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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他在窥测时机，以图东山再起。
101935年刺汪政治风波
1935年11月2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以特大字体的标题报道说：“汪院长昨晨被狙击，中央极度震惊。”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震撼了国民党上上下下。广大民众却在暗中拍手称快，汪遇刺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国民党中央为筹备召开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上午7点，一百多名中央委员去中山陵谒陵。9点，全体委员回到湖南路“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中央常委兼行政院长汪精卫脸色苍白，在会上致开幕词，谓：“今当开会之际，所能报告者，便是精诚团结精神，永远不散。我们对于国难之痛心，增加了我们无限的努力，我们决心以无限的勇气，来担负这责任，来谋国难之解除。”开幕式结束后，中央委员步出礼堂，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分列五排等候摄影。按惯例，汪精卫和蒋介石要和全体中委合影。当中委们齐集中央党部会议厅门口时，蒋介石却迟迟不来。
9点35分摄影完毕，就在此时，一幕惊心动魄的事件发生了。一个身着西装，外罩夹大衣的青年记者突然跨出人群，高呼打倒卖国贼，向站在第一排的汪精卫连开三枪，发发命中。一枪射进左眼外角下左颧骨，一枪从后贯通左臂，一枪从后背射进胸脊柱骨旁部位。汪应声倒下。枪声把国民党要人们惊得乱作一团。腿脚不便，坐在椅子上的张静江，连滚带爬跌倒在地；身体肥胖的孔祥熙慌忙中钻进汽车底下，待随从费了很大劲把他拖出来，新马褂的袖子已撕成两半。
这时，和汪精卫同站在第一排的一文一武起而和刺客搏斗。文者是张继，他见状急奔到行刺者背后，将其拦腰抱住。
武者是张学良，他一个箭步奔上去猛踢一脚，托起行刺者手臂，其手腕一松，手枪落地。汪的卫士这时似乎才明白过来，开枪还击，行刺者胸肺连中两弹倒地。这一切发生在几秒钟之内，站在汪精卫身边的陈璧君见自己的丈夫躺倒在地，犹如五雷轰顶，几乎晕倒。她立即左腿跪地，伸出手臂托着汪的头，她把手伸到汪的鼻子前，感到汪呼吸微弱，以为必死无疑。这时，汪精卫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看到陈璧君强忍剧痛对她说：“我为革命党，结果如此，毫无遗憾。”陈璧君见状，带着哭声说：“四哥，人必有死，吾辈革命者，即或不幸，我仍必继续努力。但君已受重伤，当速送医院救治，能不死，固尚可努力，既非，在吾等革命者中，亦不过如此。”“四哥，你放心吧，你死后由我照料儿女。”似乎在和汪做最后的诀别。蒋介石虽未参加摄影，也闻声赶来，屈一条腿把住汪的右手，以示亲切。汪精卫一面喘着气，一面对蒋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之后，要你单独负责了。”随后，汪精卫被紧急送往中央医院抢救治疗，左臂枪伤经消毒缝合，并取出左颊大部弹片，背部子弹夹于五六肋骨间，伤及脊骨，未敢施行手术。11月20日汪精卫出中央医院，往上海入诺尔医院检查治疗，取出左颊残留弹片，背部子弹仍未能施行手术。汪精卫在遇刺后会见报社记者时说：“窃思本人生平并无私仇。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外间何从得知？倘因此误会，致生暴举，于情不可无原。拟恳请国府，将牵连犯人从宽赦免。”
陈璧君根据蒋介石不出席摄影，坚信他是事先知道的。于是，闯进蒋介石办公室，气呼呼地指着蒋介石说：“蒋先生，你干的好事啊！”“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蒋介石想为自己辩解，陈璧君不容他说话，接着说：“在军警森严的中央党部，除了你的特务队，还有什么人能混进来？”蒋对此事本来就满腹狐疑，面对陈璧君咄咄逼人的责问，顿觉语塞，只好赔着笑脸，一口一个“汪夫人”，保证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陈璧君逼着蒋介石交出凶手的后台，蒋无奈，只好连声答应。由于蒋、汪之间有矛盾，引起社会上种种揣测。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也来电责问。蒋介石被弄得下不了台。他找特务头子陈立夫、徐恩曾、戴笠等严加申斥，骂他们“人家打到中央党部，你还不知道。每月花几十万就干出这类好事吗？”限期让他们一周破案，“倘若逾期，拿你们的脑袋是问”。特务们立即四处搜查抓人。
行刺者孙凤鸣，曾任十九路军排长，福建第十二师混成团机枪连连长，刺汪前身份是南京晨光通讯社记者。孙被击倒，身上仅被搜出毫洋六角和作为自杀用的一枚鸦片烟泡，说明他已立下必死之决心。孙被卫兵击中要害，流血过多，到医院后濒临死亡。医生奉命每小时注射强心剂十余次，以便从孙的口中了解到刺杀行动政治背景。孙凤鸣忍受着肉体撕裂的痛苦，对审问他的人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驱使我刺杀的是我的良心！”并激情满怀地说道，“请你们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六中全会开完就要签字，再不打，要亡国，做亡国奴了！”次日凌晨，这位爱国志士离开了人间，谱写了又一曲民族悲歌。
这一政治巨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始终蒙着一层神秘莫测的色彩。蒋介石被疑指为除汪事件的幕后的策划者，戴笠等特务头目也曾想栽赃到共产党头上。现在，真相已经大白，这个博浪一击的爱国行动，系出于三四个抗日反蒋的爱国青年之手。
博浪行动的策源地，在上海打浦桥法政学院东边新南里232号。这一行动的策划者，是一批住在这里的青年爱国志士。他们是华克之、陈惘子、张玉华、孙凤鸣及后来的贺坡光。他们相聚在一起，情投意合，在一起议论国事，慷慨激昂。就五步流血的刺杀行动，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当他们谈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蒋介石政府不抵抗的卖国行为，都声泪俱下，似是不能共戴一天。他们认为，在蒋介石统治的地方，凡是衣冠楚楚的，皆是禽兽。每次座谈，结论只有一个：“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目标是“拼一死以诛元凶。”正如孙凤鸣所说：“为什么忍心让千百万人一天一天地被杀害呢？为什么不能让我一个人和他拼一拼呢？一枪把他们打死后，对于祖国命运的安排，不是要顺利得多吗？”刺杀蒋、汪，博浪计划在秘密筹划中。
除蒋行动从何入手？经商讨，他们想出一条妙计，在南京建立一个通讯社，因为这一组织既能公开捕捉蒋的活动信息，又可直入显贵的堂奥，接近蒋介石，使五步流血之举得以实施。
但是，就这八位无权无势、经济困厄、血气方刚的青年，怎样解决建社的经费呢？他们想到了在福建发动反蒋事变的李济深和陈铭枢。华克之专程到香港会见李、陈二公。李、陈听取了华克之的行动方案后，堪表赞同，认为“这是一件神圣的事，大家应竭力而为”。随后，拿出五千港币，托王亚樵转给华克之，作为筹办通讯社的开张费用。
1934年11月，一个以“南京晨光通讯社”命名的新闻机构出现了，社长是胡文卿（即华克之），总务兼编辑主任张玉华，采访主任贺坡光，记者孙凤鸣。他们标榜宣传三民主义，每天发稿，在公开场合以“小中央社”自居。而它的秘密使命，没有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任何觉察。
同年12月，国民党召开四届五中全会及次年8月蒋介石从武汉抵南京旅途中，孙凤鸣两次图刺，均未得手。
1935年10月底，晨光通讯社的全部活动资金将告拮据。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志士决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适逢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时机难得，孙凤鸣把家事做以安排，抱定必死信念。
10月28日晚，晨光通讯社设宴为孙饯行。华克之说：“四弟此举，如马到成功，其功可旋转乾坤，其名可流芳百世。”
孙凤鸣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表现了为国为民，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孙凤鸣虽击中汪精卫三枪，但因弹力不足，均有入无出，亦非要害。汪入中央医院后，经十九天治疗，取出两弹，至背肋一弹，因嵌在两肋之间，不易取出，成为他致命的创伤，九年后，枪伤复发而丧命。
那么，有人要问，蒋介石当时为什么没有参加摄影呢？1935年11月2日的《大公报》报道说：“先是谒陵时，蒋的卫士见有三男一女徘徊蒋的前后，形迹可疑，遂加注意。至六中开幕会毕，群出摄影，蒋随行与叶楚伧谈此后会场戒备事，而及阶前而变作，蒋乃登楼。”其实并不尽然。蒋没参加摄影，并非偶然，而是他本性多疑诡诈的表露。这一次大会形式上是国民党的大团结会议，张学良、阎锡山及西南各省诸侯云集会场，随身均带有马弁二名。蒋看后心中暗想，谁能保证马弁中没有异动者？因此决意不参加摄影。当时各中委列队候蒋摄影，汪精卫见蒋不至，即去催促下楼，蒋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希望你不必出场。”汪面露难色，表示：“各中委已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这样，正如华克之所说：“蒋介石鬼谲多疑，临时不敢出场摄影，孙凤鸣不得已出此下策，击伤了第二个卖国贼汪精卫，只中副车，千古遗恨！！！”
特务们从刺客身上搜出一个记者证，知道刺客的名字叫孙凤鸣，是晨光通讯社的采访记者。于是军警赶往晨光通讯社搜查，发现通讯社的人已无影无踪，留下的只是几件破家具和一堆纸灰。追查晨光通讯社申请备案的担保人，是国民党政府实业部的两个职员，他们对晨光通讯社的背景情况毫无所知。虽然事发之后，中央党部内立即戒严，警察厅长陈焯和宪兵司令谷正伦亲临现场，逮捕了不少嫌疑犯，南京水陆空交通马上切断，乘客被扣了一大堆，晨光通讯社的人仍然一个也没找到。
蒋介石下令限期破案后，特务们四处奔忙。戴笠的特务处按下不说，徐恩曾急忙派手下顾建中再查孙凤鸣的尸体，从中寻找线索。顾建中胡诌什么孙的衣着式样和质料，是广州、香港最流行的，这证明凶手是南方来的，凶手脚上有中过枪弹的痕迹，证明凶手是军人出身，至于从何下手破案，仍然茫无头绪。后来他们查出为孙凤鸣办记者证的是晨光社的采访主任贺坡光，贺曾在上海教育界工作过，便千方百计追查贺的下落。因为事件万分火急，徐恩曾专门给顾安排一架飞机飞上海，并再三叮嘱顾建中，要不惜一切代价，采用一切手段，不可放走一个可疑人，还规定限三天破案。与此同时，徐下令上海、南京、京沪沿线以及南京附近各县的特务走卒，实行全体总动员。还通过江苏省主席陈果夫，把他汪精卫被刺事件引发了一系列政治风波。
所属的地方保安团队、保甲组织和警察之类，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