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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写他事迹的书籍和杂志文章不可避免地大半都互相抄袭，它们重复着同样的神话、谬误、断章取义的引文，以及先前已经驳斥过的辩解。（一个特别恶劣的例子是，人们经常反复指责当肯尼迪还是一个年轻的众议员时在哈佛大学一个研究班上所发表过的言论。在这种指责已经彻底破产的十年之后，它们居然还在流传。）1958年，他在其接触的出版界人士中花了很大气力去制止一本计划中的他的传记的出版。这本传记的作者在可能接受他的作品的出版商面前自称为肯尼迪的密友。事实上，参议员肯尼迪认为此人并没有掌握必要的材料，并且既不客观也不可靠。
他的这种反应部分是出于他对人家的批评过于敏感。但是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他对历史是否会准确地描绘自己感到关切。因此，他在1959年同意把有关的档案和事实无条件、无限制地提供给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教授，供他写出和出版了写到他出任总统前为止的唯一的一部严肃认真的传记。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以为伯恩斯会写一首颂歌（伯恩斯也没有这样做），而是因为他相信伯恩斯的才能及其在自由派知识界中的地位，将使该书在读者心目中的价值具有预期的那种高度。
等他进入白宫以后，他对历史的关心仍一如既往。他相当注意将要保存他的文件的那所图书馆。新闻界和其他作者很容易受到他的接见，他在公共场合或私下讲话都很坦率和清楚有力，而且总是决心要对问题进行阐明、启发和解释。在他的工作班子里那个杰出的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的要求下，他同意建立一套规定，即要趁参与重大事件的人们记忆犹新的时候，把他们知道的第一手回忆材料记录下来。
但是他一直抽不出时间来办这件事。他曾作出安排，对重大问题的讨论进行详尽的录音。有时他为了存档，还口授关于会谈的备忘录。但是对许多关键性的决定，他都是通过口述而不是通过书面，用电话而不是用手谕，对一个人而不是对许多人传达的。在他遗留下的书面案卷中，包括他的演说稿、咨文、电报、信件和备忘录，也只有比较少数是根据他口授的或亲自拟定的初稿写成的。
而且，在某些方面，他处理事务的方法也故意使人难以捉摸。虽然参与内部机密的人比局外人知道的要多许多，但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助手、朋友或其家庭成员，知道他的全部思想和行动。我在他的参议院办公室和白宫办公室所担负的特殊责任，使我能够对很多问题都知道一点，可是决不是对任何问题什么都知道。他的动机往往是别人不知道或不清楚的，因为他总避开明显的和容易的途径，而且他常常过分忙于作出下一个决定，以致无暇解释上一个决定。
有时候他谈话的口气好象希望我们把重要谈话用备忘录的形式保存在档案里似的。他那不准将来写“秘密”回忆录的规定（这项规定来自玛格丽特·杜鲁门①向他提出的一项善意的告诫）只适用于管家班子的人员，并不适用于他的职务上的助手。但在另外一些场合，他又明白指出，在密谈的时候，如果他认为一个或几个参加谈话的人会匆匆地把他们对他的观点的解释记载下来，那末他将感到很不自在。
①玛格丽特·杜鲁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女儿，著有《哈里·S·杜鲁门》一书。——译者
他是一个希望有人把他的执政时期写出一部伟大著作的那种总统，但他又是宁愿亲自撰写这部著作的那种总统。他相信施莱辛格会写出一部扎实的著作，除此以外，他对大多数官方回忆录和日记的可靠性都表示轻蔑。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演说稿的兼职起草人埃米特·休斯辜负了共和党官员们对他的信任，因为他引用了他们私下的谈话来诋毁他们。肯尼迪说，“我希望这里没有人在写那样的书。”
本书就不是那样，甚至不是一部不偏不倚的著述。一个充满热情的参与者不可能是一个客观的观察家。我既然对约翰·肯尼迪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现在就不能装出一种完全超然的样子。我既以将近十一年的时间为他效劳并阐明他的见解，现在就不能用公正的学术性研究的外衣来掩盖起我那党派之见。让我一开始就讲清楚，这是一部歌颂约翰·肯尼迪及其成就的书，这不仅出于忠诚和爱慕，也是出于对他的深切的自豪感和信心。
尽管如此，一部把他描绘得主要象个巨人而不象个普通人的著述是很不够的，他理应获得，而且本人原来也会希望人家为他写出一部较好的传记来。生前他并不要他的顾问阿谀奉承；死后他也不会要他的传记尽是颂扬的词句。他并没有夸口说自己博古通今、一贯正确，而总是很直率地承认自己在许多方面有缺点或没知识。他把他的许多成就归之于幸运，并且一定乐于把他议论温斯顿·丘吉尔的话应用于他自己：“他虽习惯于战斗的艰难困苦，却并不厌恶享乐。”
虽然传奇总把我们的英雄先烈说成是人人爱戴和战无不胜的，约翰·肯尼迪却有敌有友，有成就，也有挫折。他比钦佩他的人和贬低他的人都更为坦率、更为明确地承认这些事实。他喜欢取笑自高自大或荒谬愚蠢的人，也不喜欢过于一本正经地看待他自己。同时，他还能嘲笑那些为他吹嘘的大话——包括他自己作过的一些吹嘘。
他对“美国之音”的工作人员们说：“你们必须说出事实的真相。就象奥利弗·克伦威尔①谈到他的画像时那样，要把一切，包括我们的缺陷和赘瘤，以及所有那些可能不那么直接吸引人的情况全表达出来。”他对一批外国学生也说过同样的话。我相信，他本来也会对我说这些话的。肯尼迪对自己的工作很自负，一定乐于让这本书或任何一本书来对他的工作表示赞赏，但他会希望人们以他自己那种坦率和客观的态度来赞赏他的工作。
①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1653年被推举为共和国的“护国主”，在国内实行军事独裁统治。——译者
本书的意图并不是为约翰·肯尼迪写一部完整的传记，也不是为他的时代写一部通史。然而这也不仅是一部个人的回忆录。我试图把我的观察和我同一位非凡人物在一个非凡时期共事的经过，条理分明地全写进去。我主要依据的是我所知道的事情，而不是别人写过的事情。有些人对往事的回忆可能被后来发生的事件冲淡了。我没有去访问这些人，我主要根据的是自己的档案和回忆。对于这些东西是无法注明出处的。
因此，除了由于保密或礼貌的缘故略而不谈的某些事实外，约翰·肯尼迪一生中我不曾参与的那些事情，包括1953年以前发生的全部事情和1953年以后的许多事情，也都没有在本书中详尽地予以报道。我并不认为写入本书的一定都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只是说我并没有把任何事情故意排除在外；并且，真正的约翰·肯尼迪只有通过第一手的回忆，才能较为清楚地刻画出来。
限于篇幅，许多次要的问题、事件和人物也给删去了。将来到一定时候，一部呕心沥血的学术性研究著作必然会对肯尼迪政府的每份文件和每天大事系统地加以分析，我在这里所能写出的仅仅是一些山峰，而没有写通向这些山峰的羊肠小道。此外，本书只写肯尼迪一人，没有写他的家族、他的朋友或是他的政敌，也没有写华盛顿或是肯尼迪所居住的那个世界。凡是在这些问题上想探索或需要知道更多事实的人，只有在这些事实关系到约翰·肯尼迪本人时才会在本书中见到它们。
如果有些段落在政治上似乎有党派倾向，那是因为他是一个民主党人，并以此自豪。我的目的既不是谴责，也不是宽恕别人的行动，更不是用我的判断来代替传记主人的判断。我的唯一的责任就是对肯尼迪的真实情况负责。
诚然，人们对历史的真相很少有一致的看法。记忆有差异，意见也有差异，甚至同样的事实在不同的人看来就不相同。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同约翰·肯尼迪保持不同关系的人就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回忆约翰·肯尼迪这同一个人扮演的角色。在政治家们看来，他总而言之是一位政治家。在知识分子看来，他的才气是最值得怀念的。他的朋友和他的家庭成员对他的品质和特征，也有各种不同的回忆。
在我看来，最令人遗憾的是那些侈谈他的风度而不大涉及他的本质的回忆和纪念文章。肯尼迪的风度是特殊的。他的儒雅潇洒、机智风趣，和他那翩翩年少的容貌，当然会长期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但是对他最重要的，以及据我看来对历史最关重要的，是他的本质，即他的思想和理想的力量，他的勇气和判断力。这些是他作为一个总统的可贵之处，而风度则只是一种陪衬。我最不愿意贬低他的演说的价值。但是这些演说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华丽的词藻，而在于它们所表达的原则和政策。
在白宫的岁月里，他已经听厌了人家冷嘲热讽地讲的一套话，即说他的人品要比他的纲领更得人心。在他看来，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现在，这些人（他们不愿或不能看到他所促成的变革）又在写文章说，肯尼迪留给我们的遗产与其说是具有深刻思想内容的东西，不如说它只是施政的风格方面的东西。
对另一些人说来，他那悲剧性的死亡冲淡了他实际取得的成就。他们强调他没能实现的壮志，却忽视了他实践自己的诺言所取得的成就。当然，他的逝世虽不意味着什么，却是象征性的，对此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不过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记住约翰·肯尼迪是如何活在世间的，而不是他如何死去的。
肯尼迪第一章 肯尼迪的为人
第一章 肯尼迪的为人
有人曾写道：“真正不寻常的人实在就是平凡的人。”我第一次同约翰·肯尼迪会晤时，他的“平凡的”举止立即给了我深刻的印象——那种品质本身在政治家中就是非凡的。1953年1月初的那天早上，我们简单地谈了关于我向这位新参议员的办事处申请工作一事。这次，我是怀着希望但又没有多少把握的心情去会见他的。早在一个月前，当我同一位有见识的华盛顿律师一起查阅我可以为之工作的新参议员的名单时，他对肯尼迪的姓名曾经嗤之以鼻。他说，“杰克·肯尼迪①不会雇用任何一个不是乔·肯尼迪②叫他雇用的人。而且除了吉姆·兰迪斯③外，乔·肯尼迪五十年来从未启用过一个非天主教徒。”
①杰克是约翰的昵称。——译者 ②指肯尼迪总统的父亲约瑟夫·P·肯尼迪，乔是约瑟夫的昵称。——译者
③即詹姆斯·兰迪斯，肯尼迪总统的特别助理。——译者
结果，这两项揣测都是错误的。不过有一点倒是确实的，即肯尼迪议员一连三次被选入众议院以后，再由马萨诸塞州选入参议院一事，并没有在全国性的报刊上或者在民主党内部各派引起关于他将要出人头地的任何预言。有见解的学术性杂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