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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紧张。当然，对于蒋介石的“三个一”，毛泽东是不能容忍的。
毛泽东曾这样批评蒋介石道：“一党主义都是没有根据的，都是做不到、行不通的，违背一致团结抗日建国的大目标，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蒋介石对于来自中共的抨击，曾向周恩来解释道：《扫荡报》的言论并不代表国民党，也不代表他自己。陈立夫也告诉周恩来：蒋总裁已批评了《扫荡报》，并要各报以后不再刊登这类文章。其实，《扫荡报》所说，倒是蒋介石心中的话！一九三八年三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临全大会”，那基调便是“三个一”。为了加强领袖的权威，“临全大会”根据蒋介石的意思，第一次提出了实行总裁制。
大会修改了党章，规定“确立领袖制度”，增设了第五章“总裁”，赋予了总裁以“总揽一切事务”的权力。蒋介石被选为首任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从此，蒋介石除了“蒋委员长”、“蒋总司令”、“蒋大元帅”之类荣称外，又多了“蒋总裁”这一尊称。
总裁成了独裁的同义语。蒋总裁成了一个领袖的同义语。蒋介石强调了战时需要加强领袖的权力，实行了“总而裁之”、“独而裁之”。“临全大会”又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由国民党、中共、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组成，以代表国民共同参政，算是在蒋介石“总而裁之”之下的一点民主。国民参政员共二百名。其中国民党员八十八名。中共是作为“文化团体”参加的。毛泽东笑了，他称中共乃“武化团体”，并非“文化团体”！不过，既然分配了七个名额给中共，毛泽东也就指定了七位中共党员作为参政员。毛泽东所指派的七人是毛泽东、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照理周恩来应在其中，可能考虑到女性参议员非邓颖超莫属，而夫妇同为参政员又太显眼，所以没有列入周恩来。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在汉口上海大戏院召开。
毛泽东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他，究竟会不会从延安来汉口出席会议？毛泽东如果来汉口，意味着国共两党将举行最高级会谈。
张学良事件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毕竟太深刻了！一年前，当蒋介石密邀毛泽东赴南京时，叶剑英马上从西安发电报给毛泽东：“毛不必去。”这样，那一回蒋介石和毛泽东没有晤面。
这一回，毛泽东也不去。不去，自然要找个借口。毛泽东的借口颇为有趣，他在致参政会的电报中称“因齿病及琐务羁身”！毛泽东在说罢不去的原因之后，言归正传：寇深祸亟，神州有陆沉之忧；民众发舒，大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辍，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引自《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会议选举汪精卫为议长。这时的汪精卫集国民党副总裁和国民参政会议长于一身，其地位仅次于蒋介石。
在中共党内，张国焘此时已被开除，王明成了毛泽东的政敌。王明自恃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多年，与共产国际关系很深，常以毛泽东的“上级”自居。他在武汉除了以毛泽东名义发表那次批驳蒋介石“三个一”的谈话外，还多次以中共中央名义，也以毛泽东名义发表声明、谈话，却不事先报告毛泽东。其中如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王明在武汉发表的《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而最“著名”的要算一九三八年三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时，王明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在报送毛泽东的同时，已送交国民党了！而毛泽东在延安主持起草的文件到达武汉时，王明居然复电中共中央书记处：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王明目中无毛泽东，竟然达到这等地步！中共内部王明和毛泽东的关系日益紧张，如同国民党内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关系日益紧张。
第五部分：并肩抗日毛泽东致信蒋介石盛赞其抗日精神
日本首相近卫手下有一个智囊团，即昭和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所。一九三八年六月，这个研究所向首相提交了一份绝密的报告，叫《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
报告一开头，便这么写道：
残败的国民政府现在还在叫喊坚决抗日，毫无投降之意……对国民政府，必须以击溃为根本方针，明确除此以外别无有效的解决办法。这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表明，蒋介石自“七七事变”以来，积极实行抗日，就连日本也以为对其除了“击溃”，别无选择。这份报告也强调了必须“摧毁”国共合作：首先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占领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区的联系，并可能使两党产生分裂。这表明，连日本也意识到国共合作的威力。日军为了“击溃”蒋介石政府，为了“摧毁”国共合作，把攻击的目标指向武汉。
六月十二日，日军在安徽当时的省会安庆登陆，揭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蒋介石坐镇武汉指挥，调集了十四个集团军和一个江防军，迎战日军。日军则调集了十二个师团，前后投入了四十万兵力。比起上海、南京来，武汉有大别山脉、幕阜山脉以及鄱阳湖作为屏障，再说国民党军队也有了跟日军作战的经验，日军想速战速决就不那么容易了。战斗打得十分艰难。日军从三面包围武汉，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队奋力抵抗，大小战斗不下数百次之多。
宋美龄则在武汉成立了“新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组织妇女参加抗战，她自任指导长。她还用一口流利的英语，通过美国广播网，向世界各国呼吁支援中国抗日。
对于蒋介石的英勇抗战，毛泽东表示敬佩。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周恩来自延安来到武汉。四日，周恩来会晤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递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毛泽东此信，极为热情地赞扬了蒋介石。在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位政治对手之间，如此洋溢友情的信，颇为罕见。这是一封难得的信，故全文照录于下，以飨读者：介石先生惠鉴：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既。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末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一方面将更加困难，然一方面将更加进步。必须实行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吾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战争反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
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专此布臆。
敬祝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此信，表明国共合作正处于最佳状态。
不仅毛泽东在致蒋介石的亲笔信中赞扬了蒋介石，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中共中央代表团也赞扬蒋介石。也就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共中央代表团在共产国际发表声明：“蒋介石，政府，及国民党，没有投降，他们出来保护自己的国家以反对日本侵略者，而中国人民则起来进行伟大人民所值得有的英勇斗争。”“在蒋介石统率之下，中国全部国家政权，与一切军队之统一，亦正在完成中。”“我们的党，并不把自己对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首领蒋介石的合作，看成短期的事情，而是准备在战争之后，还继续与他们共同工作，以建设伟大的、自由的、民主的中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则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这就是说，毛泽东所实行的国共合作路线，得到了作为中共上级的共产国际的批准。
第五部分：并肩抗日毛泽东战胜了分庭抗礼的王明
毛泽东在给蒋介石的信中提及，“恩来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这会议是在延安召开的，极为重要——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王明与毛泽东分庭抗礼，已到了不能不解决的地步。王明居然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发电报，要中共中央委员们到武汉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须知，武汉在蒋介石手中，全体中共中央委员们集中到那里开会，是多么的危险！虽说国共之间那时颇为亲密……王明（陈绍禹）不得不和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徐特立一起从武汉回到延安。笔者在延安查阅资料时，从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五日《新中华报》上，查到一篇署名“浩然”的报道，从中可以颇为真切地看出王明当时在延安所享有的声望——如果他没有这样的声望，也无法跟毛泽东较量了。报道题为《延安各机关群众团体及学校欢迎陈周秦徐诸同志志盛》：王明同志回来了，这消息来得像一个晴空里的霹雳，突兀、嘹亮……让你来不及为这个消息而鼓舞，便得匆促地走向南门的路上去。街上，还有人们在写标语，发着透亮的光彩——“欢迎南北奔走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胜利的陈、周、秦、徐诸同志！”巷口里，不时走出一列长枪大刀的自卫军，步伐是那样急促，几乎是在跑步。
广场里，排着长长的两行较整齐的行列，一批批的人们插了进去，在低声地喘息……烟尘起了！人们的心像一条扯满了的弓底弦……渐渐地看见三辆卡车的影子，近着，近着，安然而止了，第一个跃出来的是英俊、挺伟的周恩来同志，朱德将军走了上去，两人紧紧地握着手，手在迅疾抖动着；接着出现在人群里的是丰腴的王明同志，朱德同志依然递过去握了他的手，可是却出了意外，王明同志一下子把他拥抱起来，笑着说：“我跟你行洋礼！”最后出现的是白发苍苍的徐特立同志，张开了缺了门牙的嘴，笑嘻嘻地向四面不住的寒暄着一切的一切……在延安东北郊十多里外的桥儿沟，有一座天主教堂（不是当年周恩来和张学良秘密会晤的天主教堂，那座教堂在延安城里）。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就在这座教堂里召开。由于从苏联刚刚回来的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要以毛泽东为首！”这下子，王明无奈——因为王明所凭恃的“王牌”也无非是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