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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力恢复后，声音突然降到了次要的位置上。我意识到声音能够引起很多误导。一个较为完整的形象包括很多信息，如皮肤和头发的颜色、身材比例、动作和手势等。它们的出现使我脑海里根据声音形成的形象发生了根本改变。模糊的景象立刻被鲜明的色彩所取代。各种感官的级别发生了改变，因为我知道过去所谓的正统方式并非唯一的，并且也不是至高无尚的。
和努涅兹一样，我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盲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盲人作用于社会，社会也同样作用于盲人。分析社会的各种不同做法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仅以一件事为例：与其他残疾人相比，盲人受到社会不同寻常的关心和注意。为什么盲人和弱视者在罗热1编纂的《英语单词和短语汇编》中用了两栏多的篇幅进行同义词辨异，而对于失聪者却仅仅用了半栏的篇幅？为什么对视力的解释要比对听力的解释多一倍以上？为什么多年来盲人是残疾人中唯一能够享受免交所得税待遇的群体呢？因为盲人是残疾人中的“宠儿”。
当然，这种做法有一定的公正性。眼睛无疑是感官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眼睛能够辨别方向、判断远近；眼睛的动作最灵活；眼睛可以任意旋转；只要一合眼皮就可以闭上眼睛；眯缝起眼睛可以改变视觉效果使物体模糊；眼睛具有最聪明的保护机制，能够流泪和迅速眨动。失去眼睛好比丢失了一台出类拔萃的仪器。
很明显，以下这些话说出了人们对于失明所抱的恐惧：“除非上帝安排，否则决不失去双眼”、“宁死不当盲人”。这种精神用肯尼斯·杰尼根的话说就是世人对于“灾难的看法”，不幸的是，这种灾难观往往能引起人们的感伤。且看我们从一部娇揉造作的作品中摘录的一段文字吧：
盲人的命运真是太悲惨了，他们的处境那么可怜，所有善良的人都想迫不及待地帮助他们。即使是心肠最硬的人，看到盲人摸索着走过来的时候也会站在一旁为他们让路。
我认识的一些熟人在我看得见的时候对我不屑一顾，而我失明后，他们却不遗余力地向我提供帮助。安德列·迪比说，人们对受伤者似乎存在着一种共性，他们能把盲人做的任何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变成鼓励。饭后洗餐具是一件既容易又简单的工作，但我却为此赢得了不少赞扬，好像我有多么了不起似的。我的一位朋友曾经愉快地对我说，我刷茶壶的时候比她睁着眼睛看着刷还干净，并且我那“万能的”手指居然能发现壶底沉积的水碱。请相信我，这是真话，我对他们没有任何不满，他们心地善良，几乎每个人都使我高兴。他们不过是运用了伊利诺伊州西斯普林斯一位盲人公理会牧师的夸张手法而已。这位牧师说：“鲍勃·肯珀好似一头跳芭蕾舞的大象：这种芭蕾可能不太好看，但令人惊奇的是他居然能够跳得出来。”
不过，偶尔我也会对某些行为产生反感。盲人广播剧作家赫克托·舍维尼说过这样一件事：他的朋友直言不讳地说，他不会到医院探望舍维尼，“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不会去参加葬礼。因为（他）无法忍受葬礼。”耶茨说，这种人喜欢“用自己健康的体魄”与残疾人相比。我怀疑，在奥罗斯科2绘制的那幅名为《普罗米修斯》的壁画中，他一定是逃跑的人，决不会向烈火伸出双手。
社会上的另外一些人不仅对失明怀有恐惧和伤感，并且还讨厌盲人。我听说碰一下瘸子会交好运，但从未听说摸一下瞎子会发财的。苏珊·桑塔格认为，我们向癌症病人隐瞒病情，“不仅是因为得了癌症便等于宣判了死刑（或者这只是人们的一种看法），而且由于它有一种不吉利的感觉。从癌症一词的原始意义上看，它具有倒霉、难受和令人作呕等含义。”对于盲人，也存在类似的态度。
也许，更确切的说这是一种怨恨的情绪。它向两个方向发展，盲人和明眼人都会产生。明眼人在下意识中可能觉得盲人有一种威力，一种使他人感到内疚、无能和尴尬的威力，一种引人注意的威力。盲人的力量可能遭到别人妒忌。我们可以很轻松地推崇吕塞朗的聪明才智，然而重要的是，他为反对法国抵抗运动做出了切实而重要的贡献。
嫉妒盲人的这种威力可以理解但却令人不快。明眼人通常以不愿看到盲人的方式来表示他们的关心。他们问别人：“他吃糖吗？”“他喜欢把杯子放在哪儿？”等等。从孩子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对盲人的不满。盲童挨打和遭受欺辱的事情屡见不鲜，克伦茨、拉塞尔和我的朋友朱迪思都有过类似遭遇，这是一件不容忽视的事实。舍维尼说，偏见从根本上看是不公正现象造成的，黑人和犹太人遭受的不幸，盲人也颇有领略。
在我们所生活的文化里，人们崇尚年轻完美的体魄，根本目的是保持身体灵活。用这种观点来衡量，我虽然重新见到了光明，但身体上却更加不堪一击。尽管我们都懂得以弱小衬托强大是不道德的，但从反面看这个问题也同样令人不快。身体的残疾使人们痛苦地发现了人类的脆弱以及人的思维所面临的各种潜在威胁。对此，墨菲曾针对视力健全的人做过如下阐述：
残疾人永远是一种看得见的形象，随时让健康人懂得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有不平等和痛苦现象存在。他们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乐园里，同样不堪一击。因为，残疾人体现了他们担心害怕的事。
也许，弗洛伊德把失明与遭受阉割联系在一起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是“惧怕某种可能”的象征。崇拜完美体魄确实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情感，它与其他恐惧和担心交织在一起，隐藏在对盲人的关怀之后。
我知道，盲人自己也会产生这种怨恨。我理解胡尔在别人故意炫耀自己视力优势时感到的愤怒。例如，有一次一位讲师故意大声对他说：“约翰，你可能想知道这是什么颜色，它是黄色的。”听到这句话，胡尔产生了一种受到排斥、与世隔绝和低人一等的感觉。看到社会对于盲人的态度和所抱各种偏见，舍维尼进一步寻找有力的措施呼吁盲人进行反击，他说：
解救盲人要避免一种恶性循环，即世界对盲人有一种成见：盲人的无助是造成无助的原因，盲人因此表现出的无助又使世界的这种成见得到确认。
这种循环是一种全面的循环。明眼人对盲人的怜悯（我看得见，你却看不见，真是太不幸了）恰好说明了他们的恐惧，他们担心盲人可能会有自己独特的看世界的方法，这种方法可能更为有效、也许更加高超。这种心理和白人对待黑人的心理十分相似。他们尽管不愿成为黑人，但对黑人的性活力却充满想象，对此他们嫉妒、害怕并且恼火。
高人一筹使人感到愤愤然，除了种族偏见外，盲人也认为高人一筹。我的朋友比尔·布兰登推荐我阅读奥维德1写的有关提瑞西阿斯的故事。读完之后，我对盲人高人一筹的说法感触颇深。故事讲述了提瑞西阿斯在森林里行走并遭遇毒蛇的传说。这位年轻的底比斯人走路时被一对正在努力交配的毒蛇绊倒。他用拐杖击打毒蛇后立刻被变成了一个女人。此后，他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女人生活了七年。后来他又回到了那座森林，又遇到了那对正在交配的毒蛇。再次击打毒蛇后，他又恢复了原来的性别。因此，提瑞西阿斯成为了一生中领略过男女不同生活的人。上天赋予了他从别人的角度观察生活的能力。
故事随后转移到了奥林匹斯山上。宙斯和赫拉为了一件事情发生了争吵：在男女做爱的过程中，谁能获得更大的快感？宙斯说是女人，赫拉则认为是男人。无可奈何之际，他们找到了提瑞西阿斯。由于他有了解双方的天赋，因此解决了他们的争端。他对宙斯说：
如果把爱的欢乐分为十份，九份属于女子，一份归于男人。
他的回答触怒了赫拉，提瑞西阿斯因此失明。在无法违背妻子的意愿和可怜提瑞西阿斯不幸的情况下，宙斯赐予了提瑞西阿斯先知先觉的能力。因此，在希腊神话中，盲人先知始终是哲人的化身，即使像奥德修斯这样的大英雄也去请求盲人指点迷津。
现在，事实应该十分明了，我在失明期间从未感觉过高人一筹，请相信我的话。我不认为，像我这样一个爱穿灰袜子的人在性方面能有什么特殊悟性。然而，提瑞西阿斯的故事却使我怀疑自己是否真有资格对盲人和明眼人的问题了发表议论了。尽管我没有任何先知的感觉，但我认为像吕塞朗和胡尔这样的盲人正以一种现代提瑞西阿斯的方式对待他们自己的失明。可以明确地说，他们二人正在证明盲人具有这些天赋，打破社会认为盲人没有视觉的残酷论断。
我从未见过正在交配的蛇，即使在梦中也是如此。失明期间，我有幸受到了最好的保护，没有认真思考失明造成的许多神秘暗示。尽管如此，我还是能够看出失明与先知先觉之间的联系，盲人的先知能力来自他们办事的规律性。人一旦准备迎接将来并在心理上做好了充分准备，将来对于他来说就是可知的。盲人的秩序不是神赐的，也并非盲人所独有。丧失视力后，有条不紊的生活对于盲人来说变得更加重要，秩序进一步加强，成为了盲人的附属感官。也许，宙斯赐与提瑞西阿斯的不是先知先觉，而是对秩序逻辑的准确判断。
既然盲人对秩序如此敏感，秩序又是美感形成的基础（比例、平衡、典雅的姿态等等），那么我们便有理由认为盲人对于美有特殊的欣赏方式。可惜，我对失明的有限体验并没使我在这方面得出任何结论。视力对我来说更有用。首先，当我判断比例和距离的时候，视力使这项工作变得更容易。的确，在失明的那些年里，我确实有过美的体验，我从音乐演奏、鸟的歌唱、风的呼啸以及抚摸形状可爱的物体时都感觉到美。如今，我在听见风声的同时能看到绿草在地上摆动、白云在天空飘浮；我去听音乐会，看得见各种乐器；听见鸟语便看到了鸟。过去，我曾绞尽脑汁地根据声音和触觉猜测物体的颜色、形态和运动方式，视力恢复后，一切迎刃而解。要想欣赏美，视力无疑是第一感官。
然而，我也曾有过不能完全相信视力的体验。在手术后的最初几周，我几乎分不出美丑，即使是那个既不整洁、又不漂亮的车库。那时，我又成为了一个小孩，一切都十分新鲜，经常大惊小怪。满是油污的地毯在我眼中呈现出奇妙的色彩和图案。直到几个星期之后，我才从一度认为十分辉煌的事物中发现了它们的丑陋和庸俗。如果成熟和重要的艺术判断需要视力，那么它也同样需要历史，需要对时间和经验进行衡量。
当然，视力不仅仅是用来欣赏美，它也是一种有效的工具。视力使一切变得容易和直接，对此我深有体会。现在，我可以避免走很多冤枉路，我能一直走出门外，不用中途停下来用手触摸门框。我能更迅速地从架子上拿起茶杯、果断地把插头插入插座，既不用担心触电，更无需摸索。进行乘法计算时，我不再需要用脑子记住所有数字。挤牙膏时我能一次完成，不需要再用嘴试探挤出的牙膏的长度。用电动剃须刀时，我能在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