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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传》上册页六四五）。又说：「革命党在华侨社会的中下层阶级中具有普遍深厚的基础。上层华侨对革命的支持，则在辛亥革命成功之时。至外人对革命的援助，并不具重要性。」（同上，页六四七。吴的话是根据张玉法教授等之研究报告，张现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吴之综合报告，见上引孙传第二篇第十七章。）
（75）中山对帮会时有微辞，但指名批评金山致公总堂则为（一九一一年）七月十八日致邓泽如书。信中有一段说：「金山致公总堂虽系洪门，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然向多老朽顽固，向无进取之气。故尝与吾党少年勇进之辈，积不相宁，数月之前犹大反对同盟会之筹款」云云，见邓泽如珍藏《孙中山先生二十年手札》原迹影印本（一九二七年一月广州述志公司影印）。共四卷，此影印函见首卷。
（76）参见上引陶菊隐著前书及拙著《李宗仁回忆录》第三、四两编。
（77）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的矛盾，系孙主张参加北洋军阀的混战而率师「北伐」。陈则主张暂在两广「保境息民」之后再图大举。见李剑农前书下册页五六五～五七四，并参阅康白石著《陈炯明传》（九龙，文艺书屋，一九七八）联省自治章。康白石为笔者一老友之化名。胡适由于同情陈氏模范省之主张，在北方撰文呼应。称陈之叛孙为「革命」而引起拥孙派之大不满。散见《努力周报》；亦亲闻于胡适自述。
（78）终中山之世。广东甚或广州尚为孙氏自己招徕之「客军」所盘踞。客军将领横征暴敛，从不受孙之约束，孙对之亦无可如何，并见注（76）。
（79）据陶菊隐言，孙公认为反桂之炮声一响，省内粤军便会蜂起驱逐桂系军阀。孰知粤军及民团竟无应者。见上引陶书第四册页六七～七〇。又见《孙逸仙先生传》下册页一三二〇转引邵元冲文。
（80）此节笔者所论只是「行为」而未及「动机」。作「诛心之论」，现代史家若依心述事，则自当别论也。
（81）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往往是诸侯数十人，然后强凌弱，众暴寡，诸侯渐次减少，终至定于一尊，这是传统的「分久必合」的程序。此一程序在现代史上更形复杂，因素增多，然大致未脱旧套。
（82）「以俄为师」之孙公名言，首见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九日致蒋中正函，影印手迹见刘大年主编《孙中山书信手迹选》（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月）页一九三～一九四。其实，孙公于民初尚明言「余乃极端之社会党，甚欲采亨理·佐治（或译亨利·乔治）氏之主义施行于中国……。」（见《国父全集》第三册；吴著孙传页一〇五七）亨利·乔治是议会政制下的社会改革家也。孙公舍弃乔治而服膺列宁，实是「二次革命」之后，彼之思想进入另一阶段，已与「列宁主义」暗合之故。一旦发现列宁，乃尽弃乔治而学焉。吴稚晖论孙文有言曰：「孙文从不记人过……能说海阔天空的大话；他有勤快、寡怨、服善三长。他惟此三长，就此三长，把他装扮成一个首领。比檀香木雕著的木头首领自胜……。」见吴致陈炯明书，引于《阵炯明传》页七〇～七四。事实上，列宁亦有此三长，尤其是勤快。余读《列宁传》，便觉二人有极相似之处。二人在学时，同为聪颖儿童，一班之首。流亡期中，同入「大英博物馆」自习。只是列宁对「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悟道较早。孙氏误于林肯与乔冶，致被个人独裁的袁世凯所通缉，于是始大彻大悟，不顾所有老同志之反对而搞其个人独裁的「中华革命党」来。列宁当年亦尝不顾诸老同志之反对而独行其是。或问列宁党内政敌，何以全党不敌一人？该人答曰：「因为全党中再没第二人，一天二十四小时，啥事不干，专搞革命嘛！」孙中山也正是这样的，一天二十四小时，数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专搞革命，不死不休，终于击败所有政敌，成为「国父」。关于上述列宁故事，参阅英文《列宁传》（David Shub LENIN ； London； New York &Torontor The NewEnglish Library； 1948 ； p66）。
（83）当中共红军尚在「苏区」与白军作战时期，毛泽东曾对蒋介石一手组成的「强大的中央军」，甚为羡慕，他自己也想组成一支强大的红军，故有此戏语；然后期《选集》中，此话则被删除，但是有深度的中共党史家，当能记忆及之，甚或一索得之。
（84）此处评蒋之言，余闻之于一位国民党中常委，可能这也是国民党高干们的共同意见。列宁如以中国传统哲学规范之，或可称之为「法家」；蒋在一九二七年之后或可概括之曰「阳儒阴法」，也就变成该中常委所形容的政治领袖了。
（85）笔者曾参用中西史料档案，就此一公案于一九五二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撰一英文「硕士论文」（凡十八章，共二七〇页）以详辨析之。
（86）见中华革命党总理「誓词」各影印本。
（87）见注（82）。
（88）「毛泽东思想」无论在思想上、在方法上均为「列宁主义」的延伸。西方学者每以把马、列主义引入农村为毛氏之贡献，其实工、农同列，列宁实首倡之也。
（89）读者之中。或有人认为笔者此言是对「国父」有点「讽之也」之嫌。其实「孙文学说」和任何学说一样。除却一部分有实践价值的真理之外，都是空洞的假设。伟大的空话自孔丘、苏格拉底之后多的是哩！岂只中山。吴稚晖不也说：「孙文能说海阔天空的大话。」中山好友之言，自是可信之评。
（90）「以俄为师」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是个极重要的主题。这一主题在八〇年代已完全失去意义。今日中国之开放政策带动苏联及所有社会主义集团的国家「以华为师」，后来群起开放变法，便是明证。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初稿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补订于北美洲
原载于《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一九八九年），
中册，页一三四八～一三七五。
六、细说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爆发，至今已整整八十周年了。为这八秩大庆，海峡两岸乃至日本和美国的中华史学界，都在纷纷集会研讨，并撰文以为纪念。在我们执笔之前，首先想自问一下，「辛亥革命」这四个字是谁发明的呢，或是谁首先使用的呢？笔者不学，自觉此答案已不可考；至少是争议很大，姑置不论。且说「辛亥」。辛亥是我国历史上传统的「干支纪年」里，六十年一循环之中的一个年头。我国历史自黄帝以降，已有七十八个「辛亥年」。我们这个「辛亥革命」是发生在第七十七个「辛亥年」。这个辛亥，在清朝历史上是宣统三年；在西方耶稣纪元上，则是一九一一年，所以西方史学家，都把「辛亥革命」翻译成「一九一一年之革命」。因而我们今日来撰文讨论这个「一九一一年之革命」，首先面对的，便是「定义」的问题了。
辛亥革命的定义与争议
我们如望文生义。则「辛亥革命」只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到一九一二年元旦孙文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间两个半月的事。这个狭义的用法曾为甚多中西专著所采纳，然为本篇所不取。盖「革命」究与突发的「政变」不同，它是长期酝酿的结果。只见其果，不明其因，是会引起误解的。至于广义的用法，似乎就应该包括辛亥革命的背景，和它立竿见影的后果了。换言之，我们研讨「辛亥革命」事实上是包括清末民初，中国革命运动的全部过程。但是这一段最早期的革命运动，又是哪一年起步的呢，这就有点争议了。
一般的说法，总认为近代中国最早组织的革命团体，便是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爆发以后，孙中山先生于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檀香山所成立的「兴中会」了。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因此也就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起点。国民党官书如是说；大陆上的李新教授在其《中华民国史》上，亦作如是说。
这一点实颇有可议，因为在兴中会成立之前，还有杨衢云烈士和他的一伙同志们在香港所组织的「辅仁文社」。该文社成立于一八九○年（清光绪十六年；另一说为一八九二年），比兴中会要早四年多。它最早的创立者杨衢云、谢继泰、刘燕宾、何星俦等十余人，其年龄、学历、社会背景，和他们「推翻满清」、「创立合众政府」、选举「伯理玺天德」（president）等主张，与孙逸仙（中山别号）他们在檀香山的小革命集团，几乎一模一样。所以当中山于一八九五年一月返抵香港时，经共同友人如尢列等的撮合尢列为文社社员，亦中山好友这两个小革命团体，也就一拍即合，搞其联合组织了。
在这个双方联合的新组织里，他们决定用「兴中会」为会名。因为「振兴中华」这个响当当的名字，较之那酸溜溜的「辅仁文社」四个字，要冠冕堂皇多了。后来孔祥熙等一群山西青年，也在太原组织了一个「兴中会」。这个远在华北的兴中会，与孙、杨的兴中会毫无关系。据孔祥熙说，他们那时听说海外有个「兴中会」。他们喜欢「振兴中华」这个响当当的名字，乃把他们自己的小团体取个名字，也叫「兴中会」。（这是笔者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对《孔祥熙回忆录》时，听到录音带内孔氏亲口说的。当时亦有人把孔祥熙的小组织，当成孙中山兴中会的「太原分会」，实是误听录音的结果。）
杨衢云、孙中山等在香港所组织的兴中会，事实上除掉名字外，一切皆是「辅仁文社」的延续；会员们也大致都是杨衢云的班底。因为杨的团体己成立四年有奇；而孙的团体还未满二月。杨是香港的地头蛇；孙则是新从夏威夷回来的。双方强弱之势是可以想象的。据说他们合并之后，选举新会长（他们叫「总办」或「伯理玺天德」）时，曾发生孙、杨之争。据后来国民党的官书所载，在同年十月他们预备搞广州暴动时，孙曾当选「伯理玺天德」或「总办」。后来「杨既获大权，遂藉端要挟，而请（孙）先生以（伯理玺天德）相让。郑士良、陈少白等闻之大愤，极力反对，士良且欲除之。先生以大事未成，首戒内讧，力表谦让，即以此席让衢云……」云云（见《国父年谱》页六八～六九）。
这段官书颇难说服任何公正的读者和历史家。如所叙属实，那可能不是杨的「藉端要挟」，而是孙的党羽为拥孙，暗中想搞杀杨的「苦挞打」（coup d'etat），为孙所阻。官书甚至说杨衢云排满抗外的思想，以及他组织「辅仁文社」的叛逆行为，都是受中山「感召」的结果（见前书页五○）。这些似乎都是想象之辞。有人或许要说「辅仁文社」的宗旨是「以友辅仁」；它是个社交团体，而非革命团体。其实辛亥首义时，最活跃的一个组织则是「文学社」。文学社却是革命团体，而非社会团体。所以名字与实质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在地下革命的时期。我们不能望文生义，或以辞害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