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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领导」都是独夫
乍闻之下，我们会觉得康有为害了自大狂。其实非也。这是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通病。传统儒生治学有了自信心，往往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大心理 一种舍我其谁的个人英雄主义。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全是个人英雄的「单干户」和「个体户」。他们真要「在位」，中了头奖，当了个「总统」、「主席」、「大元帅」、「最高领导」等等，未有不是「独夫」的。得不了奖，齊志以殁的，也不甘心与草木同朽。他们还是要以「帝王师」自诩。大家都有「舍我其谁」的抱负；谁也不会想到「以天下为『公』任」。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孙文说「天下为公」；毛泽东说「为人民服务」。这些话其实也都是一种「舍我其谁」的隽语名言。最近才去世，有「中国脊梁」之誉的梁漱溟先生，便是一位标准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儒生。不幸他这「舍我其谁」的脊梁，却碰到一个「唯我独尊」的脑袋，所以漱老就被骂得名满天下了。再反看过去四十年，避秦海外的所谓「三圣七贤」诸大师，和大师的弟子们，哪一个又不是超回驾孟，以「脊梁」自任呢？只是没有这天赐良缘，在金殿挨骂就是了。事实上这些大师和他们的弟子们，也确有其「治国平天下」之才，只是时代不同了。他们乃至那些总统主席们如早生二百年，都不失为明君贤相。因为在那个时期，当明君、作贤相，自有其固定的框框可循。这框框是数千年亿万劳碌子民，和数不清的明君贤相，智慧与经验慢慢累积起来的。明君贤相们，只要笃守框框，按理出牌，再读他「半部《论语》」，也就可以马马虎虎地治国平天下了。不幸他们却生在我辈这个受西方「文化侵略」（中山语）和「文化污染」（小平语）的时代 ，要来搞个张文襄公的「五知」（见《劝学篇》），可就不那么简单了。「五知」者：
一、知耻耻不如日本……
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埃及……
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
四、知要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小平应三复此言！）
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
张之洞这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高论，用句目前的新名词来说，便叫做「文化融汇」（acculturation）也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截长补短。可是铁镜公主说得好，「驸马爷，您要我怎么『长』，怎么『短』呀？」要「知道」中西文化之间的「长短」，不但驸马爷不够格，康有为、张之洞也不具备「知道」的条件；邓小平、陈云也要傻眼。连个「中西之 学俱粹」的胡适，纵粗知其长短 ，亦不知如何去「融汇」，因为acculturation不单是「智慧」（wisdom）的问题；它牵涉到「实验」（experimentation）、「时机」（timing）甚至「机运」（chances）等多种条件的汇合。这是整个社会长期的运作；佛语所谓「福慧双修」，不可一蹴而就的。所以少说大话，搞点「黑猫白猫」，从头来起，也未始非解决之道。
如此说来，则康有为所搞的不但不是acculturation，反而是一种culturaldivision（文化割裂）。他把那些原不成问题的学术问题 ，所谓「今古文」的教条（dogmatism），搬出来和人吵架，使它成为变法维新的绊脚石，就是本末倒置了。
历史不会重演，而覆车则可以为鉴。如今大陆上总算天不亡中国，把个大教条专家放进玻璃棺材里去了。而继起的小教条们，还在搞什么他们自己也一窍不通的「姓社姓资」的空头主义，吾为之掩卷叹息也。
当康有为在一八九五年搞其「公车上书」和「强学会」之时，全国风从，连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都甘附骥尾，是何等声势？！其不旋踵而灭者，亦是空谈主义，以短取败。读者如不惮烦，下篇再结论之。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五期
七、公车上书和保国保种
「圣人」要「国父」拜师
甲午战后在中国兴起的政治改革热潮。上篇已略有所述，原有急进、缓进两派的。康有为所发动的缓进派，比杨衢云、孙逸仙所搞的急进派还要早两年 孙中山于一八九三年在广州行医时，原来也是个缓进派。他为仰慕康氏，曾托友好转致结交之意。谁知康氏自高自大竟然说「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拒不见孙。中山原也是个「舍我其谁」的人，何能拜康有为做老师呢？二人因此就缘悭一面了（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翌年孙上书李鸿章时，又碰到一位更自高自大的老官僚，抹了他一鼻子灰。中山一怒之下，才舍缓就急，遂转往夏威夷自组其「兴中会」，并结交了杨衢云来联合造反。谁知杨衢云又是个唯我独尊的人（见《谢缆泰回忆录》）。一槽容不了二驴，中山其后竟变成急进派的单干户。
康有为原来也是个求政治改革的单干户。当他在传统的科举制度里屡考屡挫的沮丧心情之下，他就想到科举制度，甚至所有传统官制和社会习俗之没有道理。再加上在香港、上海、天津一带租界里的所见所闻，益发增加了他要求改革开放的信心。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秋，那时年已三十一岁，在北京参加乡试，再度落第的老秀才康有为，感身世之落泊，思国事之蜩螗，内心实在忍不住了，乃认定时在朝中当权得势而颇负时誉的三位高官翁同龢、潘祖荫、徐桐为目标，投书论国是。主张变法维新这是他搞变法改制实际行动的开始。
以一介「布衣」向朝中当权的公卿，写公开信，论国事，评时政，并自述身世学养，发怀才不遇的牢骚，原是我国古代穷知识分子的老传统。在那个既无报章杂志能让你投稿，又没有民主墙能让你贴「大字报」的专制时代。这本是穷知识分子发表政见，和在人才市场标售自己唯一的办法。「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们那位「文起八代之衰」，而以四条腿「千里马」自况的韩文公韩愈，便用这种方法在人才市场亮过相。同样的我们那位「斗酒诗百篇」、古今第一大诗仙李白，也在这一自由市场中标价出售过自己。篇前所言，我们的孙国父，不也上过书？
那些「买主」（buyers）如上述朝中那三位权贵，为着「爱才」、为着「颇受感动」，或许只是为着「沽名钓誉」搞「野无遗贤」的玩意，往往也「礼贤下士」一番。如此劳资两利，相互宣传，足使三尺微命，一介书生也得以扬名天下，光宗耀祖。就在这个传统之下，康有为向三位权贵上书之后，竟颇受青睐。三人之中尤其是翁同龢对他最为器重。
透过皇帝的老师上书
翁同龢那时是个不折不扣的「帝王之师」。他是同治、光绪两个小皇帝的老师，出入宫禁三十余年。在百日维新之前，他每天都要到毓庆宫去替光绪讲书的。在小皇帝日渐长大，垂帘老太后预备「归政」之时，同龢正是当朝的「宰相」加太子少保衔的「协办大学士」；两入「军机」，兼总理各国事务。他与那时权倾朝野的李鸿章，简直是平分朝政。时人揶揄他二人说：「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其权势亦可想见一斑。加以同龢又是「状元及第」，系出所谓「父子宰相、叔侄状元」的翁氏名门，真是天下无双的士林泰斗。
有了这样一条好「关系」和大「后门」的援引，康布衣在北京文化界和官场中的知名度也就日渐高涨。台阁之中既不乏纡尊降贵的高官时加捧场；翰苑中的文士更以交结为荣。这样一来，康君一不做二不休，就要向皇帝直接写信了。
老百姓，尤其是自命不凡的时贤名士，为着国家大事向皇帝直接写信，也是我国的老传统。自周武王时代的伯夷、叔齐开始，正不知有几千百人如法炮制。可是搞「上皇帝书」是有重大冒险性的。上得好，固然天恩有加；上得不好，惹起龙颜大怒，往往也被「下廷尉」、「下蚕室」，弄到杀头抄家的下场。
康有为搞第一次「上皇帝书」是在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也就是他见重于翁同龢的那一年。这时刚好在皇帝祖坟附近发生了「山崩千余丈」的灾难。这在传统的迷信上，叫做国有大故，天意示警。康氏乃夸大这个天意，上书请皇帝「变法维新」；并责难朝廷「不复登用人才」。但是皇帝是没有通讯处的，他得找翁同龢代递。孰知翁氏览书胆怯，就打了回票。
康之上皇帝书虽然上不去，可是毕竟是轰动朝野的大事。该书自然也是一篇今文大儒的呕心沥血之作；一篇脍炙人口的政论文章，遍传海内。水涨船高，有为也就随之文名大噪。因此这年他落第还乡，办起「万木草堂」来，不特新科举人梁启超慕名而来；那位潜龙在田的孙中山也想结交他一下。中山于一八九四年向李鸿章上书的灵感，可能就得自康有为。
「公车上书」始末
有为在草堂中教了三年书，想不到时来运转，于一八九三年（光绪十九年），三十六岁的老童生居然在广州乡试中了「举人」。有了「举人」的资格，康圣人也就可以与比他小十五岁的天才学生梁启超，联袂去北京参加「会试」，争取「进士」的学位，作「天子门生」了。
康、梁师徒于一八九四（甲午）及一八九五（乙未）年两度入京。这时中日「甲午之战」方酣。我海陆两军，兵败如山倒；全国震动、人心惶惶。朝臣或主迁都抗战，或主订约媾和，莫衷一是。当时年轻的光绪皇帝，和他那并不知兵的老师翁同龢，原属主战派；而比较知彼知己、老谋深算的李鸿章集团，则说动年老怕洋的西太后，实行议约谋和，因此也发生一连串的「广岛拒使」、「马关议约」的国耻大事。朝中也隐隐地形成帝后二党，暗中对立。
就在这国族岌岌可危的年头，北京却是个热闹非凡的城市。第一，一八九四这一年慈禧太后（一八三五～一九〇八）虚龄六十岁。这位有权而无知，当国三十五年性喜奢华的女独裁者，挪用了海军经费和京奉路款，加上内府外省的各种奉献，共花去白银数千万两，大修其「颐和园」及东陵的坟墓。奇技淫巧，工匠艺人，麋集北京，极一时之盛。第二，是年又是科举制度中的「会试」之年。各省新科「举人」数千人，各倾家当，齐集北京参加会试。
谁知就在这场熙熙攘攘的假繁荣里，忽然渔阳鼙鼓动地来，王师溃败，噩耗频传。一八九五年初春当乙未科进士正企待发榜之时，《马关条约》中对台湾与辽东之割地及两万万两赔款之噩耗，亦适时而至。一时群情鼎沸。新科举人数千人乃发动学潮，伏阙上书，誓死抗日。其中尤以台湾籍青年举人之痛哭流涕，最是感人。在此群情激昂之时，康氏原有他「上皇帝书」的老底子；梁则是一位「笔端常带感情」的煽动性作家。所以学潮一起，他师徒就领袖群伦了。
在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二日（阴历三月二十八日），康、梁师徒经一昼两夜之力，写成上皇帝「万言书」三章，呼吁「拒和」、「迁都」、「变法」。十八省在京举人集会响应。一时联署者多至一千二百余人。五月二日（阴历四月初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