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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之兴起，则工农兵和基层社会中人抗拒基督教之行为表现也。拳乱之时，除少数满洲贵族乘机附和，企图扶清之外，汉族士大夫几乎完全靠边站；甚至有奋起「剿灭拳匪」者。非汉族士大夫有爱于耶教也，只是他们头脑较为清楚，吃一堑长一智，认为洋人惹不得罢了。
士大夫和工农兵抗拒耶和华
若问中国士大夫和工农兵为什么一定要抗拒基督教呢？为此难题，近年来台湾基督教会在一些杰出领袖如林道亮、阮大年、王永信、周联华、林治平诸先生策画之下，筹有巨款，设立专门计划来加以研究。
据吾友李湜源教授的解答，中国人未尝反对耶教也。只是耶教教义与中国伦理传统互异，二者交流乃发生严重的文化冲突。这种文化冲突不解决，则中国人就难于接受耶教了。李君亦是虔诚的基督徒，对神学与神学史均有深入的研究。举例以明之，李君就认为曾在《圣经o旧约》中出现六千次的「上帝的上帝」耶和华（Yaheh）就不是「中国人的神」。下面且抄一段李君对耶和华的讨论：
耶和华是一位很特别的神，第一，他是神人合一。他有手，有指，有脚，有腿，有眼，有耳，有口，有鼻，能说话，有声音。他能够种树，也能够缝衣。他是男性，是父亲，有儿子，他能教训，也能咒诅，他能记忆，也能忘记，他能笑，也能哭，也能喜、怒、哀、乐、爱、恶、欲。他有一定的住所，西乃山是他居住的地方，但是他又时常奔走，「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乃从这会幕到那会幕，从这帐篷到那帐篷。」（《历代志》上，第十七章第六节）第二，他是一个恐怖（Terriable）的神。原文「Terri able」一字，中文圣经译作「应受敬畏」。「耶和华因为不能把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民数记》第十四章第十六节）「我是耶和华，不轻易发怒。我有浩大的爱；我赦免罪恶和过犯。然而，我一定要因父母的罪恶而惩罚他们的子孙，甚至到第三、第四代。」（《民数记》第十四章第十九节）「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与米甸人打仗。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原文作曾与男子性交的）的女子都杀了，但女孩子（指小童）凡没有出嫁的（原文作没有与男子性交过的），你们都可以存留他的活命（原文作留作你自己使用（奸淫））。」（《民数记》第三十一章第七至十八节）「耶和华是一位嫉忌的神，他的名字就是嫉忌。」（《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第十四节）「嫉忌就是我（耶和华）的圣名。」（《以西结》第三十九章第二十四节》。在旧圣经我们可以处处看到，耶和华是一位战神，是一位犹太人的神。
湜源认为耶和华是一位犹太人的神，是一位战神。吾人授中东文化史，固知所有发源于中东的宗教，都是战斗的宗教；在中东寄居或过往的民族所崇拜的神，都是「战神」。因为中东地区，自古便是四战之区，人民不好战便不能生存；为战争而激发的宗教所崇奉之神，自然也都是战神了。
战没什么不好。不过他与宣传反战的儒佛两教，也是教义不投的。所以中国人很难接受上述的耶和华。
李君又提到「十九世纪中国人信教原因（之一），是因为教会能够赦罪」。但是教义里的可赦之「罪」不是「罪恶」的罪（Crime），而是「过错」的罪（Sin）。那时中国教民受享有领事裁判权的洋教士的庇护。「中国人犯了罪就参加教会，得到罪的赦免。因此参加教会要付相当的价钱。」当年教会办的刊物，就记载过一则故事如下：
一位（西方）传教士在渡船里听到两位中国人磋商购买参加教会证书的价钱。这是一件人所共知的事实。在某个中国城市，中国传道人要定下普通参加教会证书的价钱。（见《教务杂志》一九一〇年三月，页二〇九。）
李教授也对章力生先生所著的《人文主义批判》，作了些反批判。章君说：
东方是异教的大本营。我们要使基督教会在东方扎根，建立不拔的基础，必须掀动异教的文化结构和哲学系统，向他们积极挑战……
湜源又说：
章先生劝告中国人，大彻大悟，在全能全知的真神之前，去其「娇气与多欲、色态与淫志」；好像「多欲」、「淫志」也是中国人反对基督教的原因。（章力生《人文主义批判，页四》（见李湜源著《中国人与基督教商讨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反响》，载《文艺复兴月刊》，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民国七十年（一九八一）十月一日，第一二六期。页五八～六二。）
章力生先生还是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一位笃信基督的良心教徒。他的言辞之一边倒，和他反华卫教态度之绝决尚且如此；我们可猜想庚子年间，那些享有「知府」、「知县」地位的西方传教士，其卫教反华的态度，就不言可知矣。明乎此，我们也可了解当年所谓「民教冲突」的因素是多么复杂。
其罪可赦而养儿不能防老
须知当年的中国基督徒原有「良心教徒」（Conscience Christians）与「吃教教徒」（Rice Christians）之别。良心教徒一旦入基督之门，则终日忏侮有罪，时时在上帝之前思图自赎。
老来笃信基督的张学良将军夫妇，便是一对标准的良心教徒。前年张将军在其九十寿诞致辞时，劈头一句便说：「我是个罪人！」当时曾使全场大惊。或谓少帅当年在李烈钧庭长之前都没有认罪。这一下被关了五十年，反而认罪忏悔起来，亦见军事委员会「管教」之有方也。其实张氏所讲的只是基督教义里的一个术语，他所「认」的只是此罪（sin），而非西安事变时所「犯」的彼罪（crime）也。可惜在国民党的传统之中，党魁之外，教民寥寥。听众之中，通基督教义者，小猫三只四只而已。所以大家就错把冯京作马凉。以为少帅对西安事变这项「罪恶」，忏悔了，认罪了。因此全场大鼓其掌，亦民国史中趣事之一也。
把少帅之 sin 当 crime 来曲解，小事也。最多让后世史家上错一笔帐，也使把少帅看成「千古功臣」的中共党人稍感惶惑罢了。可是对基督其它教义如「赦罪」的误解，那关系就大了。根据教义「罪」既可「赦」，则又有何罪不可「犯」呢？这就对「吃教教徒」为非作歹，大开方便之门了。
抑有进者，纵是那些最善良最虔诚的良心教徒，他们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有时也可制造出极严重的社会矛盾。举例以明之：当时所有的基督教会都是以「反孝」甚或「仇孝」作号召的。他们认为人只能向上帝尽孝，不应向父母尽孝。笔者便有一位在中国出生，说得一口京片子国语的传教士好友。她当年在北京对一位搞「晨昏三叩首」形式主义的满族「孝子」，印象太坏了。所以她一辈子坚持她的格言：「孝顺」就是「笑话」。
清末在中国传教最有成绩也最有见识的美国传教士，后来又做到中国「同文馆」乃至「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也坚持相同的意见。他认为人对上帝的孝顺，不应被人对父母的孝顺所阻隔。
基督教这种上帝独大的「反孝」立场，因此与当时「百善孝为先」的中国伦理，便针锋相对了。我们如把十九世纪末年来华的传教士与十六、七世纪来华的耶稣会士相对比，则后来者就显得武断专横多矣。
笔者不学，亦尝读布道诸子之书，对他们处理如「孝道」这类的社会问题之轻率自信，就时感骇然。姑不论其道德价值如何，「孝」的本身却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asocio…economic institution）。在那个缺乏「社会立法」（Social legislation）、社会保险，没有退休金、养老金的中国传统（今日仍然如此）的社会里，「养儿防老」岂只「道德」而已哉？社会经济之必需也！
设有男子，受了上帝影响，或经济和老婆的压力而置父母饥寒于不顾，这一「不孝子」，不但道德有亏，为亲友乡党所不齿，他在《大清律例》之中也是个「刑事犯」，要被捉将官里去的。
假若这个刑事犯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甚或只是个「吃教」的骗子。但是这个官家捉人的消息一旦由他家人妻子哭诉到教堂里去，那些笃信教条、诚实而又偏心的外国牧师们，可能便要向官方施压索人。那时畏洋人如虎的满清官吏，为自保禄位，息事宁人，多半也就遵命开释。
那位精通中国语言文字，并曾在说京粤语的华人之间充当方言翻译的丁韪良，在他的自传里就曾自炫他替某些「不孝父母的上帝信徒」，开脱过罪名。这些中国伦理范畴内的「不孝子」，在洋人的庇护之下，是逃脱了中国法律的制裁，但他却逃不掉社会舆论的指摘。一旦他那年迈无依的二老，把家事闹上街头，则「梁山」下来的英雄，「大刀会」里的好汉，内外兼修、精通「义和拳」的气功师，就要仗义、行侠、锄奸（不孝子）、除暴（洋教堂）了。为锄奸除暴而砸了教堂、打死了洋牧师，问题就大了。打死人的李逵、武松等「义土」，可以上梁山一逃了事，但是这命案变成了国际事件，则本地县太爷、太守、刺史乃至中央的总理衙门，就无处躲藏了。中西读者们，且设身处地的想想，你如是那时处理这件公事的中国县太爷，你应该怎么办？
以上所举只是当年千百个「教案」之一例。其中是非曲直，从何说起呢？不幸的是当年的教会中人都是跟随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闯入中国内地的，对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和社会经济结构都只是一知半解，而对他们自己教义的坚持，则半寸不让。因此对中国官府民间动辄颐指气使。中国政府对教会过分忍让，则失信于民；民间组织自行抗拒，在洋人压力之下，官又指民为匪，妄肆诛戮。如此恶性循环，治丝益棼。最后官方威德两用，剿抚兼施，难免又良莠难分，养痈成患，为无知昏聩者所利用，则义和团之形成也就无可避免了。
一根油条大小的国际交涉
再如咸丰年间影响中美关系极巨的小教案，则起源于美国牧师以发放铜钱，鼓励市民于礼拜天入教堂做礼拜惹起的。一个铜板对富有的美国牧师，只是九牛一毛，但它对流落街头的广州贫民，则至少是一根油条的价值。为控制这根油条的布施，礼拜天的教堂门前就要发生（如今日在美国亚裔社区内所习见的）「帮派斗争」（Gang Light）了。青龙白虎两帮为抢地盘，大打出手：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连美国教堂也被砸了。
这椿砸教堂打教民的街头武剧，被洋牧师闹入衙门，就变成国际事件了。等因奉此，那位出身牧师，后来变成美国驻华使馆的翻译，递升代办，终成公使的外交官伯驾（Pet er Parker；1804～1888）乃行文要求清政府赔偿损失。那时畏伯驾如狼，而讨好美国公使更唯恐不及的清廷钦差大臣，非敢不赔也；他老人家怕的是，此恶例一开便不得了也。他们就只好拖延。但是那时的美国佬也不是好惹的；伯驾岂是等闲之辈？他坚持清方非赔不可，案件一拖十年，竞成为咸丰朝（一八五一～一八六一）中美外交中最大的疙瘩。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