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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版)-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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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支舰队甲午战前亦曾由清政府派往高丽、日本、南洋新加坡一带巡弋示威。堂堂之阵、阵阵之旗,连欧美海军大国的观察家亦均拭目而视呢!据当时世界军事年鉴的统计,大清帝国这支海上武装,居世界海军的第八位。排名仅次于英美俄德法西意七大列强。此时日本亦雇有大批欧美专才,订购船舰,锐意发展海军。然在甲午前夕,日本海军全部吨位炮位及海战潜力,实远落我后;在世界排名仅为第十六位。按资料分析,清日对阵,日海军断非我之敌手也。
   【附注】 其实所谓世界列强海军排位问题,只是当年海军年刊等一类书刊编辑,根据各国吨位与武器装备,所作的比较之辞,并无绝对标准。甲午战前,我海军实力通常被估计,约在第六与第八位之间。日海军则在第十一与第十六位之间。
   谁知海战于七月二十五日爆发后,不出数周,我舰艇竟一败涂地,全军尽墨。堂堂主力舰,最后为敌方所掳,竟被拖回三岛,充当海边码头上的商用「趸船」,亦辱华之甚矣。回忆一九四八年夏,笔者赴美留学,路过日本时,随团参观日本之战史馆。曾见有大幅油画,渲染其黄海一役,歼灭我方舰队之战绩。睹之触目惊心。返船之后,同学百余人相约联名上书南京国民政府,请责令日本拆除此画!那时我们是战胜国嘛!今日思之,心有余酸也。
   以上所述只是海军。至于陆军之一败涂地,更不忍多说。斯时清朝的陆军,尤其是湘淮两军,刚刚打完惨烈无比的对内战争:剿平「粤逆」,消灭「捻匪」,镇压西北「回乱」……,在国内真是威无复加,不可一世。在甲午前夕,大清境内的百万貔貅,都是久战之师,气势夺人。
   这时日本陆军新建,可用之兵不过十余万人「明治维新」时,天皇原无一兵一卒。谁知牙山一声炮响,我军竟瓦解土崩,不可收拾,而敌军则追奔逐北,斩将搴旗。不数月不但占尽边塞,势且逼近京师。清方朝野震动,不获已而腼腆求和。真丢人之极!
   在下愧为人师。授课时每至牙山败北,东海丧师;或锦州之失,徐蚌之溃……时,在作业里,在试卷上总要问问学生:中日之战与国共之争如上述者,其胜败之结局若此,原因何在呢?!这一标准问题,在课堂上问了数十年,迄无明确答案。惭愧的是,不只学生不知,作老师的自己,翻烂中西史籍,讲义十易其稿,至今仍在云雾中也。愚者千虑,不能说一无所得。只是敝帚自珍,终嫌简陋,不敢张扬耳。
   此次因事访台,滞留逾月,适值「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刘绍唐兄因嘱撰文纪念。复承台湾师大历史研究所主任王仲孚教授,以师大近月所举行的「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之论文全集见赠。逆旅闲居。因将此七百零四页约六十万言之巨著,逐字拜览一过。此集为甲午文献之最新资料,有缘即时捧读,获益良多。因思随群贤之末,就笔者历年教学心得,对甲午战争,从不同角度狗尾续貂,作一综合分析,以就教于群贤。
   也曾试撰「中国海军史」
   回忆童稚之年,因出生于淮军遗族之家庭,学未启蒙,而耳濡目染,即多为淮勇水陆两师之故事与遗物;且时闻白头老兵操韩语闽语为笑乐者。及长受业于郭量宇(廷以)师,并受当时突发的珍珠港事变之启迪,兼以孩提时即大有兴趣之海战故事的鼓舞,初生之犊,不自揣浅薄,曾试撰《近代中国海军史》,并拟分章发表之于当时后方的《海军整建月刊》(一九四二年某期起。近阅王仲孚先生所赠之《甲午战争中文论著索引》页五〇,编号一〇〇七,唐德纲(笔者原名刚纲两用)〈中国海军的结胎年代〉载海校校刊,一九四八年九月。实系拙作第一章之重刊也)。其时曾为某一小节之探讨,与当时亦在煮字疗饥之著名戏剧家田汉先生发生抵触。
   田汉先生战时寄居贵阳,研究海军史,参考资料甚少,不若我有「国立中央大学」之图书馆为后盾也(中大图书馆是当时后方最好的图书馆)。结果该刊编者是我而非田汉,使我这一后辈心中不怿者久之。因为我当时十分敬重田汉,对他更万般同情。作为后辈,我绝无心顶撞之也。记得当时田汉曾有诗自伤曰:
   爷有新诗不救贫,
   贵阳珠米桂为薪;
   杀人无力求人嫩,
   千古伤心文化人。
   田汉是诗人才子,散文和剧曲作家,也相当有学问(文革时与老舍同一命运,被斗而死)。其时蜗居贵阳,生计艰难,而我目睹重庆街头贪官污吏,征逐酒肉;对田汉之潦倒,敬重与同情之心,不免油然而生。无心顶撞了这位前辈,心中不怿,实出自至诚也。
   我那部可笑的《中国海军史》,虽然已积稿甚丰,手钞史料更是满箱满箧。甚至战后还乡,犹试图去丁府(丁汝昌)、吴府(吴长庆)探寻其早年文献。吴府为至戚;丁府则沾亲带故也。然小书卒未杀青,残稿便被中共「土改」了。我当时没有急于完工,也是觉得海军原是个洋东西。未能充分掌握洋史料,写起来终嫌美中不足也。小子既然年富力强,又有志喝洋水,则来日方长嘛。
   后来想不到三凑六合,又跑到美国大学里教授起中国近代史来。适乡友包遵彭兄自台湾间关来访。包兄时在海军总部任职,曾阅读我在海军月刊上之旧作,有意约我重作冯妇,合著海军史。然斯时我正忙于他事,期以异日,初未料竟成永诀也。再者笔者当时正在教授近代史,牵涉殊广,海军亦只是一部分而已。
   就以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那个毛头小子英人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来说吧!在同治初年(一八六三),清廷委托他购船八条,试办海军之时,这小子时年不过三十,居然想当大清帝国的海军大元帅(Admiralissimo)。这个大元帅他当然没当得成,而清廷又找不出自己的大元帅。曾国藩想把这八条炮船编入他的「水师」;满人又怕国藩坐大而不允。国藩的老弟国荃,那时正围攻长毛于南京,也不愿这洋船来分他攻取南京的首功。八条大洋轮终于变成了丧家之犬,最后还得由李泰国把它们退回原主,拍卖了事。这种买来卖去的折耗和佣金,都是大得不得了也。李泰国小子发了大财不用说了。好歹钱是公家出的(李泰国经管的关税),大清朝中诸大臣对大清帝国的损失,不痛不痒也。
   后来赫德(Robert Hatrt)继李泰国为总税务司,固亦有充任大元帅之雄心也。其后终以文人不胜此职,乃改介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Williams M。 Lang)。琅氏在李鸿章正式编练北洋海军时,自认出任副提督,官职实系「总查」(总教官),然汉文语意不清 ,英译固为海军上将(admiral)也。琅氏出身英国皇家海军,带职出任中国海军官职。英国海军原为三头马车制,因此琅氏也要在中国海军中实行两头马车制。终于闹出所谓「升旗事件」。琅氏不甘「受辱」,乃一怒而去。中英关系,为之搁浅。下节再续论之。
   无独有偶。谁知五十年后,「酸醋约瑟」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在重庆也不甘心作「花生米」(「花生米」为蒋委员长在二次大战期间,国际密电码中之代号)的「参谋长」(总查?),硬要出任「中国陆空军总司令」,最后为「花生米」所撤职。史氏一怒而去,也为其后雅尔塔会议伏下艰难之一笔,贻患至今未了。
   这些历史上的小故事,你说它大,也不太大。你说它小,可也不太小。有关它们的中西史料,是汗牛充栋呢!因此研究这种历史,史料就不是问题了,史料多的是嘛!那么问题所在,便是如何去「解释」这些史料了。根据这些初无异说的历史事实,要用简明而抽象的语言, 把它们「解释」得言之成理。这在社会科学领域便叫做「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笔者自五〇年代中期在纽约各大学兼授中国近代史以来,讲稿十易,非全为新史料之出炉也。实在是想「自圆其说」。讲一点自己可以相信的学理,然后再去课导各族学生,让他们也相信「师说」罢了。
   「甲午战争」过去已一百年了。原始史料大致也已发掘殆尽。根据这些史料,来把这次战争,作一综合的解释,这就是笔者胆大妄为,在本篇拙文里所致力的了。
   「甲午战争」的阶段性
   与洋学理接触既久,每好替土学理打点翻案官司。这大概也是「五四后」(post…May 4th)中国文化界应有的现象吧!自五四(甚或更早)以来所谓「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被洋人和新派学人骂惨了。子曰:「再思可矣!」我们在骂人之后,来他个「再思」(second thought),便时常发现「骂过了头」,甚或「骂错了」,乃至「你自己才该骂呢」!
   例如洋人和他们的中国徒弟们,总欢喜说:「倒霉的中国,三千年没进步。」我这个世界通史教师倒发现将中国比异族,三千年来,我们的政治社会制度却最为稳定呢!连个倒霉的小脚,也一裹一千年不放,慢说是「三纲五常」、「四维八德」和「三公九卿」了。小脚是混帐了,而三纲五常、四维八德、三公九卿就一无是处?!去其渣滓,汰出有用金属,就不能替所谓「西方现代文明」拾遗补缺哉?!
   笔者正撰拙文半载,忽然老友杜维明教授敲门辱访。我初以为维明兄有私事相询。孰知他竟为谈学问而来,真使我受宠若惊。
   杜教授近承哈佛大学校方之委任,正组织汉学儒教在该校必修课中之普及工作,列为大学本科生必修课程之一部分。受业者恒至千人以上,实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前所未有之盛事也。维明说:「近百余年来,我们都在向西方学习。现在他们的好东西我们都学会了。他们也该学学我们的好东西了!」
   杜子之言,深得我心。杜教授为今日华裔最突出的「五四后」的学者和思想家。非一般保守的所谓「国学大师」所可同日而语。这也是「现代化」和「超西化」(post…Western),与「僵化」和「基本主义者」(fundamentalists)之别也。
   长话短说。我们有个两千年不变的文化定型。但是这个「定型」在鸦片战争后,维持不下去了。它要「转型」。转型从「变」开始。它从「千年不变」,忽然地弄得「十年一变」。连变二十变。穷则变、变则通。变它两百年,变出一个新的「定型」来。然后它又可以千年不变了。
   或问:这新的定型是什么个模式呢?曰:吾不能确知也。它将是全民族的智慧、经验和血泪,通过两百年的「历史三峡」,慢慢熬出来的。等它熬出来之后,足下自会恍然大悟也。如今我们这个历史三峡已快到尽头。诸位稍安勿躁。另一「定型」已隐然在望矣。
   所以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便是一部中国文明转型史,而这个转型运动是有其显明地「阶段性」的。「甲午战争」便是一个极重要的阶段它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用一种最新的具体语言来表达,那便是由「四化」进入「五化」。没有「五化」,则「四化」往往是徒劳(着重「往往」二字)。这便是「甲午战争」打败仗最基本的原因。至于多开两炮,少打两炮,朋友,那是小事,不足挂齿也。
   原始四化,先炮后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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