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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里比科夫、戈德尔、弗里曼分别担任肯尼迪政府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内政部长和农业部长。——译者
②戈德堡是肯尼迪政府的劳工部长。——译者
有一种传说认为，任用艾森豪威尔的副国务卿狄龙，是跟肯尼迪作出的对所有艾克的人“来个大清除”的保证相矛盾的。实际上，肯尼迪在竞选中宣布的录用人材的唯一明确的标准是：“要有高超的工作能力”。肯尼迪也简略地提到他不喜欢的事。他不愿要他的内阁阁员完全来自社会的一个阶层，例如企业界。而且凡是个愿“作出保证长时间稳定在工作岗位上以学习其必须学习的东西”的人，他全不想要。
要求阁员们在经济方面作出的牺牲也是相当大的。甚至根据州和地方政府的标准来看，联邦行政官员领取的薪金也是低得惊人的。密苏里州拉杜的督学拿的薪金比国防部长还要多（前一年，麦克纳马拉在福特汽车公司的收入是四十一万美元）。伊利诺斯州库克郡的首席遗嘱查验法官的薪金比国务卿还高。单单洛杉矾市就有二十八个官职的薪俸比任何内阁官职的待遇都高。
肯尼迪需要的是一个人材内阁。他在搜罗最优秀的人材的过程中，受到了一些限制和压力。他过去所接触的人士和朋友大多数是属于政界和新闻界这两个领域里的。他们多数是东部人。许多最优秀的国会议员宁愿当议员，不愿进入行政部门，他们认为议员的位置既稳定又有资望，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呆在自己原来的位置上倒可以对我们更有帮助。在诸如劳工、农业这些特殊领域里，每个私人的压力集团都提出了同一领域内其他集团所不能接受的人选，当选总统发现要想悄悄地查核一下一个人的能力及其思想而不致引起他的种种期望，不致惹恼他的民主党参议员，或招致某些党派的反对，那是很难做到的。那些传说已被考虑到的人选的消息——有些是肯尼迪从来都没有听到过或考虑过的——不断地走漏出去，传给了新闻界，新闻界于是很快便得出结论，认为这些人选是肯尼迪方面故意放出的“试探气球”。甚至一些人品问题也暴露出来了。例如，肯尼迪对于史蒂文森迟迟不就驻联合国大使一职表态，感到十分恼火，因此公开宣布，提出这个职务为的是要使他更难拒绝。
还有时间因素造成的种种压力。克利福德和诺伊施塔特都催促他似乎立即应任命一个预算局长。新闻界强调指出，艾森豪威尔在12月1日宣布了他的内阁的最后一项任命，而肯尼迪却在这天宣布了他的内阁的第一个人选（里比科夫）。甚至在12月17日他的内阁全部组成之后（最后一名是戴），还有大约六十个制定政策的其他重要职位和几百个重要的职位尚待填补。同时，他决定，在挑选“次一级阁员”方面不授权内阁全权办理。
安排新政府人选的过程既是漫长的、审慎的，又是艰苦的。一天夜晚，当我们在棕榈滩厌烦地审查着人选名单时，当选总统微带嘲弄的口吻说：“我原来希望这会是很有趣的一部分工作，但是这些对人选的决定竟然关系到我们大家的成败哩。”他既不缺乏顾问，也不缺乏助手。在一个新当选的政党从未进行过的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的工作中，拉里·奥布赖恩和萨奇·施赖弗的工作做得很干练，他们细致地审查了数以千计的为获得高级和低级职位而提出申请和受到推荐的人的资格。在邓根、沃福德、多纳休和亚当·亚莫林斯基的帮助下，他们不仅获得了一些名单，而且物色了一些新人。他们掌握的大量评价候选人的档案卡，并不象某些新闻报道所说的那样有系统，但是比它们所说的更切合实际。
在这方面的活动中，鲍勃·肯尼迪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每一个内阁成员一经被任命，在挑选他的属员方面就享有重要的发言权。在特殊领域内具有种种背景的肯尼迪的顾问们——特别是保罗·塞缪尔森在经济和财政方面，杰罗姆·威斯纳在科学和防务方面，切斯特·鲍尔斯在外交事务方面——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名单。我们这些不直接负责人事工作的人，也仍然从竞选工作人员、捐款人、朋友和大学老同学那里（其中有许多是过去从未听说过的人）接到了纷至沓来的电话和信件。参议院的许多成员和肯尼迪家族的一些成员，也向他提供了许多意见。克利福德和诺伊施塔特偶尔也对他们备忘录里提及的职务举出适当的人选。他也跟一些别的名高望重的人士进行过磋商，其中包括当选副总统、达格·哈马舍尔德①、迪安·艾奇逊、沃尔特·李普曼、约翰·麦克洛伊②，尤其是罗伯特·洛维特③（肯尼迪曾徒劳地想把最后两人拉进他的内阁，麦克洛伊倒是接受了裁军事务方面的一个临时性的职务，并且干得极为出色）。
①达格·哈马舍尔德，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译者
②约翰·J·麦克洛伊（1895——），曾任世界银行行长、美国驻西德高级专员、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福特基金会主席、肯尼迪总统的裁军顾问等职，还长期担任美国对外关系协会主席。——译者
③罗伯特·A·洛维特（1895——），曾任美国副国务卿、国防部长、肯尼迪总统特别顾问等。——译者
但是就最高一级的三十至五十个职位而言，大部分工作和所有的最后决定都归肯尼迪负责。他亲自会见了几十个人，研究了另一些人的著作和资历，并同全国各地通电话去核对情况。他总问道：“你知道点这个人的情况吧？”“你对他熟悉到什么地步？——他是不是就好说上许多空话？”他在衡量人材方面具有一种非常出众的本能。他还很幸运地具有个人的魅力和劝说的本领，使他能够把人材吸引了来，争取到他的旗帜下，指引他们为祖国服务。他跟施赖弗办公室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一天深夜，他从棕榈滩打电话到施赖弗办公室，发现只有一个秘书留在那里，于是温和地“要求”她交代一下，“是谁把所有人选的名单透露出去了”），不过他把内阁人选的名单保存在他的脑子里，而不是保存在档案卡里。
他认为避免选择任何不会得到参议院的确认或者不会通过保安审查的人比较好。但是他对于极右派热衷攻击的所有人物却是毫不踌躇地予以任命。其中许多人相互之间也是意见很不一致的：鲍尔斯、史蒂文森、艾奇逊、加尔布雷恩、罗斯福夫人、施莱辛格、凯南、波伦、尼采、邦迪兄弟、罗伯特·韦弗、默罗和门南·威廉斯。万贯家财的人并不能打动他，才智过人的人也并不使他害伯。当他那才气横溢的经济顾问詹姆斯·托宾最初表示犹豫，认为自己多少是个“象牙塔里的经济学家”时，当选总统回答说，“这没有关系，我多少是个象牙塔里的总统”，实际上，他所任命的重要官员里，学术界人士——其中包括十五个罗得斯奖学金获得者——所占的比重比历史上任何别的总统，包括罗斯福在内，所任命的都高——甚至比某些欧洲政府都高，在那里，知识分子只在级别较低的文官中人数众多。据说，他任命的官员所写的书，比总统在四年任期内即便以每分钟一千二百字的速度所能阅读的还要多。
不过肯尼迪班子里的学术界人士大多数过去就有政府工作的经验，正如他任用的那些政治家和商人中有许多从前曾经是作家和教师那样。他需要的是既能思考又能行动的人。“能办事的有才能的人……有敏锐的判断力的人。”他所寻求的人品条件，大体上反映出了他自己所具备的品质：在思想观点上，重实际胜于重理论，重逻辑胜于重意识形态；办事精确干练；乐于学习和工作，勇于创新和改革；以及具有艰苦、耐久、富有创造性、富于想象力和卓有成就地进行工作的本领。
他搜罗人材的工作是成功的。他所挑选的人大多数都抱着和他同样的思想，和他有着共同的语言，并把祖国和肯尼迪置于一切重大事情之上。他们是审慎正直的，甚至没有一点丑闻的嫌疑得以玷污肯尼迪内阁。他们象肯尼迪一样，全富有献身精神而又不感情用事，全很年轻而又经验丰富，全能说会道而又温和动听。这里并没有十字军骑士式的人物，也没有盲从者或极端主义分子，他们既非左派也非右派，而较接近于中间派。大家讲话都具有他们的首长所特具的那种低调的克制，然而他们同他一样都深信自己能够改变美国的航向。他们喜欢政府工作、喜欢政治、喜欢肯尼迪，并且完全信任他。
终于得到任命的那些人，并不总是肯尼迪最先考虑的人选。一个农业领袖——根据对所有人选进行的一次审查，肯尼迪实际上本来选定他当农业部长——应召到乔治城跟当选总统进行首次会晤时，他所谈的只是些笼统的概念和陈词滥调。当选总统事后对我们说，“谈话是那么令人厌烦，起居室又那么温暖，以致我实际上睡着了。”奥维尔·弗里曼本来已经拒绝担任这个职务，但是在肯尼迪的心目中，他的才能却大大超过那个农业领袖，所以第二天终于说服他接受了这个职务。
虽然肯尼迪任用的企业家远比他的前任为少，但他还是在企业界仔细搜索，寻找一些能干的行政人员，特别是关于对外援助计划的职务。尽管肯尼迪坚持他手下的人员必须忠于他的哲学思想，但他留用的前政府官员和派到机密职位上的反对党党员全比八年前其前任所安排的要多得多。实际上，我很怀疑，在政党交替执政之际的任何新总统，在他初步任命官员时是否要表现出如此明显的两党合作色彩。
这几百个官员的全部名单，从内阁级往下，将会表明并不是完美无瑕的。有些人的表现超过了总统的期望，有些人则未能达到他的期望。知名人士难得名副其实——有些人比较好，有些人则比较差。有些事例表明，恰当的人担任了不恰当的职务。但是作为一个集体而言，肯尼迪任命的官员是具有显著的高质量的，这反映出了他本人为组成一个真正的“人材内阁”所进行的出色的搜访。
白宫的班子
我作为肯尼迪白宫班子的一个成员参与工作比较晚，这使我不能对它的全体人员以及他们在政府中的作用作出客观的叙述，但是这个问题又太重要了，以致在关于肯尼迪总统任期的任何叙述中都不应省略掉。
我们的作用不应加以夸大。我们并没有掌握任何秘密的影响。我们并没有取代内阁阁员们的作用，没有跟他们争权争名，或是不让他们接近总统。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总统，如果事前或事后没有得到批准，我们不能擅自陈述总统的观点或是代表总统讲话。当人们谈到有个助手正取得巨大的权力时，总统冷冰冰地说：“我将继续保有某些剩余的职权。”
肯尼迪总统通过使用他个人的工作人员，大大地增加和改善了他自己对行政部们的影响。他知道一个人事必躬亲是不可能的。要了解他想了解的一切，要接见值得他接见的每个人，要阅读他应当阅读的所有东西，要撰写由他签署的所有电文，以及要参与同他的种种计划有关的所有会议，这就他来说也是不可能的。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