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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阮琳……”“还有阮琳，”司徒聪笑，“你们俩。”
九
“司马灵。”阮琳在我身后的人流中叫，加挤带撞地自我跑来。我正在大百货商场二楼里转悠，每到休息日我都去各个百货商场、服装店转，看有没有合适我穿的裤子。我仅剩的一条裤子还是五年前从外地买的，这五年了逛了无数次商场，总买不到可心的裤子，不是裆肥就是档短，我还不算畸形就什么困难。我不肯去找那些冒牌“上海裁缝”去做，先付钱后交货的事我总信不过。”
阮琳喘吁吁地挤到我身旁，我往她身后看去。
“你看什么呢？”她问，也回头。
“我看那位先生在什么地方。”“什么呀。”她明白过来，笑着打了一下，“我没跟他在一起，我自己上的街。你又来看裤子？”
“我没必要告诉我来干什么。”我声色俱厉地对她说，“我一看见你就够了。”“我怎么得罪你了？”阮琳眨着眼睛纳闷地说，“你象个带哨的开水壶。”“我问你，”我气冲冲地往楼下去，费力地穿过挤在各个柜台前的人群。商场里一片嘈杂，各种能出声的电器和玩具此起彼伏发出怪音，大声喊叫也不会引起离别人注意。“谁让你把我的外号告诉司徒聪那个白痴的？”
“什么外号？”“还装傻呢，就是那‘炕’，什么的。我有那么多外号，你为什么不把‘大帅’、“虎子’告诉他，偏把最不体面的告诉他？”“噢，就为这为个呀。”阮琳笑了起来，“我是先从好听的逐一告诉他的，是他自己觉得这个最好听，你别生气，司马灵。”“别叫我名字。”“那叫什么？总不能当着什么多人叫你大帅。”
“叫阁下。”我也忍不住乐了，但马上又觉笑得不合时宜，应该严厉点，否则她会觉得我无所谓，我冷冷地对她说：
“就一天晚上你们就熟到这份儿上了，开始议论起别人，是躺在床上议论的吧？”“哟，还吃醋？你是我什么人？你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是我丈夫么？”“我就是动过当你丈夫的念头，这会儿也打消了。”
“我还看不上你呢，给我提鞋也不要你，以你自己怪不错的——我跟了什么也没干，我说了一会儿话。”
“多一会儿？”“一夜，大半夜，谁让你走开追那个女的去的。”
“我走了。”“你别去。”
“你别走。”阮琳拉住我，这时我们走出了商场大门，“没说一夜话，就站在原地聊了会儿，看你老不回来，就各是分手走了，放为了？”“本来我就没担心……你们说什么了，他对你？”
“就说他得精神病的原因。”我们并肩在街上慢慢走，“他说他在学校时那些人怎么欺侮他，合伙害他，孤立他，有几年的工夫他几乎一句话都不敢说，一说周围的人就群起而攻之——我觉得他真惨。”“他就是想打动你，这招儿我见多了，故意把自己说得特可怜。”特招人同情，蒙骗无知女青年大动恻隐之心，想去安慰他，女的能用什么安慰男的？”
“我觉得他不是假的。”
“对对他不是假的，是真的，弄假成真谁不会？我也会把根本没有的事说得真的似的，你还能调查去？没当过‘右派’，没赶上‘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只好说自己心灵正在受不知名的折磨吧，活得痛快显得多浅薄。”
“我发觉你特卑鄙，司马炕，你怎么这么卑鄙，司马炕，你怎么这么卑鄙？我听司徒聪说你们互相不是已经引为知己了吗？听他那口气你简直是他最好的朋友，背后你就这么说他。”我有点难为情，但很快又振振有词：
“他是跟我说过一堆亲热、肉麻的话，可对他并没有从此产生义务。是怎么样的我就怎么说，即便是朋友也不例外，让我违心地搞一团和气我办不到。”
“你真没心肝，一点人情味儿都没有。”阮琳说，转身走掉。“去找你的姘头告状去吧。”我嘟噜说，“我不怕。”
那天我心情不甚好，在街上逛了半天，看到那个“淑女”，又上去和她聒噪了半天，没容她插一句话。
她似乎每天都从这条街经过。
十
“司马炕，你今天值日你给忘了。”我刚进办公室，司徒聪就笑着冲我嚷，表情极亲密。
“真是，”我慌张张打抹布，“过个星期天都把人过糊涂了。”“嘞打抹布了，我已经替你做了——你看不出来？”
“太谢谢了——我看出来了。”
“有什么可谢的，都是哥们儿。”司徒聪不屑地摆摆手，脸上仍满是笑。我只好用笑来表示领情。
中午吃饭前我出了个洋想。在我们单位食堂吃饭决无吃不饭之虑，但想吃好就得积极点，铃一响就得一刻也不耽搁地冲出去，否则你排了半天也只能吃上熬白菜。在等下班铃响那紧张警觉的几秒钟内，来了一个电话，我来不及一辨便立身蹿了出去，引起哄堂大笑，司徒聪的笑声格外响亮刺耳。当我满面羞惭地踅回办公室，他甚至踢了我一踢。
“司马炕，你快得象只听到主人一声吆喝的狗，你小时候尿炕是不是也因为你妈的鼾声带着哨音？”
“不是不是……”我自我解嘲地笑着，心想，照这样下去，不到下午，全单位的人都知道我过去是个尿炕精了。
中午，我在牌桌上传统的位量也被司徒聪取而代之了，他放肆地把我推到一边：“你到那边吃饭去，阮琳，过来，看我怎么赢。”
我只得与朱秀芬们为伍，眼巴巴地看着那边一堆人又笑又叫，热闹非常。“你跟他搞得挺熟，叫你都用外号了。”朱秀芬对我说。
“嗯，我喜欢让人觉得我没什么架子。”
“臭德性。”朱秀芬喝着用开水冲菜渣做的汤白我一眼，“我不喜欢那小子，咋咋呼呼的，数他嗓门大。”
“你怎么这么臭？司徒聪的声音从那堆人里传出来，他在呵斥石玉萍，“有‘２’不用，留着看画呀？你下去吧，让阮琳替你，没见过你这么臭的。”
“瞧瞧，才来几来，就跟这儿的头儿似的，真叫人看不惯。”朱秀芬声音低低地说。“你不能拿一般人的标准要求他，他那人就那样。”我说，“他有精神病，各位都得让着他点，别招惹他。”“真的？”朱秀芬瞪圆了眼睛。
“你可千万别出去对人乱说。”我严肃地对她说，“要传出去就太不好了。
这话我只对你一个人说，你心里有数就行了，他说什么你都只当没听见，千万别跟他认真，吵嘴，他是病人。”“我不会的，我还不是那不知轻重的人。他是精神病，怪不得我觉得他和别人不一样。”
我离开朱秀芬走过去看他们玩牌：“怎么样？赢了输了？”
“咱哥们儿会输吗？也不看看跟谁打仗呢？”司徒聪得意地把手里的牌给我看，“手气没治了，老是什么好，谁跟谁都接着。”“好好，玩吧玩吧。”我拍拍他肩膀，出去刷碗。
十一
司徒聪和阮琳好得开始显“形”了，上班同来下班同走，中午吃饭你给我带我帮你买。候车室的不少同事都不同时间地看到过他们手挽手在大街上逛，有几次据说已经是很晚，接近没末班车的时候。不知道他们是控制不住情感还是根本就没打算控制，我估计后者成分居多。他们越来越舁开地在办公室里打情骂俏，我只要稍一走开，阮琳就会跑过来占了我的位置，和司徒聪面对面地聊上半天。
害得我无处可去，倚在别人的办公桌旁和朱秀芬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没盐没醋的话儿。这情形科长也看出来了，有一天他问我是不是司徒和小阮在“谈恋爱”？“不谈恋爱就不能好了？”我反问科长，“只要两人乐意，你管人家采取什么形式呢？”
“那叫什么？科长说，“不谈恋爱，不打算结婚两个人搞到一起那叫什么玩意儿？”
“你真是不解放。”我对科长说，“你是科长，工作领导，只要人家不影响工作，就是养孩子也不碍你的事。”
科长闻言惊得气都透不过来？“我们这儿是政府机关，不是产院。”他要我找司徒谈谈，摸清他和小阮究竟是什么个关系。“我不管，我说，“我算老几？了解工作人员的思想状况是你这个领导的事，失职是你失职。”
十二
我的头很痒，很多天没洗头我觉得自己象戴了顶摘不下来的帽子，沉甸甸的。午休的时候，我便到街对过的理发馆去理发。理发的人不多，但也需要等。我正坐在长椅上暗暗计算能否准确地落到那个戴着大口罩从眼睛看似乎挺漂亮的年轻女理发师手里，司徒聪闯进来，一眼找到了我，坐到我身边：“到处找你，你躲到这儿来了。”
“我没有躲，我光明正大地来理发。你怎么没玩牌？”
“有件事想找你商量。”
“这个月的工资我也花得差不多了，只剩几块钱饭票。”“不，不是这事。
”司徒聪点上一支烟，显得非常郑重，“你觉得结婚好吗？”“唉——”我叹口气，同情地问，“被讹上了？”
“没人讹诈，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这问不涉及具体人，只是泛泛一问，从理论上问一问。”
“从理论上讲，我还能说什么呢？当然好，有人侍候了，灌溉正常了，用不着旱——旱死，涝——涝死。不过既然有被人绑了辈子的可能，就要看仔细，找一个保鲜好的，老得慢点的。你拿我当朋友，我也得做个诤友——她差点意思，连勉强及格都够不上。”那个光露着眼睛的女理发员打发走了一个头剃得象锅盖的粗俗汉子，走过来问：“该谁了？”
“谁我了。”我站起来，跟她走到理发椅上坐下，任她用白围布把我围得象个准备吃饭的幼儿小朋友。
“长点短点？”“随便，您看着怎么合适就怎么理，好看就行。”
司徒聪也跟着我走过来，站在理发椅旁边继续跟我唠叨：
“我懂你的意思，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你认为相貌第一重要，我却认办心眼好坏是主要标准。我们从小到大听过多少狐狸精的故事？”“心灵不美可陶冶，长相不俊那可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女理发员开始我头上堆，按我低下头。
“恰恰相反，改造灵魂很困难，而修饰相貌有诸多良策。”
“这个吗，”我梗着脖子斜着眼儿说，“据我所知，所谓诸多良策也尽是些治标不治本的损招儿，砂轮锉锉玩儿，往塌鼻子里注射一管混疑土，起不到改天换地的作用。”
“你差了，你不懂了，这方面你完全是无知的。”
“我才不无知，我当然知道现代整形术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摘根劲骨卷点皮瓣，就能当真枪用。问题是咱们国家整形术还没普及到健康人的美容上，你得先给自己的脸猛踩上一脚，人家才肯修补，那也是拆东墙补西墙，脸上光溜了，屁股瘢痕累累。”“我大概是没向你说清楚，你大概是还没完全了解我。”司徒聪沉思着说，“其实事情完全不会恶售到你说的那种地步，凭我的能力就能从容地解决这个难题。”
“什么？”我歪歪头，女理发员把我的头板正。
“我有办法把一个丑女人变成独一无二的一美人，不费吹灰之力。”“谁都有办法把丑妞变成漂亮姐儿。”我嘲笑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你错了，我指的是货真价实，脱胎换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