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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笑的是，它又把我介绍成「小门生」的身分，去替胡适老师写自传。替胡老师写自传（写传记或年谱是另一回事），不深入古籍，胡老师是不要的。这一点我想罗尔纲先生一定知道。一篇短短的期终作业，混了这么多碗饭吃，真如胡老师所说的：「社会对一个人的报酬，实远大于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然追根究底，我这项「一技随身」，实启蒙于郭廷以老师「中国近代史」那一课。
做会了research，兴趣也广泛了，学不主一，东掐掐、西抹抹，结果一事无成，连郭老师所启蒙的一本简明中国海军史，也没有缴卷，真愧对数十年来的良师益友。老大徒伤悲，悔恨无已。「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后辈青年学子，毋步老朽后尘。
纽约接机以后
一九四三年我在中大毕业后，曾考取中大历史研究所作研究生。无奈离家日久，返乡省亲心切。其时家乡敌军已退走，川皖之间尚有安全的陆路可通，我就还乡了。翌年汤恩伯打败仗，河南陷敌，我又得机入「安徽学院」作讲师，中大便没再复学。一九四八年赴美留学；四九年大陆政权易手，回忆沙坪师友，就如同隔世了。
谁知在五〇年代中期某月日，我忽然收到一封发自台湾的国际邮笺，字迹好熟悉。一看原来是郭廷以老师寄来的，真喜出望外。信中他说即将访问纽约，并写出班机时刻，盼我能接机，余事面详。我接书真十分兴奋。届时乃开了我那百元老爷车赶往「荒怠机场」（Idewild Airport，后改名甘乃迪国际机场）接机。那时荒怠机场名副其实，还是一片荒野。四周芦苇高过人头。汽车自芦苇夹道中，缓缓开入机场。但是地虽荒僻而接机者仍是人头济济。我站在铁栏之外，见百码之外的机上旅客循梯而下。接机人群均摇手欢迎。郭老师刚出机门，还在梯上时，我就认出了。那倒不因为他是中国旅客的缘故，而是因为他那熟悉的体形和动作，虽然他已不用手杖；蓝布大褂也改成了西装。我虽然举手大摇，我想他是不会认识我的。他有学生千百人，相别十余年。他何能认出我呢？当他走近了，我正预备自报姓名时，老师竟抢先破容一笑说：「德刚，你来啦。」我接过他的手提包，握手相迎（仍然不敢用西式拥抱），师生都高兴无比！那是郭老师第一次访问美国。人地生疏，一切由我安排。我做他的随员，他的秘书，他的代表，他的翻译，和他的司机。到处奔走洽谈，日夜不停。
郭廷以教授那时正忙着组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筹备处」。五〇年代的台湾仍有其「文化沙漠」之名；经济上也一穷二白。郭师美国之行的目的，第一是向福特及其他基金会，申请补助，第二是想与美东诸名大学挂钩。那时美国的「名」大学，都还在美东呢！
天下事最难的是伸手向人要钱！次难的是订立不平等条约。人家荣华富贵，你一穷二白，攀起亲来，门不当、户不对嘛！纵使贵人好见，而贵人之下的与你说相同语言的「二爷」、「马弁」等人的脸色有时是直如秋霜、如破鞋，令人出而哇之。
郭老师原本是一位寡言鲜笑的严肃学者，为着中国近代史而向一些不值一顾的假学者、烂政客，强作笑容，低声下气，我这位老师的道童、随员、小和尚、汽车夫、樊哙……每为之怒不可忍，衷心尤为之恻然。然郭老师有传教士精神，为着「近史所」这个baby，他任劳任怨，筚路蓝缕，一锹一铲地为它奠基，真令人感动，也令人悲伤。这是他第一次的美东之行。
其后郭老师又数度访美，一次并偕一青年随员李念萱兄同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近史所已逐渐成型。当我于一九六二年接管哥大中文图书馆时，郭师曾看中了我馆珍贵的「复本书」（duplicates）。我也签请哥大备案，送了他七大木箱之多，并为他承担运费。郭师如获至宝，连说：「这样我们图书馆就有基础了。」那时书市不大，基本参考书和政府档案如北京政府公报，都早已绝迹也。
郭廷以老师原是位纯学者，寡言鲜笑，应付复杂的政治环境，原非其所长。在他「拜拜」成长期中，他这保母是焦头烂额的。笔者那时也被无辜地卷入哥大的校园政治，在数个政客互斗之间，也额烂头焦，不能自拔。
我们沙坪老师生偶尔聚会，也只能相濡以沫人生曲曲弯弯水，世事重重叠叠山，我们师生两造的辛酸过程，可说彼此都终始其事。郭师向我求援和诉苦信件，我相信还可找出不少封来，虽然一大半都给我丢了何从说起呢？！
郭师后来在纽约逝世时，张朋园教授和我，可能是他仅有的两个「老学生」去给他送葬了。
他是我做research的启蒙老师；也是我平生为老师送葬的唯一的一个人。
师生遇合有缘，谨撰此篇略表追思之忱。
*原载于台北《中外杂志》五十九卷第一期
十一、中国近代目录学的先驱袁同礼先生
袁同礼（守和）先生是二次大战后侨居美国的诸多华裔学人中，对笔者有深远影响的前辈之一。他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乙未。生肖属羊。这年龄正在我父母之间先父属猴（一八九六），先母属马（一八九四）。袁公属羊，正是马猴之间，所以我一直把他看成父执辈。中国的传统习俗，也使我对他老人家「执礼甚恭」。
袁氏是位谦谦君子。虽然在任何一面，他都是我的长辈，但他向不以长辈自居；对我们这些晚辈（尤其是同行），他一视同仁，以朋友相处，所以也可说是「忘年之交」。但是从我的立场看他，则永远是「亦师亦友」的。在早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上，袁氏手著的许多目录学著作，都是我长置案头、随手翻查的重要参考书，至今未废。而袁公不懈的研究工作，有时也找上我作研究助理。例如在查对胡适之先生在哥大得博士的年份，袁公最后用「一九一七（一九二七）」，就是根据我的口述报告。
袁同礼先生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历史上是排有他一定的席次的。但是在这则短篇里，我不愿多提他传记上的细节因为袁氏已有几篇颇为详尽的小传，如：吴光清的《袁守和先生传略》，李书华的《追忆袁守和先生》，和秦贤次为刘绍唐主编的《民国人物小传》第二册所写的更详细的〈袁同礼（一八九五～一九六五）〉的传记。在英文著作里，则哥伦比亚大学所出版的《民国名人传》第四册（Biographical Dici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Edited by Howard L。 Boorman & Richard C。 Howa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Vol。 4），那就兼顾中西，更为翔实了。所以在拙篇里我只想谈谈守和先生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史」中，所发生的作用、他的贡献，和他在文化转型中的地位。
先谈谈「转型」
在不同的拙著里，个人一再提出，一部「中国近代史」（当然包括画蛇添足的什么「现代史」和「当代史」），便是一部「中国现代化运动史」；也就是一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史」。「现代化运动」这一名词，毋需解释，也解释不尽。「转型」则是任何一个有高度成就的民族文化，必定有其固有的社会文化的特殊「型态」，如西方的基督教国家，中东的回教国家，和南亚的印度，都是有其特殊型态的。
可是近五百年来西方基督教国家的社会文化的发展，只有其「现代化」的程序，而没有「转型」的问题，尤其没有「转型」的痛苦。因为现代化运动在西方是一种发自内部的自然进展（natural course of internal development），而我们中国和其他亚非拉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运动，则是发轫于外界（尤其是西方）的挑战和压力（Western chalenge and pressure）。
因此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只有其范围大小，和时间缓急的问题，而没有社会文化「转型」（transformation）的问题。
我们和其他亚非拉国家就不然了。我们的现代化运动，发轫于「被迫向西方学习」，也就是「师夷之长技」。既然向「西方学习」，因此我们的「现代化运动」就多了个「西化运动」（Westernization）的阶段。「西化」就是由东方式转成西方式（简称「西式」或「洋式」）从三家村的「土私塾」到大小城市中的「洋学堂」；从「父母之命」到「自由恋爱」……等等的转变，这就是所谓「转型」了。须知「土私塾」这一教育制度，和「父母之命」这一婚姻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这种教育和婚姻制度，就是我们固有文化型态的一部分，这种千年不变的「型」态，一下要「转」成「洋式」或「西式」的「洋学堂」和「（西式的）自由恋爱」，是十分困难的，和十分痛苦的。就以婚姻「转型」来说吧！我们「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呢？这个例子，这种哭声，纵在今日，仍是触手可指，海峡两岸皆然。这只是「社会文化」转型的困难和痛苦的千万个例子之一罢了。
各行各业，各有启蒙之人
以上所举只是两个特殊例子。其实近百余年来，一转百转文物制度、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语言文字、文艺思潮、学术研究……无一不是从千年不变，到大变特变弃旧从新，舍东就西的。胡适等人当年提倡「全盘西化」，被人骂惨了。其实我们今日回头看看，从我们本身开始，从头到脚（上有西式分装头，下有大英洋皮鞋），从早到晚（早起刷牙刮须，晚上如厕熄灯上床），岂不是早已「全盘西化」了，有什么稀奇呢！大陆农村太落后，等到他们也像我们生活在都市的人，全盘西化了，也就不再落后了。
以上所说的，只是我们升斗小民的日常生活。其实国家大政、典章制度、学术文化……，无一不然也。只是这种典章制度、学术文化中，各行各业都有其先知先觉的带头人，这就是我们所谓「开风气」的大师了。
且举几个领导我们转型的巨人来看看：
·领导我们作政治转型的是康有为、孙文（中山）；
·领导我们作军事转型的是李鸿章、袁世凯、蒋百里、蒋介石（中正）、毛泽东；
·领导我们搞外交转型的是李鸿章、顾维钧、周恩来；
·领导我们作哲学思想转型的是胡适、陈独秀；
·领导我们作语言文学转型的是胡适、周树人（鲁迅）；
·领导我们作教育道德转型的是蔡元培、张伯苓、胡适；
·领导我们作建筑学转型的是梁思成、贝聿铭；
·领导我们作图书管理学和目录学转型的是袁同礼、蒋复璁；
·领导我们作……（其他转型的至少还可举出百人）
换言之，近百余年来，我国各行各业，皆有其各自的「转型运动」通过「西化」的阶段，到达「现代化」的结果。「现代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其后自有其自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