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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完毕，已近岁暮，我就回家了。托了邻村经常去桂林贩卖货物的商人代为看榜。一天我正自山上砍完柴挑了回家，路上遇见一位“赶圩”回来的邻村人，他告诉我说陆小第二期招生已发榜了，正取共一百三十名，备取十名，我是第一名备取，准可入学无疑。这也可算是“金柳题名”吧，我立刻敏感到当时压在肩膀上的扁担，今后可以甩掉了，实有说不出的高兴。
在学堂规定报到的日期，我辞别父母，挑了简单的行李，便到桂林去上学了。那时乡下人是不常进城的，有时逢年过节，偶尔应城内亲友之约，去看舞龙跳狮，才进城住三数天。所以进城对我们原是件不寻常的事。我们平时为着工作方便，都是短衣赤足的，要进城，首先就要预备一套干净的长衫和鞋袜，打了个包袱，背在背上。走到离城约数里的地方，才在河边洗了脚，把鞋袜穿好，换上长衫，然后摇摇摆摆学了假斯文，走进城去。穿鞋袜和长衫，对我们原都不大习质，一旦换上新服装，走起路来，觉得周身受着拘束，异常的不舒服。加上我们那副面目黧黑、粗手粗脚的样子，和白嫩斯文的城里人比起来，自然如驴入羊群，显而易见。临时雇了一名挑夫，替我挑了行李，然后进城。先在西门内大街上找个伙铺，将行李安顿好，才到陆小去报到。谁知事出意外，校方拒绝我报到，理由是我迟到了十来分钟，报到时限已过。那时陆小重要负责人都是刚自日本回国的留学生，办事认真，执法如山。而乡间出来的青年，既无钟表，对时间的观念自甚模糊。于是我就以十分钟之差，失去了入学的资格。垂头丧气的情形，不言可喻。不过校方负责人勉励我下期再来投考，并说我录取的希望很大，因为我这次体格检查被列入甲等，这在应考的青年中是不多的。
（三）
我怅然归来之后，父亲命我继续随他到黄姓姑丈家去读书，准备来年再试。于是我又在姑丈家用功地读了一年。至翌年（光绪三十四年，一九O八年）冬季，陆小招考第三期学生时，我再度前往投考。这一次投考生增至三千余人，而录取名额仍只百余人。榜发，我竟被录入正取。按时报到，因而我进入广西陆军小学堂的第三期。
这时陆小在文昌门外的新校舍已全部竣工。全校有新式楼房十余幢，另有礼堂一所。学生的宿舍和课堂分建在大操场的两侧，学堂办公厅和礼堂则建于操场的两端，十分庄严宽敞。当时校方的教官和各部门主持人，多半是新自日木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留学生。他们都穿着非常整洁鲜明、绣有金色花纹的蓝呢制服。足上穿着长统皮靴，光可鉴人，腰间更挂着一柄明亮的指挥刀，在校内走动时，这柄刀总是拖在地上。因而他们走起路来，刀声靴声，铿锵悦耳，威风凛凛，使我们刚自乡下出来的农家子弟看到了真是羡慕万分。我们的总办蔡锷将军有时来校视察，我们对他更是敬若神明。蔡氏那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可称文武双全，仪表堂堂。他骑马时，不一定自马的侧面攀鞍而上。他常喜欢用皮鞭向马身一扬，当马跑出十数步时，蔡氏始从马后飞步追上，两脚在地上一蹬，两手向前按着马件，一纵而上。这匹昂首大马，看来已够威风，而蔡氏纵身而上的轻松矫捷，尤足惊人。我们当时仰看马上的蔡将军，真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感。所以我能够当陆小学生，已经十分满意。只希望将来毕业后，能当一名中上尉阶级的队附和队长，平生之愿已足。至于象蔡愕那样飞将军式的人物和地位，我是作梦也没有想过的。后来我读古今名人传记，时常看到“自幼异于群儿”、“少有大志”、“以天下为己任”一类的话，总觉得这些或是作者杜撰的话。我幼年时，智力才能，不过中人。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向无栖栖皇皇急功好利之心，只是平时对人处事，诚恳笃实，有所为亦有所不为而已。
陆小的训练，分学、术两科，完全是摹仿日本式的，十分严格。学科的程度相当于旧制中学，除国文史地外，还有各门科学和外国语，教学都很认真。即就国文一科来说，我们的国文教师都是些举人或秀才出身，国学造诣极深，而同学中也不乏文人学士。当宣统元年，广西举行最后一次拔贡考试时，我们学堂里面两位第一期同学，竟暗中报名投考为人枪替而被列入优等。拔贡在清代考试制度上是高出秀才一等的，能枪替考拔贡而被列入优等，其国学程度，亦可想而知了。
就各门学科来说，陆小对数理特别注重。当我进入第三年度时，我们的数学已学到小代数的二次方程式了。
至于外国语则为选修科，于日语、法语、英语、德语、俄语中任择其一。因广西和法属安南接壤，法语被认为比较重要，所以我就选修了法语，教师是位法国人，名白利。可是我的个性和语言一道不大接近，同时我知道一旦离校便无进修的机会，也没有应用的机会，日久就会全部忘记。因此我在课堂上学习，也只是应付考试，图个及格而已。所以我跟那位法国教师学了三年法文，至今已一句不会说了，把所学的，全部还给了先生。同班中虽不乏孜孜研读外国文的同学，成绩极好，但是毕业后，果如我所料，也于几年之内忘得一落千丈干二净。
我们的术科课程并不十分注重，每天只有一小时的时间，初期训捧包括徒手与持枪的制式教练，逐渐到班、排、连的密集队伍教练。此外尚有器械体操和劈刺等课目。
我当时身体非常健壮，锻炼又勤，所以器械操中的双杠、单杠、木马等有风险的玩意儿，都可作极精采的表演，一般同学跟我比起来，实逊色多了。至于劈刺，尤为我的拿手本领。在比赛中，许多比我高大而结实的同学，都非我的敌手。第一是因我的技巧纯熟，以前李植甫先生在我村教武术时，我虽未正式学过，但平时观摹所得，亦颇能得其三昧。第二则是我的动作敏捷勇猛，一交手就取攻势，每使对方胆怯，因此我在同学中有个浑名叫做“李猛仔”，这就由劈刺比赛得来。
陆小既是个军事学校，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极有规律。早起晚睡，出操上课等，都有极严格的规定，动作确切而敏捷。稍有不慎，便要受警告或处罚。处罚的方式有立正、禁闭，或假期“禁足”（不许外出）等等。我在陆小三年，幸未受过处罚，所以校内上下对我印象极佳。
学生中也有托病请假、不出操或不上讲堂的。因为一个学生如经医生证明有病，便可请准“半休”（不出操）或“全休”的假期，那时的医学知识和设备都很简陋，不易查出一个人是否真正生病，所以请假比较容易。然而我在陆小三年，连一次“半休”也未请过，足以证明我身体的健壮。
陆军小学教育因为是国家陆军军官训练的基础，所以在创办之初，便十分认真。经费也比较充足。我们一日三餐，都是八人一桌，每桌四菜一汤。四菜之中有三荤一素。我们的制服全是呢料子，还有一套哔叽的。冬季则有呢大衣。每人每学期发两双皮鞋，后来经费稍感困难，然每人每年仍可领到三双。当时我们的服饰是十分别致的，学生多数拖着一条长辫子，却穿着现代式的陆军制服和皮鞋。今日回想起来，虽有不调和之感，但在那时是觉得十分神气美观的。我们的留日返国的教官，以及少数得风气之先的梧州籍同学，间或有将辫子剪去的。也有少数将后脑剃光或剪短，把前面的头发编成辫子，再把辫子盘成一个饼，贴在头顶上，然后戴上军帽的。但他们在寝室内或操场上脱掉军帽时，却倍觉难看。
衣食之外，每人每月尚发有零用钱。一年级新生每月领八钱银子的补助金，成绩优异的可增至一两，考上最优等的可得一两二钱。二年级生每月例发零用银一两，成绩优秀的可得一两二钱，最上等的可得一两四钱。三年级生每月例发一两二钱，成绩优异的可增至一两四钱，乃至一两八钱。当时桂林物价极低，所以这些零用钱是每月都有剩余的。我记得那时一两银子，至少可兑换制钱一千四、五百文，而一碗叉烧面不过制钱十文，物价之廉，由此可以类推了。
满清末年，广西在一些新人物的励精图治之下，颇有朝气勃勃的现象。在这种风气薰陶下的陆小学生，尤其表现得年轻有为。陆小的校风是极为严肃笃实的，全校上下可说绝无狎娼、赌博情事发生。学生日常言谈行动，都表现得极有纪律。即使星期假日在街上行走，也都是挺胸阔步，绝少顾盼嬉笑、行动失仪的事。甚至学生在校外提取行李等物，校方亦规定不许负荷太多，以免有失青年军人的仪表。当然也难免有犯规或行为失检的学生，然究属例外。学生在这种风气笼罩之下，学术训练和德性薰陶的进步，可说是一日千里，非一般文科学堂所能及。不幸在我入校后第二年，校内一连发生了两次风潮，学风遂渐不如前。辛亥之后，陆小改为陆军速成学堂，学风更是每况愈下了。
（四）
陆小的两次风潮，一是“驱蔡”，一是“倒蒋”。“驭蔡”是驱逐蔡锷（松坡）离桂。“倒蒋”则是和蒋尊鉴〔伯器）为难。
蔡得原为南宁讲武堂总办。由张鸣岐调来桂林，任兵备处总办，后又兼任参谋处总办，统率所有新军及训练新军的机构，权倾一时。但是蔡锷是湖南人。在逊清末叶，湘人居桂的极多，湖南因为交通比较方便，一般人——尤其是寄居广西的湖南人的文化水准，平均较广西人为高。这徉本已招广西人的嫉忌。加以他们人多势大，又盘据要津，也难免有跋扈情事，再加上我国人特有的乡土畛域之见，遂更易闹事。再者，办新政的新人物中间，也不无派别、省界之分。甚至同为同盟会员，亦往往因工作秘密，声气不通而自相倾轧。蔡锷原为同盟会员，和当时革命领袖黄兴、赵声等，都有秘密往还。但是蔡锷或许因为时机尚末成熟，不愿暴露身分，所以和桂林极为活动的同盟会会员没有联络。因而风潮一起，连同盟会会员也群起参加驱蔡运动了。遂使这风潮带着浓厚的革命气氛。
驱蔡的风潮最初发源于“干部学堂”。原来广西在清末训练新军时，拟编练一镇一协，所以为培养这一镇一协新军的军官而设的干部学堂，招收了二百余名新生，其中湘桂籍均有。因那时下级干部缺乏，需材孔急。后因经费不敷，新军只编一混成协。如此则干部学堂所培养的二百余名军官亦嫌太多。蔡愕时为兵备处总办，乃令干部学堂举行甄别考试，以期裁减该校学生，并以国文程度为取舍标准。当时湘籍学生的国文水准一般地较桂籍学生为高。因而甄别结果，获留校的一百二十人中，湘籍的占九十多人，而淘汰出校的则几乎全是广西学生。于是桂人大哗，认为蔡锷袒护同乡，有失公允，遂群起作驱蔡运动。而同盟会分子对蔡也有严重的误会，驱蔡尤为积极。
干部学堂驱蔡运动一发生，瞬即波及校外各机关。湘桂交恶已久，此次乘机发作。作为民意机关的谘议局也被卷入。始则若干议员为袒护其本省籍被淘汰的学生而弹劾蔡氏，继则全会一致驱蔡。于是在谘议局的掩护下，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