳工部长阿瑟·戈德堡则更为强调大规模公共工程和其他有的放矢的解决办法的效用。总统的主要“外界”经济顾问保罗·塞缪尔森教授更为强调采取临时减税措施的价值。银行家马丁、企业家霍奇斯、贸易商鲍尔以及其他部门和机构的首脑则更强调他们各自的委托人的需要。预算局局长贝尔和戈登通常总站在赫勒一边。我由于在经济学方面是门外汉，所以起的作用只是为总统进行分析和综合，提出结论供总统考虑，并使这些结论同较为广泛的立法和政治形势联系起来。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所有这些顾问，不论他们强调的方面有着什么不同，却一致赞成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则：即失业人数太多，预算赤字在这种时期是不可避免的和有用处的，而消费者的购买力应该由联邦政府比前一届政府更为切实有力地予以支持。总统对赫勒和狄龙的意见最为重视，但是他也把自己阅读和观察的收获以及自己对国民和国会情绪的意识搀杂进去。他对向他提出的许多理论性的经济学说理解迟缓，但对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和问题却理解得很快。一个老朋友和兼职顾问，经济学教授西摩·哈里斯及其夫人应邀到纽波特同肯尼迪一家一起观看1962年的“美国杯”赛马会。他在那里花了大部分时间同肯尼迪讨论经济问题，后来他写道：
他的主要职责是维护我们国家的安全。但使我惊奇的是，
总统竟花了那么多时间去钻研经济问题。他对这些问题那么
感兴趣，在过去两年内学了那么多的东西。现在，他是有史以
来在经济学的一般领域中最有学识的总统了。
哈里斯回想起凯恩斯曾经说罗斯福在经济学方面是“无知的”，他的看法无疑是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