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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句疯话，暴得大名
胡适活了七十二岁。在他四十以前的前半生中。他是个「暴得大名」的青年（甚至是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启蒙大师。他没有枪杆、没有政权，但是年未而立便把当今世界上一个影响人口最多的，最全面、最古老的文明砸得七零八落；砸得天下喝采，砸得全民族的下一代鼓掌称快。
青年胡适究竟「启」了些什么「蒙」呢？让我们三言两语带过：曰「打倒孔家店」也；曰「全盘西化」也；曰「废除文言、使语文一致」也；甚至「废除汉字，用罗马拼音」也……
这些话出诸一位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之口，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之中，任何一个时代里都是罪足砍头、甚至诛九族的疯话！可是在二十世纪的初季，胡适竟靠这些疯话而「暴得大名」，享誉国际；出了一辈子锋头，至死不衰，何也？一言以蔽之，青年胡适是在替他青年期那个时代说话！他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发言人，所以能一唱百和。可是胡适的青年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读者如不惮烦，且让我们为这一时代精神的发展，再来搜搜根。
李鸿章的「四个现代化」
前段已言之，我国三千年历史上，只发生过两个社会转型期，而这两个转型期的形成，却有性质上的不同。那发生在古代的「第一个转型期」是「自发的」、「主动的」它是我国自己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与外族无关。
但是发生在我们现代的「第二个转型期」则是「他发的」、「被动的」。我们原对我们自己的政治制度、社会型态、生活方式十分满意。我们原不要「转型」，而我们终于转型。实在是外族强迫的结果。
外族怎样强迫我们呢？说来极简单。在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后，西方帝国主义不断地侵略我们，我们不停的打败仗、割地赔款。要对付外夷，就要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这样我们就出了第一个夷务专家魏源。他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换言之，就是要向洋人学习科技。用目前的语言来说，就是「四个现代化」。
魏源之后，把魏源思想进一步发展的便是张之洞一伙人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用句目前的语言，那就是「四个现代化」（用），加「一个坚持」「坚持孔孟之道」（体）。
把这项体用之学发展到最高峰的，还是我的老乡李鸿章。在甲午之前，李鸿章所搞出的一些「坛坛罐罐」（借用邓小平语），像强大的「北洋海军」，真是煞有介事。谁知李氏这些坛坛罐罐罐被日本小鬼几炮便打得精光。
魏京生、康有为、孙中山
甲午战后，搞「四化」的人泄气了。他们知道光是发展「科技」，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光是发展科技，科技也搞不上去。中国问题之真解决，还得靠「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因此一时之间，全国的进步分子，都变成了魏京生。而魏京生主义者又分为文武二派。文派主张缓进，搞英国式的「君主立宪」。他们的领袖便是康有为。武派主张激进，搞美国革命式的「建立民国」。他们的领袖便是孙中山。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两派合流，就真把个民国建立起来了。
可是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在民国初年还是彻底的失败了失败到「民国不如大清」、「袁世凯不如光绪爷」……军阀横行。
我们搞了半个世纪的「四化」（科技现代化），救不了国。再搞二十年的「政治现代化」，还是救不了国，并且愈来愈糟，何以如此呢？全国的上下阶层均不得其解，忿激之余，便激出个胡适和胡适的时代了。七十年过去了，同样的失败，在大陆上又激出个「河殇派」来。
「西化」的最后阶段：「全盘西化」
胡适（乃至今日的「河殇派」）认为只有两位西方老头「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才能救中国（这两位老头的中国名字是陈独秀取的）。但是中国为什么出不了自己的赛先生和德先生呢？那是我们民族文化里有其内在的死结。我们民族文化害了癌症，已面临死亡了。「中国不亡、实无天理」（胡适语）。与其天要其死，不如人促其亡。「中国文化」这个病老头既然非死下可，那就把他病榻上的氧气管抽掉，让他早日死去。老头死了，孔家店打烂了，然后子孙们脱胎换骨「全盘西化」！
这就是胡适青年期，那个「五四」前后的时代的时代精神；它也是中国近代「转型期」中，一阶段按一阶段，循序而来的「西化运动」的最后阶段。说「疯话」的青年胡适，便是这一阶段的发言人。他在他本阶段所起的「启蒙」作用，和魏源、张之洞、康有为及（早期的）孙中山在其各自的阶段中所发生的作用并无两样。
科技现代化只有一个，政治现代化花样繁多
「西化」这个东西，在魏源时代叫做「通夷务」；李鸿章时代叫做「办洋务」。张之洞叫「习西学」；胡适叫「西化」。二次大战后改名「现代化」。在现在大陆上叫做「向先进国家学习」或「向国际水平看齐」等等，其实都是一样的货色，只是时间有先后，学习分量有多寡而已。
魏源的通「夷务」（正如邓小平的搞「四化」）指的是单纯科技。张之洞所倡导的只是「半个西化」。上述魏、康、孙三公所坚持的则是「政治西化」。至于二〇年代进入中国的共产主义，和三〇年代进入中国的法西斯，也都是「西化」，或可名之日：「偏激的西化」。搞「人权」、搞「民权」原都是西化的一部分。毛泽东否定「人权」这个概念说，没有「天赋人权」，只有「人赋人权」，或可叫做「欠通的西化」。
所以搞「西化」（现名「现代化」）也是分门别类、花样繁多的。当然我们如专搞「科技现代化」或「四个现代化」，那么「四化」或「现代化」就只有一个。但是我们进化到政治、经济、社会、伦理各部门来，那么花色就谈不完了。盖「西化」者始自「西方」也，而「西方」并不是个整体。笔者即尝为「西方」学生授「西方文化史」。在其各民族文化传统之间，别其异同。如希伯来之异于亚利安也，盎格鲁·萨克逊之异于日耳曼也；拉丁之异于条顿也……如此，再回看我国近百年来的「西化运动」又何择何从哉？
孙中山权「变」，胡适不「变」
就以孙中山先生来说吧。孙公在辛亥之前，搞的全是美国模式。二次革命之后乃渐次主张独裁，最后干脆「以俄为师」。粗浅的看来，中山先生是因为搞革命受了挫折和刺激，为求速效乃舍弃温和的美国方式，改采激烈的俄国办法。但是更深刻的看法，则是中山所采取的办法，实在是从盎格鲁·萨克逊的民族文化传统，跳到斯拉夫和日耳曼的民族传统里去。
须知文艺复兴以后四百年来的欧洲和南北美的历史，原是一部白种民族的春秋战国史，时历数百年，民族数十种，大小百余战（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强凌弱、众暴寡，五霸七雄兼并的结果，最后最大的胜利者不是「虎狼之秦」，而是比较温和有礼的盎格鲁·萨克逊。邱吉尔扩大之为「英语民族」。
英语民族为什么能建立一个「日不没」的帝国主义大帝国，和一个「超发展」的民主合众国呢？卑之无甚高论，实在是因为他们善于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他们搞「等富贵，均贫贱」，用不着「阶级斗争」。他们搞「攘外安内」也不需要「西安事变」。他们要把讨厌的最高领袖赶出唐宁街或白宫也用不着「三大决战」和「苦挞打」。爱国青年也毋需打什么「红旗」或穿什么「褐衫」或「蓝衣」。他们的政治领袖也大半都是些混沌水、和稀泥的庸才。但是搞搞混沌水、和和稀泥，不但能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还能向外扩张，克敌致胜，建立空前未有的殖民地大帝国。他们这套本事，不但我们自高自大的黄帝子孙学不到，连和他们同文同种的拉丁、日耳曼、斯拉夫诸大民族也望尘莫及。
英语民族的国度里的富强康乐，和灿烂的文化，当初不但降服了胡适，也降服了孙中山。所以五四时代胡适所倡导的「全盘西化」（后又修正为「充分西化」），更正确的说，应该是「全盘英美化」或「充分英美化」。哲学家约翰·杜威的「实验主义」原是「英美传统」经验的概念化。所以胡适之就做了杜学东传的一世祖而终身不渝。
「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前的孙中山原来也是服膺全盘英美化的。可是孙先生是个搞行动的革命家。他要和袁世凯争政权、抢总统。为追求政治上立竿见影的效果，「孙文主义」就发生修正从权之变了。他从一个比较高级耐久而缺少特效的英美传统，转变到有特效不能持久的德义俄的偏激传统里去。孙中山栽培了共产党。
可是在过去四百年的「春秋战国」里，英美传统却是最后的战胜者。二次大战后，德义日三个战败国，均以政从「英美化」而复兴。君不见在九〇年代的世界里，东欧各国乃至共产主义的「祖国」苏联，不也都英美化了哉！
臭烘烘和香扑扑
胡适思想最大的特点便是它永远不变。适之老师言必称美国，也一辈子未改过口。
他四十岁以前是一位最有影响力的青年「启蒙大师」，他启蒙的实效便是介绍美国介绍美国的哲学思想、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他终身治学是「围绕着方法二字打转」。他整理「国故」和「再造文明」的「方法」，也只是美国大学研究院里写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方法」。
四十以后的胡适是咱们中华民族的「自由男神」。他这个男神和站在美国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虽然性别不同、肤色有异，二者的形象和功能却完全相同。
可是近百年来的中国却是摇摆不定，甚至十年一变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因而「美国」这个百年不变的抽象名词，在中国也就时香时臭；因而代表「美国」这个抽象名词的另一个抽象名词「胡适」也就香臭随之。五四时代的胡适是芬芳扑鼻，三〇年代的胡适则「臭名昭彰」（这是他最得意的共产门生，现在有心做和尚的千家驹先生对老师的评语）。的确，这时他的殖民地都全部独立了。文学界、思想界为「左联」所篡夺；政治界为蒋廷黻、蒋中正、张学良所遗弃。胡适变成了孤家寡人，「阳春教授」。四〇年代他又时香时臭。五〇年代也就是笔者做他的小道僮的时代，他真是一灰到底右边骂他思想有「毒素」；左边骂他是「买办学者」。永远笑嘻嘻的白面书生胡适之，却永不认错，死而后已。
国民党容忍「异党」，共产党「一分为二」
胡适死后，「胡适的幽灵」（胡老师生前的自挽辞）时隐时现，其遭遇和生前还是一样的一个思想家，升华到「胡适」的阶层，也就无所谓「生死」了。国民党为着「异党」问题，竟然把胡老师的第一号大信徒雷震逼死了。又谁知现时现报，目前却被个不讲理的异党逼得走投无路，连老夫人携点细软出国，也要被异党奚落得尴尬无比呢？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
最可笑可叹的却是共产党。「我的学生毛泽东」背叛了老师之后，把老师和老少同学们「脱裤子、割尾巴」割了数十年。谁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