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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主持党政，他总以为沪、宁一带是蒋的老巢，上山则见虎，下泽则见蛇，断非彼久恋之乡。他如要掌握党政，必须回广东另起炉灶。这便是汪氏的基本观念，也是嗣后宁、汉不能合流的基本原因。
蒋中正的为人，因其幼年混迹上海的黑社会，颇受其薰染。对同事，御部属，一以权诈为能事。在在均使贤者裹足，壮士离心，而攀龙附凤之徒则蚁附帷幕。因此，在蒋氏独断专行之下，终使一领导革命的政党，逐渐变为争权夺利的集团。此种转变，在清党后，已日益显着。惟当时我辈仍痴心妄想促成汪、蒋合作，完成国民革命，今日回思，实不胜其叹息耳。
至于胡汉民，则确为一守正不阿、有为有守的君子。然胡氏的器量亦极狭隘。恃才傲物，言语尖刻，绝无物与民胞的政治家风度。当时党内自元老以至普通党员，没有人对展堂先生不表示尊敬，然也没有人觉得展堂先生足以为全党一致归心的领袖。因胡氏的天赋，为治世的循吏则有余，为乱世旋乾转坤的领袖却不足。
在这种世局人事不调和的情况下，我们一心一意想把党务国政纳入正轨的同志，均左右失其依据，而有无能为力之感。偶有主张，均必然被卷入漩涡而无法自拔。甚至昔日并肩作战，出生入死的袍泽，如四、七两军，后来在广东亦竟至自相残杀，伤亡逾万，言之实深痛心。
（二）
汪兆铭在我们一再电促之下，终于九月五日偕徐谦、顾孟余、何香凝、陈公博、朱培德、程潜等自武汉抵达南京。我们赤诚地欢迎他从此长住南京，主持中枢大政。此时蒋总司令如即复职，则军政恢复统一，我们便可继续北伐，直捣北京。无奈汪氏心志不定，绝不愿在南京久住。
再者，此时宁、汉破镜重圆，诚心为党为国的领袖们本当相容相让，才可化除前嫌，孰知一部分不识大体、甚或别有怀抱的党务负责人，竟于汪氏抵京之日，遍贴反汪标语，辞句极尽尖酸刻薄的能事。但是这些标语并无正式机关署名，事实上，仅是一些无头招贴。不幸汪氏正是一位极易冲动的人物，忍愤东来，其心本虚，一见这些招贴，不禁又肝火大动。
在我们欢迎他的会议席上，汪氏便质问我说。”你们既然欢迎我到南京来，为什么又要贴标语骂我呢？“
”汪先生，“我说：”谁敢贴标语骂你呢？只是宁、汉刚恢复合作，局势尚未安定，一部分下级党员，不识大体，擅自贴出这些标语来——你看这些标语，不都是不署名的吗？“
但是汪仍旧气愤不已。
我又说：”汪先生，做个政治家，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总是难免的。你看美国选举总统时，不是也有人反对吗？我希望你能淡然处之，并长住中央，继续领导。“
汪氏不论我如何的苦口婆心的劝告，也是不听。在南京稍一勾留，便迳往上海。汪氏一去，在南京的中央执监委，遂亦联袂去沪。谭延辏А⑺锟频惹壹峋鲅乙煌诰旁戮湃粘司┗Τ等ド虾！Ｒ皇惫诟窃萍醒胫醇辔酥廖魃交嵋榕芍盍煨淦爰虾！＞旁率漳擞商贰⑺铩⑼舻瘸雒嫜朐诨Ω魍荆诟甑锹肺槌嘣⑺富盎幔换蝗炒笸沤岬囊饧５交嵴呒朴校和粽酌⑻费雨＇、孙科、李烈钧、李宗仁、程潜、张人杰、蔡元培、吴敬恒、李煜瀛、于右任、朱培德、杨树庄、伍朝枢、褚民谊、叶楚伧、邹鲁、张继、谢持、覃振、许崇智、王伯群、傅汝霖、甘乃光、居正、刘积学、缪斌等二十余人。可说是集党中各派领袖之大成。惟胡汉民、蒋中正二人，因与汪不洽，拒不出席。
谈话会共开三夭，各方均甚融洽，无大辩论。会中一致决议于三个月之内举行本党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一切党内纠纷。在三全大会开会前，以各处代表合组的”特别委员会“为党的最高执行机关。同时宁、汉两中央政府亦合并改组，由”特委会“另行选举国府委员，并委派军事委员会暨各部部长。中央政治会议，则暂时撤销。
九月十五日，互选结果，所有参预谈话会的各方代表均当选为特别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其因故未及参加的党中重要领袖，蒋中正、胡汉民、李济深、白崇禧、何应钦、冯玉祥、阁锡山、唐生智等，亦均当选。
九月十六日，复由特委会决议，改组宁、汉双方的国民政府，并于翌日通过国府委员四十六人，以谭延辏А⒑好瘛⒉淘唷⒗盍揖⒔酌⒂谟胰蔚热宋Ｎ裎保至鞯Ｈ沃飨＞挛被嵋哺淖椋姓⒗盍揖⒗钭谌省壮珈⒎胗裣椤⒀治健⒑斡η铡⒊糖薄⒅炫嗟碌雀呒督炀毖 �
特委会的成立，就事论事，本是最适当的过渡时期的办法，暂时使各方有一团结的中心，以待三全大会的召集。所以我当时对”特别委员会“甚为拥护。
在构成特委会的分子中，值得特别一提的，便是所谓”西山会议派“的一群元老，如：张继、林森、邹鲁、谢持、邓泽如、肖佛成等。这些都是总理同盟会时代的老同志，辛亥革命的元勋，在民国初年便享盛名。如张继在民元、二年间便任国会议长，名满全国。这批元老因不满于容共政策，在中央颇受左倾分子的排挤。到总理逝世后，党权入于汪、蒋二人之手。彼二人藉国际共产之助，对这批元老排斥尤力。张继等乃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总理灵前集议，自成组织，以与广州的汪、蒋相对抗。是为”西山会议派“的由来。他们与汪、蒋表面上所争执的，是共产党问题。西山派坚决反共，而蒋、汪则实行容共。
到宁汉分裂后，宁方亦已反共，惟蒋总司令对西山派公开诋毁攻讦，犹如往昔。有时在总理纪念周上，他简直把西山派骂得狗血喷头。
我个人对西山派毫无恩怨之可言。因自北伐开始时，我便以纯军事人员自矢，服从命令，指挥作战。对政治既无兴趣，对党争尤感厌恶，因此对任何方面的政客都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我对西山会议派也存着很大的戒心。当我们占领京、沪之初，即有人在我面前说刘峙是西山会议派。我说刘峙自北伐开始便一直在军中担任指挥，戎马倥偬，怎么会是西山会议派呢？那人说：”他的思想是西山会议派！“这一顶”莫须有“的思想帽子到处乱加，真使人有啼笑皆非之感。
此次在上海，我第一次与”西山派“人士晤面。我发现他们都是一批年高德劭的老同志，为人正派，名利之心比较淡泊，颇有令人尊敬之处。这批元老对我个人素昧平生，然站在客观的立场，对我这样一位战绩辉煌而仍极守本分的将领，亦殊表敬爱之意，处处对我表示好感，存心拉拢。但我为避免党中误会，加以生性不喜与政客接近，对他们只是虚与委蛇，没有深一层的往还。其时外界不明底蕴，曾有我与西山派接近的传说。事实上，若辈存心拉拢我则有之，而我却绝对无心与西山派采取任何联络的。
不过在特委会组织过程中，西山派分子大为活动也系事实。因特委会的组织，表面上是清党后的国民党各派大团结，西山派以其在党内的历史与资望，在此新的大团结形成之中，必然要取得重要位置。而汪、蒋二人原均是西山派的死敌，今西山派借清党机会卷土重来，则汪、蒋均不能坐视，自是必然的道理。
以故在特委会成立后，西山派声势大张。原来希望在蒋中正下野后便可重操党权的汪兆铭，在特委会成立后，仅获一国府委员的空衔，而其昔日政敌，今均扶摇直上，重据要津，汪氏未免大失所望。他原为特委会的发起人之一，到特委会成立后，汪氏却一变而反对特委会。汪派人士也纷纷离开京、沪，汪兆铭、顾孟余等西去汉口，陈公博则南下广州。
九月二十日，特委会所选的国府委员和军委会委员在京就职。而汪兆铭于九月二十一日抵达武汉，与唐生智组织武汉政治分会，竟宣布反对特委会。汪氏反对的呼声一出，原先便反对西山派的亲汪、亲蒋的各省党部，也纷纷声言反对特委会。特委会前途的荆棘，也就不言可知了。
（三）
在此党内纠纷无法解决之际，参加党争的人，大半只顾目的，不择手段。流风所及，国民道德，社会风气均蒙受极不良的影响，其中最显着的一个例子，便是上海流氓的社会地位的提高，终至与党国要人相颉颃。
上海原是一五洋杂处的国际都市，将近百年的帝国主义者殖民地的统治，使其畸形发展成为一世界流氓、盗匪、娟妓和投机、冒险家的乐园。我国旧式社会中淳朴忠厚的民风固已一扫无遗，而西方民主、自由、法治的政体，以及活泼、积极的民风毫无所染。因此上海的租界遂成为一个流氓横行的社会。中国流氓作帝国主义者不法商人和官吏的鹰犬，对中国商民极尽其鱼肉之能事。
民国二十年代，上海流氓分青、红两大帮，最有名的流氓头为杜月笙和黄金荣。他们在租界内倚靠洋人保护，包庇烟赌、盗匪、娟妓，无恶不作。以上海租界为巢穴，青、红两帮流氓的势力简直笼罩长江中、下游的所有码头。商民旅客畏之如蛇蝎。
但是在军阀时代，这批黑社会的流氓们尚有一种自卑感，不敢与正人君子和士大夫明目张胆地称兄道弟。旧时代社会上的正当绅士官、商也羞与为伍。那时纵系贪赃枉法的军阀，也向不与流氓往还，他们还多少有点旧式士大夫的头巾气。卢永祥于民国十一年任上海护军使时，他的儿子卢筱嘉和黄金荣曾有一段趣事。
相传卢筱嘉某次进租界看戏，见一女戏子色艺均佳，便大声喝采。筱嘉自以为是护军使的大少爷，向一个女戏子喝采，固为一极寻常的事。孰知他采声方息，身边便走来一矮胖的中年人，指着筱嘉厉声骂道：”你是什么人，敢在此放肆！“未等筱嘉回话，他劈劈拍拍便打了筱嘉几个耳光。筱嘉正待发作，招呼便衣卫士回打，他的随员连忙上前说：”大少爷，算了，算了。“筱嘉见势不妙，乃忍气吞声离开了。原来这个矮胖子便是大流氓头黄金荣，这女戏子就是他包起来的姘妇。慢说是护军使的少爷，就是护军使本人，也休想在租界内染指分毫。
卢筱嘉受辱之后，只好匆忙逃回闸北华界。事过不久，黄金荣因朋友请酒，到了闸北。事为卢筱嘉所悉，乃派持枪卫士十余人，将黄金荣押至护军使署。卢大公子自设法庭，验明正身，令健壮卫士将黄金荣按倒在地，棍杠交加，一顿毒打，把黄金荣打得皮开肉绽，伏地惨号乞怜。打过之后，卢筱嘉才叫卫兵把他放出去。此时黄金荣已不能行走，从护军署爬了出来，幸免于死。
黄金荣被打的消息一出，人心大快。因黄党流氓在上海一带作奸犯科，欺压善良，商民衔之入骨，而莫奈他何。今番遭此毒打，实罪有应得。此一消息，当时曾哄传国内。我们广西方面自上海回来的人，都津津乐道，引为快事。此事足征军阀时代，官方尚不屑与流氓往还，黄金荣还可随时被抓来打屁股！
后来蒋中正回到上海，流氓们的社会地位便上涨了。蒋氏于民初不遇时，曾列名黑社会，加入青帮。因其加入得迟，故”辈份“不高，上海甚多老流氓还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