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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谷正鼎游说失败的同时，国民党中央社社长萧同兹奉蒋介石之命去香港，带着陈布雷的信，劝周佛海脱离汪精卫，返回重庆，周也以安全无保障为借口，拒绝会面。也就是在此时，高崇武正在日本东京，代表汪精卫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及其他军政要人谈判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新中央政府”的具体办法。
谷正鼎回渝复命，蒋介石知道已经笼络不住了，于是决定来硬的一手。蒋介石为了应付舆论，立即找戴笠密谋，做了暗杀汪精卫的布置。
戴笠奉命于1939年1月飞抵香港，在香港铜锣湾晚景楼一号公寓内调兵遣将，派遣刚刚从天津调回重庆的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和戴笠的随身警卫员王鲁翘，到香港办好出国手续去河内，以国民党政府驻河内总领事馆为刺杀汪精卫的行动指挥所。陈恭澍和王鲁翘一行，来到河内总领事馆，和总领事许念曾共同密谋刺杀汪精卫的行动计划。
与此同时，戴笠又电令军统局本部续派行动员陈邦国等八人，以及擅长纵跳、拳术的武功教师唐英杰，从重庆到香港，办理好出国手续，分批前往河内。戴笠指定这次行动以陈恭澍任总指挥，许念曾负责情报，唐英杰为行动组长，王鲁翘认识汪精卫，负责指示目标。陈恭澍动身去河内的前夕，戴笠在铜锣湾公寓对他当面交代说：“这次制裁汪精卫的行动，委座极为重视。一切行动计划，必须事先报经委座亲自批准，才能执行，绝对不准擅自行动。”稍后，戴笠使用何永年化名，领了出国护照，亲自飞河内检查暗杀的各项准备工作。
另据沈醉撰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是这样记载的：戴笠把原任军统局临津特训班副主任余乐醒叫到重庆，和他研究了行刺办法，并由戴笠在特务总队内挑选了武术和枪法最好的唐英杰、陈邦国、陈步云等六人，由余率领前往。
余为留法勤工俭学会学生，能操流利的法语，对河内情况甚是熟悉，之后即在汪所居住的寓所附近找到了房子。
高朗街二十七号，除住有汪氏夫妇和曾仲鸣外，还有朱执信的女儿、秘书陈国琦等数人。这栋洋房，是两开间的二层楼，楼上一大一小相连的两间对街屋，大的一间是汪氏夫妇的卧室兼汪氏的会客室。军统特务朝夕在隔街向汪寓所遥窥，也推断较大的一室是汪的卧室。经陈恭澍短时间的积极活动，在许念曾的密切配合下，很快弄清了汪精卫住处的布置情况，并搞到了汪精卫寝室的房门钥匙。当获悉汪精卫每天早餐吃的面包是由河内一家面包店准时送去的，他们一伙就决定把送面包的人拦截下来，换上一只含毒面包，由行动员化装成送面包的人送去。不料汪精卫这天偏不吃面包，而予退回。
陈恭澍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一天，获悉汪精卫找水电修理工去修他浴室的水龙头，陈恭澍便指示行动组把修理工暂时扣押起来，另派一个行动员冒充修理工，随身带了一罐毒气，在水龙头修好后，把打开盖气的毒气罐放在浴缸底下，同时把浴室门窗关闭，让毒气弥漫全室，只等汪精卫晚上一进浴室，中毒丧命。不料，汪精卫三天没进浴室，陈恭澍叠的八卦又失灵了。过了两天，汪精卫要到离河内80里的丹道镇三岛山麓旅游。
许念曾得到这一情报，如获至宝，忙找陈恭澍商量，做出了一个在达莫桥上狙击的行动计划，报告戴笠。戴笠呈报蒋介石批准后，指示由陈恭澍、唐英杰率行动员分乘两辆小汽车，在汪精卫此行的必经之路上，等待汪车的到来，看准汪精卫在车上时，便尾随追击。不料，汪车过去后，接着便是一辆满载安南警察的警备车，车上装有机枪，戒备森严，陈、唐二人无法下手，决定跟踪至目的地，再伺机行事。
曾仲鸣成了汪精卫的替死鬼。
汪精卫早已知道戴笠派特务跟踪，他此行的目的，在于试探对手的虚实，显示自己已有充分的准备。所以他驱车向前飞驰，未到目的地又突然折回。陈恭澍只好调头，匆匆决定跟上去立即下手，也不再考虑在河内市区能否安全脱身的问题了。陈恭澍的车子调头后，汪精卫的警备车紧跟着也驶过来了。军统局的两辆追击车只好等警备车过去后再加足马力追赶，追到市区十字街头，汪车穿过马路后，正好一辆电车横驶过来，两辆追击车被阻，这次行动又泡汤了。
此时，对汪精卫来说已是风声鹤唳了，坏消息不断传来，1939年1月16日，在香港的梅思平在路上被数人袭击打伤头部。1月17日，亲汪精卫的香港《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在回家途中被两个大汉用斧头砍伤头部。汪精卫开始向法国殖民当局申请保护。但是，已为时过晚。再据陈国琦口述：“在河内时曾仲鸣荒淫糜烂生活始终未改，每天晚上十时一过，等汪氏夫妇就寝后就出门寻花问柳，直到深夜二三时才回来，这时不敢开铁门，怕铁门声响惊醒了汪氏夫妇，只好爬上围墙，然后循着预先靠在墙边的竹梯逐级而下到院子，再跑回卧室。这些情况都为住在对过窥探了一个多月的军统特务看得一清二楚。”后如沈醉所记述的：戴笠一再电促余乐醒早日动手，最后决定越墙而入。3月21日凌晨，四名暗杀者越墙攀上三楼走廊，不料当天晚上因曾仲鸣的老婆赶到河内，汪精卫临时把自己住的一间大点的房间让与曾夫妇住，而他和老婆搬到另外一间房内去了。军统特务从花园后面逾墙而入，撬开楼下的门，蹑足登楼，直奔曾仲鸣卧室之外。
卧室门上是玻璃的，至卧榻的位置，军统特务已了如指掌，所以把卧室的玻璃门击破之后，将手提机关枪伸入门内开火扫射。
当时，曾仲鸣已听到有人登楼的声音，刚好起床察看，结果首当其冲，子弹直接命中他的胸部，尤其腹部被打得弹密如蜂房，当场倒地。曾的妻子方君璧也身中数弹，幸而躺在床下，虽受伤而所中皆非要害，得免于死。朱执信的女儿，闻到枪声，急起躲在门后，那里恰好是个死角，才得以平安无事。军统特务听到室内倒地声、呼号声，以后除了呻吟声以外，一切归于沉寂。特务们以为任务完成，汪氏夫妇定死无疑，遂携枪准备下楼离去。而睡在楼下的陈国琦，已闻声上楼去救应，军统特务在黑暗中见有人影，再度开枪射击，陈国琦被击中腿部受伤倒地。而汪氏夫妇，因为睡在隔室，虽惊恐万状，但未损毫发。“汪兆铭漏网”，曾仲鸣被紧急送往法国陆军医院抢救无效，当了替死鬼。汪精卫要去医院看望曾仲鸣，别人都说现在出门太危险，法国警察也劝汪精卫不要冒险去医院。但汪精卫仰天流泪说：“我是从小看着仲鸣长大的，又为我工作多年，我一定要去看他！”结果汪精卫乘坐曾仲鸣法国朋友的私人汽车到达医院。当汪精卫到达急救室时，曾仲鸣已昏迷多次，他醒来时对汪精卫说：“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无憾，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不放心的事。”曾仲鸣临死前又挣扎起来，把以他的名义替汪精卫在国外银行存款的支票上一一签了字。
高朗街的枪声，二十七号楼的血污，给汪精卫精神上以重大打击。他亲笔写了悼念曾仲鸣的《曾仲鸣先生行状》，认定此事是重庆特工人员所为，绝不是私人的仇杀。尤其使汪感到悲伤和刺激的是曾仲鸣的死。曾是他亲信的部下，是同盟会老会员曾醒的弟弟，而方君璧又是方声洞的胞妹。基于这两种渊源，汪对曾一向视为己子。“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回国，出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行政院院长时，曾仲鸣是中政会的副秘书长、外交部次长以及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事无巨细，汪一以委之。也正是高朗街的枪声———蒋介石采取的这一断然措施，导致了蒋、汪关系的最后决裂。
3月27日，汪精卫发表了《举一个例》，公布了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会议的记录。声明对日谋和是最高当局一致的主张，并非他个人的意见，揭露了蒋介石的和平企图。蒋介石也进行回击，4月5日，重庆《大公报》刊登汪精卫、平沼协定。后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陈璧君等首要分子。
汪精卫预计，只要他到河内发表《艳电》声明，云南的龙云、四川的王钻绪、西康的邓锡侯、军政部长何应钦及政学系头子张群都会追随他，相继行动，使抗日战线彻底破裂，迫使蒋介石下野。但事与愿违，汪公开叛国投敌，暴露其汉奸卖国贼的真面目，激起了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内主战人士的一致声讨，致使反蒋势力不敢轻举妄动。因此，汪精卫在西南地区建立反蒋政权的阴谋以失败而告终。这使汪的处境十分孤立。汪哀叹道：“在河内的孤独的正月，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曾仲鸣遭暗杀，又使汪精卫异常惊恐，深感处境危险，使他不得不另谋途径，河内非久留之地。离开河内后往哪儿去呢？当然是尚未被日本军队占领的云南、四川最好，因为原本打算在西南建立独立的政府，由于西南诸省将领纷纷通电讨汪，所以去西南的路被堵死了。经过和陈璧君等人反复商量，陈璧君说：“香港虽然好，并且日本政府应我们的要求，调派我们比较熟悉的田尻爱义出任总领事，但英国警察监视很严，现在连陈公博、林柏生等人的活动都很困难。”
至于广东，过去是革命的根据地，和孙中山先生关系很深，而且是汪精卫、陈璧君的桑梓之地，他们当然愿意回去。但广东也已被日本军队占领，倘若去广东，就会使中国人民看清“他们是在日军的刺刀保护之下开展”和平运动“的。与之相比，上海虽然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暗杀横行之地，但仍然有日本军队保护，表面上看来，又不完全是日本人占领，英、美、法等国的公共租界还很大，市政也归外国人掌管，裁判权亦操在外国人手中，因此，比起广东来，中国人有相当自由行动的余地。正是出自这种考虑，汪精卫夫妇派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前往上海进行准备。
4月9日，汪精卫发表《重要声明》，否认重庆《大公报》所揭露的已与平沼缔结了五项条款之报道。称：关于中日和平，但求条件非亡国之条件，使中国得以苏息，得以复兴。余将坚持到底，虽牺牲生命亦所不惜。故今后绝不因被人加害，而放弃其主张，亦绝不因造谣中伤而动摇其见地。正当汪精卫、陈璧君在做离开河内的准备时，奉日本五相会议之命救汪等脱离险境的影佐、犬养等人所乘的“北光丸”于4月16日抵达河内，18日即与汪精卫秘密会见。汪精卫提出打算建立能安定民心进行和平交涉的中央政权。影佐回忆说：汪先生对日华事变的发生和发展表示遗憾，而且说：
“他的信念是日华有合作的必要。关于这一点，或通过书面、或和蒋介石氏促膝交谈，但是，蒋介石氏一则他自己对日本的真意有所怀疑，一则制造周围各种各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