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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主教之职，许多仰慕他的人都觉得他早就该升到主教位置了。
尽管法勒牧师在布道和著述方面名声卓著，但对一般的牧师工作并不熟悉，尤
其是在教区帐目管理方面，更是一塌糊涂，只好求助于妻子和副牧师们。亨利是个
实干家，对教区的事务了如指掌，干起事来又总是一板一眼，实实在在，于是成为
法勒院长的得力助手，深受法勒夫妇的青睐，并在后来以爱女相许。
法勒院长的寓所是勃朗宁、霍尔曼·亨特、汤姆·休斯、路易斯·卡罗尔等文
学界、艺术界、宗教界和科学界的名人雅士经常光顾的地方，也是亨利这样的年轻
副牧师渴望的去处。法勒太太羞怯、温柔、善体人意。法勒的5个女儿天真无邪，活
泼可爱。法勒本人热情好客。这使得法勒家中总是充满亲切友好的和谐气氛。亨利
每天布道、演讲、写作，劳累一天之后，自然渴望在轻松的环境中消除疲劳。因此，
亨利也就成了法勒家的常客。
随着交往的增多，亨利·蒙哥马利渐渐对法勒的三女儿莫德心生爱慕之情。亨
利成为圣玛格丽特修道院的副牧师时，莫德只有12岁。他们开始恋爱时，莫德才14
岁，而亨利已31岁。亨利个子高挑，头发卷曲，眼睛深蓝，富有幽默感，其父罗伯
特·蒙哥马利又是曾驻印度的高级官员。在情窦初开的莫德看来，这正是她要寻觅
的白马王子。
由于对亨利颇有好感，法勒夫妇不仅不反对亨利的追求，反而立刻允许他们订
婚。但是，他们不许莫德戴订婚戒指，要求她保守秘密，即使对自己的姐妹也不例
外。威斯敏斯特的院长斯坦利（亨利曾作他的秘书）也同意亨利与莫德的婚事，而
且坚持两年后要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亲自为他们主持婚礼。
1879年，也就是亨利订婚的当年，他被派往伦敦郊区甘宁屯圣马克教堂任教区
牧师，这是伦敦南面最重要的职位之一。当斯坦利听到这个消息时，他黯然泪下，
肯求亨利不要离去，并许诺以后在宫廷替亨利安排一个光明的前途。但是，亨利还
是去了圣马克教堂。一到任，亨利便按自己的“科学”方法开展工作。他把整个教
区划分为3个分区，由3个副牧师分别负责。每周举行一次早餐协调会议，讨论全周
的访问、礼拜、授课等各项工作。此外，他还同居民和学生直接通信，以沟通思想，
交流看法。周日礼拜后，他举行“礼拜后的聚会”，对那些犹豫不决持观望态度的
人们做细致的工作，使他们决心归主。在他的努力下，教区会众大增，周日礼拜通
常超过1000人。
1881年7月28日，莫德满16岁，她和亨利的婚礼终于在威斯敏斯特第七教堂举行。
结婚仪式由德高望重的大主教泰德主持，因为斯坦利院长在他们举行婚礼前一周不
幸去世。
莫德天真活泼，长着一头瀑布般的黑发，高高的额头，挺秀的下颔，一双脉脉
含情的大眼睛，是个迷人的美人儿。在订婚期间，她每周只能与亨利见两次面。她
一从学校毕业，就迫不及待地同亨利结成伉俪。在蜜月期间，他们周游剑桥、约克
郡、爱登堡、格拉斯哥和爱尔兰等地，尽情地享受新婚的幸福与欢乐。
在肯宁顿，亨利成天忙于教务，他16岁的妻子也与他一样，孜孜不倦、全心全
意参与教区的事务。尽管很忙，但他们还是不让工作妨碍他们的天伦之乐。孩子们
一日三餐都和父母同吃，亨利在书房工作时允许孩子们绕膝戏耍。每周六晚上，亨
利夫妇都带孩子到康沃尔花园第七号，与罗伯特爵士夫妇共进晚餐。每周日晚上则
在院长府邸与法勒共进晚餐。夏天，亨利夫妇带着孩子到爱尔兰“新公园”去度假，
亨利在令人陶醉的群山间放松神经，恢复体力，孩子们却在那里学会喜爱爱尔兰老
家。
从表面上看，亨利与莫德的婚姻是一帆风顺、美满幸福的。实际上，对莫德来
说，他们的婚姻是没有多少欢乐可言的。当莫德结婚时，她正处在孩童嬉戏和在花
园里捉迷藏的年龄，而婚后她则不得不过早地告别欢乐的青春，接受种种为人之妻
的限制。刚到爱尔兰“新公园”时，她便觉得公婆家的生活刻板拘谨，索然无味。
每天全家两次团聚祷告，每晚婆婆庄重严肃地送新娘上床，然后丈夫才能跟着进去。
一举一动，都有清规戒律，弄得她无所适从。在肯宁顿时，亨利每天早出晚归，她
一人在家无所事事、冷冷清清、孤单寂寞，常常坐在客厅独自垂泪。
1882年莫德生下了第一个孩子西比尔后，便不再感到清闲和寂寞。随后，她于
1883年生下了哈罗德，1886年生下了唐纳德，1887年生下了伯纳德，1889年生下了
尤娜，到24岁时，她已成为5个孩子的母亲。此外，她还要照顾远房表亲的3个孩子，
因为他们的父母都在印度。莫德一面参与教区的工作，一面照顾8个孩子，确实使她
忙得不可开交。为了使自己有时间去负起教区或教会的职责，她只好在家订下明确
的家规，要求孩子们严格遵守，一有违反，立即惩罚。结果使孩子们对母亲畏之如
虎。亨利对年轻妻子的日益专横，似乎也抱着基督的宽恕精神，逆来顺受，听之任
之。
1889年春，坎特伯雷大主教通过法勒院长邀请亨利担任塔斯马尼亚的主教。亨
利·蒙哥马利当时41岁，已继承了爱尔兰的蒙哥马利产业，但他根本不是个有钱人。
尽管当时他根本不知道塔斯马尼亚在什么地方，但还是立刻表示接受主教的职位，
因为主教的职位可以使他有较丰厚的收入。1889年5月1日，威斯敏斯特修道院正式
举行授职仪式，任命亨利·蒙哥马利为主教。亨利全家——新主教、妻子和5个孩子，
经过7周的海上颠簸之后，终于在10月23日到达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当时，伯纳
德·劳·蒙哥马利还不到两岁。
到塔斯马尼亚后，莫德在那里建了一间教室，把孩子们的教育完全交给从英国
请来的家庭教师。她要孩子们负责教室的清洁和保暖，所以孩子们不得不在课余去
砍木柴。后来，莫德又进一步订下一条家规：不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家里
所有的人每天下午必须走出户外两小时，以使她不受任何声音的骚扰，安静地休息。
主教可以留在屋内，但也只能呆在书房里。久而久之，莫德养成了一种习惯，无论
对人对事，她都渴望加以组织和控制，她像男人一样威风凛凛，发号施令，稍有不
合意之处，就鞭棍相加。
到塔斯马尼亚不久，西比尔不幸夭折。5年之后，莫德在塔斯马尼亚生下第6个
孩子，后来又生下第7和第8个孩子。1901年底从塔斯马尼亚回到伦敦后，她又生下
最后一个孩子布赖恩。在莫德所生的9个孩子中，有7个孩子长大成人，6个移民异邦。
莫德除对孩子严加管教外，她还独揽家中财政大权，每周只给主教10先令，这
还包括主教每天到图书室的午餐费用。如果主教在周末前客气地向她多要一两个先
令，便会被她严加盘问。那么，亨利主教怎么会让年轻的妻子掌管一切呢？非常可
能的是，他无法干预，因为他每年约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离开管辖区中心，身穿灯
草粗布衣裳，脚登平钉靴，头戴宽边拓荒帽，蓄一把又大又灰的胡须，在塔斯马尼
亚山区和荒僻的地方长途跋涉，去访问每个遥远的山区。另一种可能是，主教专心
致志于宗教，已逐渐变成一个埋头于事业的超凡入圣的人，对于家庭琐事不屑一顾。
莫德那些奇特的管理方法虽然使母子间缺乏亲切感，使家庭生活毫无乐趣，但
也确实起到了某些好的作用。她的孩子都学会了说实话而不顾后果，每个人都循规
蹈矩，没有任何一个做出使她蒙羞的事情。家中没有飞短流长，闲言碎语，从没有
人上过法庭或进过监狱，也从没有人诉诸法院要求离婚。
在塔斯马尼亚，亨利·蒙哥马利主教对自己的工作专心致志，对教友坦诚忠实，
深受人们的好评，所到之处颇受人敬重，不管男女都对他非常信任。1901年他根据
自己在澳洲土著、矿工、拓荒者和移民等人群中传道的经验，撰写了一份有关负责
海外布道社团的部长所需素质和资格的报告，送往伦敦。当时，这个部长的职位虚
悬未久。出乎意料的是，两位大主教和伦敦、曼彻斯特、纽卡斯尔等地的名主教联
名致电亨利·蒙哥马利主教，问他是否愿意担任这个部长职务。起初，他想拒绝，
因为他觉得这个职务有损于主教的尊严，而且案牍工作过于刻板，与他自己喜欢经
常邀游荒野、在四方传道的个性相违。但是，他已54岁，再长此下去，可能体力难
以胜任。经过一番函电往返，他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个职位。1901年11月，蒙哥马利
一家离开墨尔本，途经苏伊士运河，于1902年春抵达普利茅斯。新的部长职位并不
是什么进身之阶，亨利·蒙哥马利在这个职位上也没有显露出什么锋芒。1921年，
亨利从海外布道社团部长的职位上退休，时年74岁，后来他瘫痪在床，由莫德亲自
照料。1932年，亨利·蒙哥马利与世长辞，终年85岁。
对于母亲的家规和专制，哈罗德、唐纳德和尤娜都颇为顺从，没有给母亲添什
么麻烦。可伯纳德却是反叛者，专门和母亲对着干。与母亲的争执，每次总是母亲
获胜。每当伯纳德做错了事，要挨母亲的鞭子时，他便躺在花园的草丛中呻吟：
“我是怎么搞的？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当他母亲看不见他时，便对其他孩子说：
“去看看伯纳德在做什么，叫他不要做了。”
母亲的责骂和鞭打并没有吓住身材瘦小的伯纳德，反而使他变着法子同母亲作
对。例如，当母亲在聚会中叫孩子们保持肃静，以宣布下一步的指示时，伯纳德头
戴红色野战帽，竟然高声吆喝：“猪市的猪儿们别讲话，让老母猪先讲……”自然，
伯纳德被拖出去挨了一顿棍子。伯纳德的整个童年生活都是在自由和鞭子的夹缝中
挣扎着度过的，吃尽了苦头。他欺负其他孩子，而自己也挨打；他学了一点澳洲口
音，便被罚站在家人面前改正，直到莫德满意为止；他把别人送给他的一辆自行车
卖掉，而用卖车的钱去购买邮票集邮，结果他的零用钱被母亲停发，直到他把钱全
部还清、买回车子为止；他在屋内挥刀追逐一个女孩，被母亲一顿痛打……伯纳德
对自己做的错事从不撒谎，甘愿受罚。惩罚之后，他仍然我行我素，不思改悔。他
的哥哥唐纳德说：“伯纳德是家中的败类，天性顽劣，只顾自己，目中无人。”9岁
时，伯纳德拍了一张照片，他站在那里，歪戴着帽子，双手举起，握着拳头，作殴
斗状。伯纳德儿时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在塔斯马尼亚，伯纳德的学习成绩使亨利主教夫妇非常难过。在英文作文方面，
他几乎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在神学方面，他的论文“十分差劲”；在数学方面，尽
管稍有进步，但绝对赶不上其他同学；在拉丁文、法文、科学和艺术方面，成绩都
在“尚可”以下。尤其使他的父母难堪的是，他曾在神学课中因散布歪诗而挨过校
长的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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