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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自己的身体状况，表现出一种极大的毅力。但这毕竟
是可怕的。
病情终于出现好转，医生没那么担心了，但还是谢绝一切来访。毋庸置疑，肯定是“日渐好转”；后来，她“非常艰难地起床站立，但始终没离开卧房。”
她丈夫立刻想到他最喜欢的良药：“她需要的是大海和温和的气候。”奥诺里娜恢复缓慢，身体一直很弱，“种种迹象表明，除出血外还有别的疾病，恐怕是血液成分发生变化。”他的乐观情绪重占上风，信中接着说，“医生们对她作了令人赞叹的治疗，我们希望，换换空气将能结束医生们的照料。”
南特的气候要比亚眠温和一些，这或许有助于她慢慢康复。为了让她作出到南特去的决定，儒勒·凡尔纳征求了赫泽尔的意见。
虽然奥诺里哪身体还不那么强壮，但让她一个人到南特去是适宜的。至于她丈夫，他将搭乘圣米歇尔皿号到特雷波尔与她相会。这次航行“因天气恶劣而令人很不愉快，但我们终于挺过来了，这使我得到很好的歇息。”他信中这样说。
搭乘火车使奥诺里娜旅途更觉方便一些；她完全经受住了这次旅行。1877年12月1日，这对夫妇到了南特，住在絮弗朗街1号。儒勒·凡尔纳说：“我妻子好转多了。”她似乎战胜了所有病痛，“因此，她很可能陪我们从海上到布雷斯特”，他接着又说，“她还会得病，但这算什么！我们24小时便到达了！”她没参加圣米歇尔III 号的试航，但这无疑更好一些。
凡尔纳传第三十一章 忧虑
第三十一章 忧虑
米歇尔·凡尔纳，一个给作家带来种种麻烦的儿子；如何对待这个异想天开、放荡不羁、只凭自己的高兴办事的儿子呢？
购买游船给这位小说家带来的欢乐，只能掩盖他那日渐增多的忧虑。给他造成最严重忧虑的当然是他的儿子。他儿子是1861年8月3日出生的，这时已满16岁，正处于使青年人面临各种危险的转变时期。
幼年时，米歇尔便是个难以管教的顽童，他的哭喊常常骚扰作家的工作。将教养儿子的事交给他妈妈来管，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她意志薄弱，显然是个平庸的教育者；至于父亲，他终日躲在工作室里，尽可能摆脱这些家庭的烦恼。
一天，小家伙大吵大闹，儒勒·凡尔纳怒气冲冲地从他的隐蔽所里钻出来，质问干嘛吵吵嚷嚷。奥诺里娜坦然地回答说，“他要一只钟。”这位一心扑在写作上的孤独者大声地说，“他要一只钟，给他得了，别让他吵！”
这孩子从来没遇到过什么阻力；他的任何怪念头，都会得到容忍，甚至鼓励。父亲对此从来不闻不问，而母亲常常觉得挺开心。
有一次，在散步的时候，他们给小家伙买了一把小木剑，这是当时流行的一种玩具。小家伙刚遇着第一个地窖的气窗，便连忙把小剑塞了进去；他们不得不请求这户人家让他们到地窖里把小木剑找回来。母亲嘱咐小淘气别再干这种事，但口气大概没带什么威胁性，碰上下一个气窗时，这个小顽童照样把木剑塞进去了，他们又不得不去把它找回来。奥诺里娜非但没摸他一顿屁股，反而哈哈大笑，她觉得这种固执着实滑稽。这个年仅5岁的孩子竟跪下来注视着她，对她说，“啊！你实在漂亮！”面对这种情景，怎能不教做母亲的心慈手软呢？
父亲也不得不承认，他儿子有时挺可爱，有时挺恼人。他觉察出这是孩童最调皮的行为吗？总之，他决定将这难似管教的孩子交给职业教师。但当米歇尔进入阿贝维尔学校当寄宿生时，无疑已经为时太晚了。
因孩子身体素质太差，问题变得更复杂了。他写给赫泽尔的信常常谈到：
米歇尔还在害病，又发起烧来了。为此我曾到过阿
贝维尔学校。这孩子的身体状况有时使我们日子很不好
过。我承认，他没受到很好的教养，但对待一个天天发烧
的孩子，究竟应采取严惩的手段还是应遵循一项不变的
规则？
体质很差，这说明许多问题。不少父母就曾遇到过类似的麻烦。如今，人们一定会想，那就将这样的孩子送到山区防瘠疗养院得了；可在那时，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防痔疗养院；过了好几年，米歇尔才终于摆脱这种“转变”不顺利所造成的后果。“善良的父亲”所采取的严厉的教育方法，必然要遭受失败，而且决不能使不听话的孩子一下子转变过来。看来，造成这种状况的唯一原因是神经质，那就只好求助于精神病医生了。他们去找过著名的布朗歇大夫。1873年至1874年，病人在疗养院住了一些日子，身体状况似乎有所好转。
但这种“好转”并没持续多久。为了克服性格障碍，父母甚至采取了最严格的方式。他们去找过梅特拉伊少年教养所的所长布朗夏尔先生。在这家教养所住了8个月，反而使症状有所恶化，病情变得使人越发不安，而且会有导致变疯或自杀的危险。强制手段只能加重这位少年的精神障碍和反抗。布朗夏尔先生明智地建议要发挥家庭因素的作用。他们作了这种试验，但希望委实不大。
从1874年至1878年，儒勒·凡尔纳住在南特絮弗朗街1号的一套住宅里，他儿子上中学念书。他在信中这样说过：“对米歇尔，没啥严重的事可值得指责的，不过，他挥霍无度，不晓得金钱的价值，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但从其它方面来说，他的确有了一些好转。在这里的家人都觉察出来了。”然而，他的交往很令人气愤。他欠了不少债。他无法很好利用他自己要求的或自己容许自己的自由，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使家里人作出反应，但他却蛮不讲理地进行反抗。
像他这类型的人实在司空见惯。赫泽尔企图用说理来劝导这个小伙子，可他决不会接受不符合他心意的道理，而且巧言善辩地维护唯一能满足他个人乐趣的法则。这属于青春期古怪性格的发作。这种发作包含性格上的各种冲动反应；属于无论如何要使大人陷于尴尬境地的神经质。这种持续性的偶发症状很难彻底根治，这可从儿子在父亲面前要作出肯定自己的尝试得到解释。父亲越是神奇古怪，这种症状就越发加剧。我们今天可以接受这种见解，但对于1875年的为人父母者，以这种方式解释持续性的偶发症状无疑是难以接受的。这位倒霉的父亲给赫泽尔写信说：
您那封令人赞叹的信使我深受感动，但米歇尔肯定
不会理解。他的虚荣心简直难以对付。他对应该尊重的
绝不尊重，对任何批评充耳不闻。可是，我将银家人配
合，采取最为有效的方式。倘若他不愿意服从，就将被关
押几年。他不晓得自己正朝这个方向迈去，但必要时，他
是会知道的。家里的人，包括叔伯表亲都在以这种方式
对他施加影响。他或许终于明白，必须打掉自己那种自
命不凡的傲气。我并不抱什么希望，这个14岁的孩子简
直像25岁的青年，过早地形成心理反常。我将履行我的
责任，直至最后时刻。
父母一直无能为力，十分恐慌。司法和行政当局只能向惘然不知所措的儒勒·凡尔纳建议采取最后的解决办法：在实施拘押以前，先进行“父亲惩罚”形式的监禁。这道命令签署后，米歇尔便被带到城里的监狱。正当儒勒·凡尔纳得以考虑此事的时候，他跟一艘即将开往印度的三桅帆船的船长进行了协商。米歇尔听到被遣送的消息，感到格外高兴。他满怀热情地接受这种惩罚。他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让别人将他父亲的作品给他送来！
可以肯定，他父亲比他还要痛苦。儒勒·凡尔纳没有勇气将他带到波尔多并为他送行。他将此事委托保尔·凡尔纳去办。2月4日米歇尔上了船。“他将变成什么样子？”儒勒·凡尔纳独自思量，“我不晓得，但这里的医生一致认为，这孩子处于病情发作状态，他对自己的行为不负任何责任。大海会不会使他的智力健全起来？”惩罚不算十分严厉；米歇尔被聘为见习舶工，跟船长同桌吃饭；这次旅行变成了一次巡航。4月26日，航船到达莫里斯岛。这位名作家的儿子在船上的消息很快便传开了。当天晚上，一个种植园主为他举行了一个有200人参加的宴会。但这位种植园主实在是给他帮了倒忙（指助长了他的傲气——译注）。这件事是德·罗维尔先生讲述的，后来又被德·拉·菲伊太太引用过。我所能说的就是，我父亲对这次奇妙的中途停靠一直保留着一种美好的记忆。
三桅帆船终于到达印度；这位年轻人冒着烈日，竟身穿礼服、头戴礼帽上岸，当地人不禁愕然咋舌！事隔40年，他谈起这件事时依然哈哈大笑。用一种年轻人所喜欢采用的方式，他佯装在这次旅行中没得到任何乐趣，并情不自禁地开罪他父亲，好让别人替他打抱不平。1878年11月28日，他从加尔各答给儒勒·凡尔纳寄了一信。这封信为他提供了一个报复的机会。
我们应感谢夏尔—诺埃尔·马丁的坚韧不拔的研究工作。正是他怀着极大的兴趣，查阅了国立图书馆所保存但未加整理的有关赫泽尔的大量资料；他将这些资料中涉及儒勒·凡尔纳的部分摘录下来，发现并发表了这封信。在我看来，这封信可以清楚地告诉我们凡尔纳父子之间当时的关系。
今天只写3行，我原先已动笔给你写过一信，但跟别
的信一样，因旅行路线发生不幸的变更，我不得不将那封
信毁掉，代之以这短短的三言两语。
正如我在前几封信所告诉你的那样，有人告诉我这
艘满载货物的船要开往勒阿弗尔和波尔多。可是，昨天
吃晚饭的时候，船长向我们宣布说，计划全打破了，不必
再去考虑它。我既感到痛苦的失望，又觉着强烈的希望，
因为事情已正式告诉我了。看着自已被迫地、既无法作
出任何努力、也无法作出任何事情地被带走，远离了家
人，远离了故乡，远离了他所爱的一切，这教人多么悲伤。
这毕竟是我的过错，我没啥好说的。可是，这难道不是思
想和情感，亦即理智和心灵所产生的一种难以言喻的专
横在作祟么？这是一个会思维的动物所能想象出来的最
可恶的东西。我不得不忍受这种专横，不敢有半句怨言，
因为我这是罪有应得（米歇尔·凡尔纳原先在此处写的是
“罪不当罚”，后来涂去了）。可是，要是我能冲破这种专
横，我完全可以通过使用我在物质上的自由，去证实我是
值得享有精神上的自由的。
说实话，我在这里能对我的思想作些什么呢，我能否
问一问你！使思想受到教育？得到锻炼？没这回事！
“通过观察伟大的事物”以提高思想境界？我始终认为，
这种言辞无非是作家们混杂到他们所写的美好事物中去
的一句空话。就我看来，这无异于江湖骗子使用的大鼓。
声音挺响，意义不大。我从来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