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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国民革命军。谁又想到二十余年之后，竟被封为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呢？
金田起义既没有个确切地点，而且没个确切日期，也没一张正式文告。因此他不像是个有计划的革命发难的行动。洪仁潞笞肥鏊担骸副静挥矗弈喂俦趾Γ坏靡讯嗫挂病！刮蚁胝饩浠埃笾率强尚诺摹�
总之，金田团营，乃至后来的男女分行，财产归公的「圣库」制，都与在近年美洲发生「吉姆·琼斯」型的宗教狂，有其极其类似之处。只是客观环境不同，使他们各走各路罢了。
永安封王也是宗教性的
一八五一年春，洪杨在金田起义之后，和清室官军在桂平 、武宣、象县一带，纠缠了几个月。这一时期官军的表现太窝囊，而此时又民心思乱，太平军的裹胁则愈来愈大，越战越勇。宗教热愈沸腾，「越寒天，越退衣」，简直到了疯狂境界。三月二十三日（阴历二月二十一日）；洪秀全竟在武宣县东乡镇，与天兄耶稣同时登极，自封为「天王」，自称为「朕」，群下对天王则称「主」。
同年九月二十五日，天王乃率众窜占永安州城（蒙山县治），一占数月。永安之失，足使北京朝廷震动。朝廷在痛惩疆吏失职之余，更增调大军围剿。
洪杨既占永安，也自知「骑虎难下」（杨秀清语）。一不做二不休，乃逐渐化宗教为政治，改组军队，重编会众，以应付此一不能自了之局，遂有永安封王之举。
太平军于一八五一年九月窜入永安至羿年四月突围，在永安共驻了八个月。这八个月中最大举动便是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分封诸王了。史学界朋友们总把这永安封王视为洪杨军政组织的起步，笔者却不以为然。永安封王还是一群狂热教门的宗教行为。且看洪秀全的《封五王诏》。他说「天父上主皇上帝」权威大于一切，「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一切但听命上帝可也（这是洪氏自称）。分封五王者实只是「姑从凡间歪例」才勉行之也。原文是：
今特褒封左辅正军师（杨秀清）为东王，管治东方各国；褒封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为西王，管治西方各国；褒封前导副军师（冯云山）为南王，管治南方各国；褒封后护又副军师（韦昌辉）为北王，管治北方各国；又褒封达胞（石达开）为翼王，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另诏（天王）后宫为娘娘；（诸王）贵妃称王娘。
其实太平军窜入永安州时，男女老幼不过两三千人（笔者另有考据），史传三四万人皆非也。在两三千的乌合之众中，封出五位二十来岁的王爷（达胞那时可能还不足二十），来管治四方各国，岂非形同儿戏！但是我辈生长于传统中国农村之中，看惯佛道二教的什么设坛，什么打醮等等，就知道没啥奇怪之可言。且看那些奇装异服的道士和和尚，扛着招展的旌旗，什么「十方大菩萨」、「十殿阎罗」等等，就知道这些狂热的拜上帝教徒，所搞的也正是这一套。
不幸的是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满清的气数将尽，全国，尤其是广西；在广西，尤其是久经「土」、「客」械斗磨练的「客家」农民，正蠢蠢欲动。经过洪杨这一有组织的狂热的宗教活动，聚众滋事，弄假成真，就造起反来了。
只追不堵和拖死官军
太平军盘踞永安八个月之后，广西官军约一万四千人在北京三令五申之下，乃把叛军团团围住。面对数倍之敌，洪杨之众便不得不突围以自保了。据参加此次突围的老长毛事后回忆，他们二三千人，置妇孺于全军中段（客家妇女皆天足），青壮前后簇拥，一举冲出重围。既出重围，他们前逃，清军尾追，其情势就变成我国历史上所屡见不鲜的「流寇」了。
传统流寇的作战方式，多为裹胁农民，钻隙流窜，飘忽如疾风暴雨；其锋不可挡。攖其锋者，无不粉身碎骨。因此官军追剿亦有一套不成文法。他们照例是以邻为壑，只追不堵。堵则自取灭亡，有百害无一利；追则可以趁火打劫，随地报功请赏，有百利无一弊。正面官军如躲避不了，也只死守城池和险要，或旁敲侧击，绝不正面堵截。在这一公式之下，则流寇一起，便滚起雪球，如入无人之境。尾追官军也就养寇自重，呼啸相从，绝不放松。好在中国太大，大家都可无限制的玩其走马灯。所以黄巢、张献忠等起义时，都有「拖死官军」之名言；官军亦乐得被拖死而不疲也。提督向荣的不断升迁就是个好例子。
三十年代中期「朱毛赤匪」自江西瑞金突围长征时，追逃双方所运用的，还是这一传统公式。追的中央军和逃的红军，相距往往只是一日之程。在红军过境之处，指挥官军堵剿的地方将领如湖南何键、广东陈济棠、广西李白、云南龙云、四川刘湘、西北诸马……都只守不堵，赤匪过境而去，便皆大欢喜。
倒霉的是我们那位不失赤子之心的少帅张学良。他少不更事，奉命堵剿，便真的去直攖其锋，既堵且剿。因而犯了兵家大忌，弄得丢盔卸甲，「得不到补充」而牢骚满腹。少帅那时如已开始研究《明史》，读一篇《张献忠传》，就不会吃那个大亏了。
我们历史公式里的「洪杨发贼」，永安突围之后，无人敢堵。他们乃沿途裹胁（李秀成便是被裹胁者之一），直迫省会桂林。围城一月不克，乃窜入全州，长驱入湘。湘人本好武，见新朝崛起，贫农矿工船夫会党赴义如云，一时声威大振。
太平军八月克郴州，九月迫长沙。围城八十余日不克，乃舍长沙，渡洞庭北上。十二月克汉阳；翌年（一八五三）一月乃攻克武昌。二月舍武昌、掳民船、挟众七万五千人（号称五十万），顺流而下，克九江、安庆、芜湖，然均不守；三月十九日乃破城攻入南京。自此太平军占领南京，改名天京凡十一年零三个月，乃形成太平天国在长江下游的割据之局。更在下游的镇江、扬州则变成时得时失的外围据点。
「小天堂」中不能自拔
洪杨自永安突围至奠都天京为时尚不足一年；其行动之快、发展之速，不在七十年后国民党北伐之下。然国民党之北伐是先有「革命根据地」的两广，然后才誓师北伐的有计划的政治扩张。洪杨北窜则是占一城丢一城的流寇行为。所以国民党于一九二七年奠都南京时已占有半壁河山；而洪杨奠都南京时，只有南京、镇江、扬州孤城三座而已。
洪杨如真是英雄人物，则应并此三城而舍之，倾巢北上。以他们那时的气势，要一鼓作气打下北京是绝无问题的。因为此时北京已风声鹤唳，贵族重臣家族逃亡一空。咸丰皇帝亦已准备迁都热河，而太平义师，朝气正盛，弱点未露。全国人民与各路英雄均仰望旌旄以解倒悬，神州正可传檄而定。谁知洪秀全基本上只是个琼斯型的教主，只管「天情」，不谙「世事」，而太平军实际总指挥杨秀清，则是一只狗熊。富贵对他来的太快了。四年前还只是一个赤贫的烧炭工，如今叱咤风云，锦衣玉食，做了「东王九千岁」，一头栽入六朝金粉里去，他就不能自拔了。
对这群来自落后地区的贫下中农来说，那个三月江南、六朝金粉的小天堂，真是「得此已足」，再也不想离开了。想想那「燕都」是「沙漠之地」；直隶是「罪隶之省」（这都是天王诏书上的话），北上争雄的劲头也就完全消失了。
太平流寇既然不想倾巢而出，尾追而来的钦差大臣向荣的官军，也就于南京东郊的孝陵卫，自建其江南大营；另一钦差琦善，也于扬州郊外建其江北大营。两两对峙，彼此慢慢扯皮，就胜负难分了。
*一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脱稿于纽约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五十七卷第六期
三、预言书中的蒋毛与洪杨
最近从香港传来的大陆故事说，新任国家元首江泽民对中国古老的预言书《推背图》，发生了兴趣。此一传闻可能是好事者所捏造。但是纵使实有其事，也不值得大惊小怪。试问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乃至我们的蒋总统、毛主席我国历来的统治者有那个不相信讖纬之学和子平之术？基督教徒的孙中山先生也曾说过他与佛有缘。孙公说这句话的背景也曾有一大堆类似「启示」（Vision）的故事呢！连绝对相信神灭论的胡适，不也说过「麻将里头有鬼」？仅供四人合玩的麻将里头都有鬼；那么共有十万万人合玩的大麻将里头，怎能没有鬼？！我们的历朝统治者，包括最近的江主席，想在这场大麻将里，找点鬼言鬼语，有什么稀罕呢？！朋友，江公今日虽然位尊九五，贵不可言，他这个交大毕业的工程师之为「人」，事实上与足下和我，也差不了太多。兴致好的时候，谈谈《推背图》，聊聊《烧饼歌》，算不得什么「提倡迷信」也。茶余酒后，我们谈得，他谈不得？只是我们谈后直如清风过耳；江公谈后，就要变成小道消息罢了。
其实「迷信」这种东西，原是社会里一个少不掉的「体制」（institution）。梦露姑娘的棒球明星丈夫迪玛吉说，他和梦露结婚，不是跟一个女人结婚而是和一个「体制」结婚，正是此意；而迷信这个体制在中国政治上所发生的影响，可不在女人（美女）这个体制所发生的影响之下啊！清末的太平天王，慈禧太后，和民初的洪宪皇帝，都是他最大的受害者。他们受害了，我们老百姓才跟着倒霉。
「九十九先生」的谜底
可是「预言书」这宗迷信是在世界任何文化中都存在的。每每都有奇验。古朝鲜即有一宗预言说：釜山这个东海小渔村，在某个时代要为该国首都。近百年来那个韩民相信呢？谁知一九五○年韩战爆发，李承晚大统领败退南下，据釜山为反攻基地。它一夕之间就变成国都了。
我国的预言书《烧饼歌》，就更古怪了。这个《烧饼歌》自明代唱到清末，一般都觉得它很灵验。可是我们民国时代的新青年，却有理由的斥之为「事后伪作」。然事有蹊跷，它在我们及身经历的民国时代，却也唱出些什么「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休」来。
试问「九十九」这位老兄是谁呢？在抗战中重印于重庆的《烧饼歌》，即有注者解释为「一位姓白的」。盖九十九便是一百少一也，这册重庆版是笔者亲自看过的。这一破解当时对那位名重国际的桂系大将，小诸葛白崇禧将军，乃至他整个桂系的政治前途，是祸是福，真很难说。
不过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历史已证明白崇禧、李宗仁都无此福分，至多做个配角。当时亦有人解之为蒋「中正」、「介石」先生。因为蒋公这两个名字也各有九笔。合起来也正是「九九」先生也。这可算是「验」了。可是后来历史证明，仍然只是「一部分正确」（Partly correct）；还有人比他老人家更为正确呢！原来「九十九先生」也叫「二十八画生」。二十八者九加十加九（9＋10＋9=28）等于二十八之谓也。「二十八画生」原是毛泽东当学生时在长沙办《湘江评论》的笔名；也是他向《新青年》投稿时的笔名。因为毛泽东三个繁体字加起来，共有二十八画，故名。
这一来，「九十九先生」由蒋、毛两位民族英雄平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