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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起他及他的太太,不知她最终恢复知觉没有。几年后我自己经历了中国气功的神奇,让气功师治疗好晕眩症,而且变成了气功的忠实信徒。当初工程师一番好意,告诉我气功治病的奥妙,我确曾动过心,想让王国祥到大陆接受气功治疗。但国祥经常需要输血,而且又容易感染疾病,实在不宜长途旅行。但这件事我始终耿耿于怀,如果当初国祥尝试气功,不知有没有复原的可能。
次晨,我去参观那家专门治疗“再障”的诊所,会见了主治大夫。其实那是一间极其简陋的小医院,有十几个住院病人,看样子都病得不轻。大夫很年轻,讲话颇自信,临走时,我向他买了两大袋草药,为了便于携带,都磨成细粉。我提着两大袋辛辣呛鼻的药粉,回转北京。那已是九月下旬,天气刚人秋,是北京气候最佳时刻。那是我头一次到北京,自不免到故宫、明陵去走走,但因心情不对,毫无游兴。我的旅馆就在王府井附近,离天安门不远。晚上,我信步走到天安门广场去看看,那片全世界最大的广场,竟然一片空旷,除了守卫的解放军,行人寥寥无几。那天晚上,我的心境就像北京凉风习习的秋夜一般萧瑟。在大陆四处求医下来,我的结论是,中国也没有医治“再生不良性贫血”的特效药。王国祥对我这次大陆之行,当然也一定抱有许多期望,我怕又会令他失望了。
王国祥的最后一个生日
回到美国后,我与王国祥商量,最后还是决定服用曙光医院吴正翔大夫开的那张药方,因为药性比较平和。石家庄医生的两大袋药粉我也扛了回来,但没有敢用。而国祥的病,却是一天比一天沉重了。头一年,他还支撑着去上班,但每天来回需开两小时车程,终于体力不支,而把休斯的工作停掉。幸亏他买了残障保险,没有因病倾家荡产。第二年,由于服用太多激素,触发了糖尿病,又因长期缺血,影响到心脏,发生心律不整,逐渐行动也困难起来。
一九九二年一月,王国祥五十五岁生日,我看他那天精神还不错,便提议到“北海鱼邨”,去替他庆生。我们一路上还商谈着要点些什么耍。“北海鱼邨”的停车场上到饭馆有一道二十多级的石阶,国祥扶着栏杆爬上去,爬到一半,便喘息起来,大概心脏荷负不了,很难受的样子,我赶忙过去搀扶他,要他坐在石阶上休息一会儿,他歇了口气,站起来还想勉强往上爬,我知道,他不愿扫兴,我劝阻道:“我们不要在这里吃饭了,回家去做寿面吃。”我没有料到,王国祥的病体已经虚弱到举步维艰了。回到家中,我们煮了两碗阳春面,度过王国祥最后的一个生日。星期天傍晚,我要回返圣芭芭拉,国祥送我到门口上车,我在车中反光镜里,瞥见他孤立在大门前的身影,他的头发本来就有少年白,两年多来,百病相缠,竞变得满头萧萧,在暮色中,分外怵目。开上高速公路后,突然一阵无法抵挡的伤痛,袭击过来,我将车子拉到公路一旁,伏在方向盘上,不禁失声大恸。我哀痛王国祥如此勇敢坚忍,如此努力抵抗病魔咄咄相逼,最后仍然被折磨得行销骨立。而我自己亦尽了所有得力量,去回护他的病体,却眼看着他的生命亦一点一滴耗尽,终至一筹莫展。我一向相信人定胜天,常常逆数而行,然而人力毕竟不敌天命,人生大限,无人能破。
送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夏天暑假,我搬到艾尔蒙特王国祥家去住,因为随时会发生危险。八月十三日黄昏,我从超市买东西回来,发觉国祥呼吸困难,我赶忙打九一一叫了救护车来,用氧气筒急救,随即将他扛上救护车扬长鸣笛往医院驶去。在医院住了两天,星期五,国祥的精神似乎又好转了。他进出医院多次,这种情况已习以为常,我以为大概第二天,他就可以出院了。我在医院里陪了他一个下午,聊了些闲话,到晚上八点钟,他对我说道:“你先回去吃饭吧。”我把一份《世界日报》留给他看,说道:“明天早上我来接你。”那是我们最后一次交谈。星期六一早,医院打电话来通知,王国样昏迷不醒,送进了加护病房。我赶到医院,看见国祥身上已插满了管子。他的主治医生告诉我,不打算用电击刺激国样的心脏了,我点头同意,使用电击,病人太受罪。国祥昏迷了两天,八月十七星期一,我有预感恐怕他熬不过那一天。中午我到医院餐厅匆匆用了便餐,赶紧回到加护病房守着。显示器上,国祥的心脏愈跳愈弱,五点钟,值班医生进来准备,我一直看着显示器上国祥心脏的波动,五点二十分,他的心脏终于停止。我执着国祥的手,送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雾那间,天人两分,死生契阔,在人间,我向王国祥告了永别。一九五四年,四十四年前的一个夏天,我与王国祥同时匆匆赶到建中去上暑假补习班,预备考大学。我们同级不同班,互相并不认识,那天恰巧两人都迟到,一同抢着上楼梯,跌跌撞撞,碰在一起,就那样,我们开始结识,来往相交三十八年。王国祥天性善良,待人厚道,孝顺父母,忠于朋友。他完全不懂虚伪,直言直语,我曾笑他说谎话舌头也会打结。但他讲究学问,却据理力争,有时不免得罪人,事业上受到阻碍。王国祥有科学天才,物理方面应该有所成就,可惜他大二生那场大病,脑力受了影响。他在休斯研究人造卫星,很有心得,本来可以更上一层楼,可是天不假年,五十五岁,走得太早。我与王国祥相知数十载,彼此守望相助,患难与共,人生道上的风风雨雨,由于两人同心协力,总能抵御过去,可是最后与病魔死神一搏,我们全力以赴,却一败涂地。
我替王国祥料理完后事回转圣芭芭拉,夏天已过。那年圣芭芭拉大旱,市府限制用水,不准浇灌花草。几个月没有回家,屋前草坪早已枯死,一片焦黄。由于经常跑洛杉矶,园中缺乏照料,全体花木黯然失色,一棵棵茶花病恹恹,只剩得奄奄一息。我的家,成了废园一座。我把国祥的骨灰护送返台,安置在善导寺后,回到美国便着手重建家园。草木跟人一样,受了伤须得长期调养。我花了一两年工夫,费尽心血,才把那些茶花一一救活。退休后时间多了,我又开始到处收集名茶,愈种愈多,而今园中,茶花成林。我把王国祥家那两缸桂花也搬了回来,因为长大成形,皮蛋缸已不堪负荷,我便把那两株桂花移到园中一角,让它们入土为安。冬去春来,我园中六七十棵茶花竞相开发,娇红嫩白,热闹非凡。我与王国祥从前种的那些老茶,二十多年后,已经高攀屋搪,每株盛开起来,都有上百朵。春日负喧,我坐在园中靠椅上,品茗阅报,有百花相伴,暂且贪享人间瞬息繁华。美中不足的是,抬眼望,总看见园中西隅,剩下的那两棵意大利柏树中间,露出一块楞楞的空白来,缺口当中,映着湛湛青空,悠悠白云,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日初稿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五日定稿
于美加州圣芭芭拉隐谷寓所
一九九九年一月廿六日《联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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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五经☆四库全书☆道教指南☆茗香文斋☆茗香文斋…补遗☆轩怡文苑☆首页》》名家文集》》白先勇我的昆曲之旅
作者:白先勇
很小的时候我在上海看过一次昆曲,那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梅兰芳回国首次公演,在上海美琪大戏院演出。美琪是上海首轮戏院,平日专门放映西片,梅兰芳在美琪演昆曲是个例外。抗战八年,梅兰芳避走香港留上胡子,不肯演戏给日本人看,所以那次他回上海公演特别轰动,据说黑市票买到一条黄金一张。观众崇拜梅大师的艺术,恐怕也带着些爱国情绪,景仰他的气节,抗战刚胜利,大家还很容易激动。梅兰芳一向以演京戏为主,昆曲偶尔为之,那次的戏码却全是昆曲:《思凡》、《刺虎》、《断桥》、《游园惊梦》。很多年后昆曲大师俞振飞亲口讲给我听,原来梅兰芳在抗战期间一直没有唱戏,对自己的嗓子没有太大把握,皮簧戏调门高,他怕唱不上去,俞振飞建议他先唱昆曲,因为昆曲的调门比低,于是才有俞梅珠联壁合在美琪大戏院的空前盛大演出。我随家人去看的,恰巧就是《游园惊梦》。从此我便与昆曲,尤其是《牡丹亭》结下不解之缘。小时侯并不懂戏,可是《游园》中《皂罗袍》那一段婉丽妩媚,一唱三叹的曲调,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以致许多年后,一听到这断音乐的笙箫管笛悠然扬起就不禁怦然心动。
第二次在上海再看昆曲,那要等到四十年后的事了。一九八七年我重返上海,恰好赶上“上昆”演出《长生殿》三个多小时的版本,由蔡正仁、华文漪分饰唐明皇与杨贵妃。戏一演完,我纵身起立,拍掌喝彩,直到其他观众都已散去,我仍痴立不舍离开。“上昆”表演固然精彩,但最令我激动不已的是,我看到了昆曲——这项中国最精美,最雅致的传统戏剧艺术竟然在遭罹过“文革”这场大浩劫后还能浴火重生,在舞台上大放光芒。当时那一种感动,非比寻常,我感到经历一场母体文化的重新洗礼,民族精神文明的再次皈依。大唐盛世,天宝兴宝,一时呈现眼前。文学上的联想也一下子牵系上杜甫的《哀江头》,白居易的《长恨歌》:“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等到乐队吹奏起《春江花月夜》的时刻,真是到了令人“情何以堪”的地步。
从前看《红楼梦》,元妃省亲,点了四出戏:《家宴》、《乞巧》、《仙缘》、《离魂》,后来清楚原来这些都是昆曲,而且来自当时流行的传奇本子:《一捧雪》,《长生殿》、《邯郸梦》还有《牡丹亭》。曹雪芹成书于乾隆年间,正是昆曲鼎盛之时,上至王卿贵族如贾府,下至市井小民,对昆曲的热爱,由南到北,举国若狂。苏州时明清两代的昆曲中心,万历年间,单苏州一郡的职业演员已达数千之众,难怪贾府为了元妃省亲会到姑苏去买一班唱戏的女孩子回来。张岱在《陶庵梦忆》里记载了每年苏州虎丘山中秋夜曲会大比赛的盛况,与会者上千,彩生雷动,热闹非凡。当时昆曲清唱是个全民运动,大概跟我们现在台湾唱卡拉OK一样盛厅,可见得中国人也曾是一个爱音乐爱唱歌的民族。由明万历到清乾嘉之间,昆曲独霸中国剧坛,足足兴盛了两百年,其流传之广,历时之久,非其他剧种可望其项背。而又因为数甚众上层“雅部”,成为雅俗共赏的一种精致艺术。与元杂剧不同,明清传奇的作者倒有不少时进士及第,做大官的。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也写过传奇《续琵琶》,可见得当时士大夫阶级写剧本还是一件雅事。明清的传奇作家有七百余人,作品近两千种,存下来的也有六百多,数量相当惊人,其中名著如《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早已成为文学经典。但令人惊讶不解的是,昆曲曾经深入民间,影响我国文化如此之巨,这样精美的表演艺术,到了民国初年竟然没落得几乎失传成为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