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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觉得对真实性危害最大的就是文化的侵略，这个在西方历史上很多，比如一个国家把一个国家打败了，打败了以后我要彻底征服你这个国家，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你这个国家的什么亚历山大图书馆，全部给你烧掉，把你的语言给你变掉，这个是对一个民族的最残酷的征服，为什么，杀你人是没用的，最后要把你的文字跟语言跟你的文化记忆全部抹掉，把你的真实性抹掉，所以安德里奇他为什么能得诺贝尔奖，我们觉得这个人太不重要了，可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又太重要了，他保留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所以诺贝尔奖给他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那么第二个呢，对真实性有过很大的一个妨碍的东西是什么呢，报刊检查制度，这个在西方是由来以久，比如说你们知道乔伊斯写的《尤利西斯》，就遭到查禁，《尤利西斯》他觉得我写的是真实，但是政府不让你出版，强硬地说你就是不能出版，你再真实跟我没用，你不符合我社会的意识形态，那我就给你一刀，你不要出版，这个东西在西方长期以来，也是作家最反感的，经常跟政府对立的，这样一种东西，可是到了今天呢，我在意大利在法国跟他们作家聊的时候，很多人在这一点达到共识，最真实最厉害的东西已经不是前面两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国家入侵，种族灭绝在当今社会里边绝对不是一件说做就能做得到的事情，第二个事情呢，实际上各个政府也都开始慢慢地放宽了这个尺度，在中国这个变化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开始放宽了某些尺度，最要命的是后面第三个，市场的选择，这个很要命，这个真实性的破坏是很要命的，因为市场的选择，市场从来没有说不允许你写什么，不允许你表现，它没有不允许，它允许你写，但是市场它的眼睛不看你，你就死了，我不选择你你就完，就是这么一个现实，市场它不需要打压你，说我不允许你写，不像政府某个机构，不允许你写，它就是我不看你，我不炒作你，你就完蛋，你的声音就发不出来，那么大家知道，我们的历史是要我们今天来书写，我们的以后的历史也要后面的人来书写，那么历史怎么才真实呢，我们今天的文化记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东西，历史中描述的东西是真实的吗，跟我们个人有什么关系，个人的内心有关系吗，这都是我们要重新来看待的一些问题，究竟什么是真实，所以这些东西呢，我我觉得对我们的写作呢，也构成非常多的压力，很多人都说活在真实中有那么容易吗，清醒但活着，对不对，或者说痛并快乐着，这个反正都差不多，这个句式很时髦，活着但真实，这个容易吗，我觉得不容易，有的时候我自己感觉到我自己身上有很多东西，我在做一个判断的时候，我觉得很难给出一个真实的东西，必须前面做很多的附加说明，然后你才能涉及到一点点你认为真实的东西，如果说一个人说真实就是在生活当中，随便可以抓它，真是很难尤其在文化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所以我讲了半天，讲了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构成了我们今天当下写作的一个背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也是现在的文坛感到普遍困惑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观众：格非老师，非常高兴今天能在这里听您的演讲，我们听您的演讲，您所发出的声音是中国的声音，是民族的声音，而且我听您的演讲感觉过程中有很多观点是很中国化的，也有一些观点是非常西方化的，我想问一下，在您的写作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它们对您写作的影响分别是什么。
格非：好的。她实际上这个问题前半部分是谈到民族文学的问题，这个倒是我不太同意的，我是觉得，我刚才讲不能非此即彼，说什么民族文学世界文学，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体的，中国定位的话，你肯定要把自己放到世界当中去，你才能定位，所以我觉得也不能片面强调民族文学，我很同意波尔荷斯的一个话就是说他说如果你是阿拉伯人，你就没有必要强调骆驼，你是一个假的阿拉伯人，我来冒充写一个阿拉伯人的经典，我让人家误以为我是阿拉伯人，我就在里面多写骆驼，写沙漠，人家一看这个是阿拉伯的，但是我如果真的是阿拉伯人，我就不用写了，因为这个东西是我日常生活所见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呢，所谓民族和世界的关系，波尔荷斯讲过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今天我也把它介绍给大家，波尔荷斯说，他说我一生中，都在寻找，努力地把自己变成一个阿根廷人，可是我忘了自己本来就是，这句话说得非常有哲理，你本来就是一个阿根廷人，像我这样一个人，没有在国外生活超过三个月，从农村到城市到上海也可能已经16岁了，上大学，然后在城里生活，一直生活在这个环境里边，你的耳濡目染，所有的聊天学习都是中国的环境，这个中国的东西怎么对你没有影响的，它的影响是最大的，而且是深入骨髓的，你还要去过分的强调吗，我觉得不需要，所以，当时呢我们刚刚写小说的时候，倒是接触西方的东西比较多，当然这个东西也有一个背景，我觉得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不愿意展开了，刚才这个朋友提到的这个问题，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中国的这个东西，从我从小的经历来说，因为我的家乡在江苏省，江南地区，在农村。我觉得一个作家的童年当然很重要，就是你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可能比你后来接受到的事情要重要得多，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可能有一个渲染，一个渲染的过程，那么我觉得我从来就对江南一代的东西很感兴趣，我到北京以后我发现我对江南的东西更留恋，当然我喜欢北京，但是北京一刮风沙就不好了，而且北京一下大雨，夏天砸在我的头上背上就疼，李商隐当时说的那个“一春梦雨常飘瓦”，就说雨下在屋顶上就像梦一样，在瓦上飘。
然后我就觉得南方的居住的环境呢，你是那么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文化对你的影响肯定重要，不是从书来的，王元化的话，我很同意，中国的农民，他也不读诗书五经，也不读孔子，他怎么会受影响呢，通过戏曲，通过看戏学到了很多东西，很多的器物，很多的建筑，很小的一些东西，看起来很微小但对你的人格塑造、对你的审美情趣，影响非常大，所以这个东西我肯定是中国的，我没有办法，那么西方的东西我是有意识的去了解，因为我们清华有这样的传统，号称是文理兼通，中西渗透的，这个我觉得是有道理的，老的清华的传统就是传统，它不是说着玩的，原来老清华像外文系像钱钟书、曹禺他们那些人，再不要说前面大师了，一大批的清华的那些教授，非常厉害，所以我觉得我因为在大学里学习，我有意识的会去了解西方的东西。中国文化这个东西我可能会比较了解，我知道它怎么回事，因为我生活这么多年，哪怕我书读的不是够多，古文读的不多，但是我可能从日常生活里感到传统还是有延伸过来的一面，但是西方东西我急需要了解，我要真正了解它的东西，这样给你开了一个窗户，所以马尔克斯也讲到一个例子，他说，我从我的马特兰塔这个小城我要描写我童年的生活，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描写，但是我来到了波哥大来到首都以后，突然我就发现，我知道怎么描写了，经过一个很遥远的距离以后，我发现呆在那个环境里，我反而写不了，我换了一个参照体系，突然发现我这个小村庄非常的好，然后他从波哥大到了巴黎以后，他在巴黎做记者，他突然返过头来重新来看整个拉丁美洲这个社会，他发现突然找到了自己要写的东西，所以你离开家乡越远，有的时候是离开家乡越近，这个是一个矛盾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所以我觉得一个人需要不同的文化背景，进行刺激进行参照，我就死守中国的文化的东西，我一定在里面搞出名堂来，中国现在有很多搞古典文学的人，好多人不太注重参照西方的过程，就觉得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古汉语，当然是中国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重要，永远是重要的，因为对古文献的整理，这个需要硬工夫，童子功，中国任何时候都需要这个东西，但是作为文化研究来说，你必须有一个视野，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东西非常重要。
主持人：格非先生一开始说了，他不喜欢“全球化”这三个字，我个人也不喜欢，我觉得比如说文化就没法“全球化”，它必须是独特的东西，经济可以全球化，而且对我们的文化生活产生影响。最后我们向格非先生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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