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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态的发展出乎汪精卫、陈璧君之意料，由于共产党人的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蒋介石重返南京。12月29日，汪精卫在波茨坦号邮轮上接褚民谊自南京来电，报转告蒋介石切望早日到南京及国民党中央关于处置张学良办法。
12月30日，他又接褚民谊自南京来电，报告见蒋介石情形：“今晨访蒋于军校，见彼卧长椅，精神尚佳。见弟即问，已代电兄姊否？答已照电。问兄何日可抵达上海？答以文（13）抵香港，寒（14）抵上海；问弟愿赴香港迎季兄否？答留上海待之。弟问报载先生派罗卓英赴港迎季兄有否？曰有之。中央亦将派人前往。末嘱电兄姊，告以今晨弟之见彼。”
这一消息对汪精卫夫妇来说是当头一棒，到达新加坡迎候汪精卫的陈璧君像泄了气的皮球，汪精卫在船上则进退失据。
1月11日，汪精卫途经马尼拉，赴菲律宾总统奎松宴，宴毕对记者谈话称：余不致被选为新宪法所规定之总统，中国较余有能力之领袖正多矣。关于西安事变，表示乐观，似不难解决也。又称中国现诚心与日本合作。但仅候日方表示同样态度。关于中日合作依何种基础始可成功，谓：（一）采用寻常途径，而废弃军人干涉，藉以恢复中日之外交关系；（二）必须尊重中国之主权；（三）以满洲交还中国。
1937年1月从欧洲赶回上海的汪精卫得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大失所望。
1937年1月12日，汪精卫抵达香港。旋由陈公博陪同返回上海，同船的还有国民党中央所派的迎汪代表周佛海、邵力子等。船行途中，汪精卫在闲谈中说：“蒋先生这次吃了这个大亏，以后大概要改变些罢？”陈公博则认为：“我敢担保他不会改变。因为蒋先生平日的举动，不是他的政策，而是他的脾气。政策是由理智发生的，碰了壁当然要改。但脾气是先天带来的，俗语说得好，江山易改，品性难移，你想蒋先生已是过了50岁的人，他能改变他的脾气么？”1月14日，汪精卫偕陈璧君回到上海，受到叶楚伧、李石曾、孔祥熙、张群、陈绍宽等的欢迎。汪精卫当即致电在宁波的蒋介石，告已抵沪，稍缓数日再往奉化把晤。同时发表书面谈话：“当危难之时，无内无外，自中央及地方以至各界，皆有一致之认识及一定之主张，则全党同志，全国同胞之中有何隔阂不可消融，有何猜疑不可冰释。中国今日当务之急惟在救亡，而救亡则有赖于民力之增进，培养之法，固在精神淬砺，而物质之供给亦同等重要。”
此时，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国内和平已初步实现，蒋介石将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使汪大为失望。他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1月18日，汪返南京，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发表讲话，重弹反共老调，说什么：“现在有人提议要和共产党合作，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无比愤怒！比上次在大门口打我三枪时，还要刺激得多。不反共是违反已定国策的，不反共是违反世界潮流的。”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汪精卫致开幕词，称：
“当此国难时期，国民党及全国所必须解决之根本问题，就是要收回已失的领土及保卫未失去的领土，同时安内问题亦非次要，须于最短期内完成剿共。”并主张以“尽量忍耐”外侮，“按部就班、缓而不急来积累各方实力”为“民族生存之长期纲领”。
此后，寄人篱下的汪精卫忙碌于事务性工作中。3月22日，汪精卫出席中央党部纪念周，报告赴绥远印象，并就国共合作问题说明共产党必须诚意接受三中全会决定。5月3日汪出席中央党部纪念周，报告对日态度。谓：对日态度，简括一句话，是“抗日”不是“排日”。我们本无害人之意，而人既加害于我们，我们不能不予以抵抗。我们今日一切工作都有一个中心，这中心便是加强国家的抵抗力。24日，汪精卫主持中央党部纪念周，报告关于召开国民大会的问题。
6月5日汪精卫偕陈璧君、褚民谊、彭学沛等飞往杭州，向浙江省学生集中训练队训话，7日飞返南京。7月7日，汪精卫同褚民谊在庐山同蒋介石商讨国内政情。
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生死攸关的严重时刻。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表通电，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蒋介石迫于形势，接受了联共抗日的主张。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如果战端一开，只有牺牲到底。那就地无分
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汪精卫感到抗战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也高喊几句抗战口号，7月29日晚，汪精卫在南京发表题为《最后关头》的广播讲话，称：”九一八事变以来政府对日本的一忍再忍，一让再让，都是为了使日本进得慢些，中国退得慢些，趁着这慢些赶快做种种准备工作。目前时局已临最后关头，因此，我们要有绝大的决心与勇气来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不使敌人有一些得到手里。我们如不牺牲，那只有做傀儡了。“但他的头脑中充满悲观失望的观点，8月3日，他在南京发表题为《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广播讲话，称：”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他认为”战必大败“，主张对日讲和，最终走上了通敌之路。
8月7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成立，汪精卫任副主席。是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一）在未正式宣战以前，与日交涉，仍不轻弃和平；（二）今后军事外交上各方之态，均听从中央之指挥与处置。当时，朝野上下，惴惴不安，特别是在上层人物中，充满了悲观气氛。一次，汪精卫宴请国民政府要员，大家忧心忡忡地谈论着局势，在座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突然跪在汪精卫的面前，无限悲戚，无比激动地对汪说：“救救中国吧！你怎样去结束这不利的战事，你有你对党的责任，不要为了只求自全自保之私心，再这样袖手旁观下去！”汪精卫不知所措，只好相对而跪，感叹一番。
汪精卫私下说：别看现在全国一致高喊“彻底抗战，牺牲到底”的口号，实际上真的准备为国家牺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几？
大部分人嘴上高喊牺牲，但他们内心里牺牲的概念是让别人去牺牲，而并不是自己牺牲。为什么大部分人不肯讲出不愿牺牲的老实话？是因为他们害怕卖国的罪名，害怕承担亡国的责任。
日本进攻上海后，汪精卫即开始与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经常在一起秘密策划如何收拾残局，与日本媾和。为了制造和谈的舆论，他利用胡适、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在南京西流湾八号周佛海家地下室防空袭的机会聚会，议论“和”“战”问题，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等人，大肆散布“战必失败，和未必大乱”等失败主义论调。据周佛海说，他们当时发表的论点，主要包括三点：第一，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必须是“攘外先安内”，假使不把内部问题搞好，和日本人打，是打不过的，不仅如此，还会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共产党可借抗战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到头来倒霉的还是国民党；第二，国民党现在还没有力量，首先必须充实自己，然后才可以向日本人办交涉，以至于打仗，他认为日本人对中国是有侵略野心的，但是不能用简单的方法来解决。第三，他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是和整个世界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国际上的形势不一定对中国的抗战有利。因此，还是看一看比较好。胡适把他们的聚会取名为“低调俱乐部”。陈璧君虽然不是“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但她是一个民族失败主义的典型代表。每当人们谈到战事，她总是愁容满面，摇头叹息。当前方军事失利，报纸上不说败退，而说是转进时，陈璧君就讥讽说：“你们看，我们又‘转进'了！不知要’转进'到什么地方了？”
蒋介石也明白中国独自不可能打败日本，必须借助第三国的军事力量对抗日本。但英美法对中日战争的反应意外的冷淡，英法忙于对付欧洲的希特勒，已无暇顾及远东事务，而美国的民众正处于严重的孤立主义中，不愿卷入外国的纷争。在中国军队从上海败退后，蒋介石也开始考虑在德国的调停下和日本进行停战谈判。德国大使陶德曼担任了调停的主角，陶德曼对中国人说：“中国到目前为止的抗战已经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人的勇敢精神，现在应该到结束战争的时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有好几次讲和的机会，但我们却过分自信自己的国力，没有走上讲和的轨道，后来德国无条件降服时，不得不悲惨地接受战胜国的所有条件。”陶德曼希望中国人吸取前车之鉴，不要像德国那样搞到无条件降服的地步。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向中国方面透露了日本讲和的条件：（一）内蒙成立自治政府；（二）华北非武装区域扩大，主权归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国警察维持；（三）上海非武装区域扩大，治安由国际警察管理；（四）
中国停止反日排日政策；（五）共同反共；（六）减低日货关税；（七）尊重外国人在华的权利。12月2日，蒋介石与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开会，征求大家对陶德曼转达的日方和谈条件的意见。与会者均认为日本没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权，没要求承认满洲国，也不要求赔款，条件不算苛刻。白崇禧甚至说：“如果条件只是这些，那为什么还非要打仗不可呢？”12月2日下午，蒋介石会见陶德曼，表示中国愿意接受德国的调停，可以以日本提出的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但华北的主权和完整不得侵犯，和谈始终由德国担任中介人。12月6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了国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