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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农，包括有少量私有财产的农民、佃农和无土地的农民，根据共产党的统计这部分人占农村人口的70％。
中农，占农村人口的20％。
“富裕”农民，这些人的土地部分是自己耕种，部分租给他人或佃农耕种，占农村人口的6％。
最后是“封建”地主，他们自己不耕种土地，像“寄生虫”一样靠租金生活。共产党划定的地主有2000万人，占人口的4％，占有全国30％的耕地。
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和一些像氏族祖宗祠堂等机构的财产，将没收的土地分给了贫苦农民。为了不影响农业生产，共产党没有更多地对富裕农民采取行动，因为这些人所耕作的土地收成高。
随着土地改革，毛又联想到要改造农民意识。因此，土地分配不是通过行政法规，而是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进行的。党的工作组深入农村开展运动。他们根据《土地改革法》把农民划分为四个等级，发动农村积极分子，举行“斗争大会”，并让全村农民都参加。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早的农民大会，因为在这之前农民分为各个家族团体，即以乡绅为中心的氏族团体。在斗争大会，或所谓的“诉苦”大会上，农民批判斗争地主，殴打他们，甚至在一些地方当场打死他们。许多地主在斗争大会结束后就被处决。根据保守的估计，至少有100万地主被处死。
农民们在斗争大会上所面对的地主常常是他们的亲戚和同一家族的成员。毛以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彻底打破了农村的社会结构，两千多年来统治中国农村的乡绅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代替他们的是党的干部这类新的领导层，他们是斗争大会上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
朝鲜战争
土地改革的严酷程度超出了原来的估计，与此同时中国范围之外的冲突也发生了。1950年6月25日，就在土地改革法令公布的同一个月，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在联合国的旗帜下发动了战争。当他们把北朝鲜的军队赶到鸭绿江，即与中国接壤的界河时，中国于1950年10月参加了战争。他们派出了100万志愿军，在遭受巨大损失的情况下，将美国人赶到了“三八线”，即战争开始前的界线。阵地战进行得异常残酷，直到1953年，即进行了两年半之后才停战。中国军队在战争初期取得的巨大胜利使整个民族欢欣鼓舞。中国军队首次战胜了西方的军队，战胜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就像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在整个亚洲所引起的反响一样，中国人的胜利预示着一个新的强国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
杜鲁门总统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将第七舰队派到了台湾海峡，并承认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这样美国就直接介入了中国的内部战争，这种状况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解除。当时，反革命的幽灵在中国有所抬头。毛担心内战可能会重新爆发，美国的介入会使共产党的革命陷入两面受敌的战争困境中，就像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几乎要被扑灭一样。
毛以开展两个群众运动做出对应：第一个运动是宣布“抗美援朝”，矛头对着那些仍然留在中国的西方人，他们被驱逐出境。中国断绝了与西方的联系，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为止。第二个运动开始于1951年2月，号召肃清“反革命分子”。
思想改造的三个运动
1951年冬，肃清反革命运动还未结束，在城市中又开展了三个新的群众运动。与土地改革和肃反运动不同，这些运动是针对“人民”内部进行的。尽管在运动中也出现了非人道的行为，但目的并非是消灭革命的敌人，而是巩固共产党在城市的统治，加强思想控制。
“三反”运动是针对共产党自己的城市管理干部开展的，要根除“腐败、浪费和官僚主义”这三项祸害。有5％的官员被撤职或降级。
“五反”运动是针对城市里的工商业主进行的。在批斗会上，政府查明45万企业主有偷税、行贿、骗取国家定货、偷窃国家财产以及泄露国家经济机密等无罪行为。一般情况下做出的判决是罚款，罚金定得很高，以至于企业主们被迫将企业的一部分财产卖给国家。这样就出现了公私合营企业。在这类企业中，私营企业主还是占有一定财产份额的经理。
第三个运动开始于1951年9月，结束于1952年春季末，是“思想改造”运动，涉及到了知识分子，即大学里的教授、中小学老师和作家等。
这三项城市中的思想改造运动基本上没有发生人身暴力行为，但是批斗大会和侮辱行为对当事人造成了难以忘却的精神创伤。
“新民主主义”的终结
1952年底，毛实现了他的第一个目标，建立了一个由共产党统治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在农村党的干部取代了乡绅的统治地位。古老的封建帝国曾经是成千上万个“乡村部落”的集合体，它们以集镇为中心形成独立的小单位，实行自我管理。现在，这个中央集权的国家首次将其统治权深入到乡村，甚至深入到了每个农户。对地主的批斗使农民产生了新的思想，他们的目光超出了乡村和集镇，他们的生活溶入到了全国之中。
在城市，人们将自己的工作地方，例如部委、企业、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等机构一概视为单位，而这些单位对自己的人员负责，同时又要监督他们。给他们分配住房，发放生活票证，颁发结婚许可证，批准旅游，组织休假，调解纠纷，并建立包含思想政治观点的档案卡片。对于那些没有工作单位的个体人员来说，由位于居住区的第二个组织，即居民委员会负责，后者行使与工作单位相同的职能。
1952年底，在几乎不到三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完全控制了中国，既控制了农村，也控制了城市。个人的发展与进步与党组织直接相关，党的书记的一个指示，单位档案中的某个记录都可能影响一个人的生存与发展。
共产党拥有无比的威力，在它掌权的初期，如果不考虑思想宣传的话，那么与建设社会主义还没有直接的关系。土地改革是一项基本的社会革命，它给几百万热爱土地的农民分配了个人财产。另一方面，在城市里产生了一个“混合型经济体”，银行、大型企业和大型商业实现了国有化，政府掌控有70万工作人员的现代经济核心。围绕着这个核心不仅有几百万家庭手工业、餐饮业和小商业，而且还有15万“民族资产阶级”的私营企业，这里的从业人员有200多万，1949年到1952年间其人员增加了6倍。共产党在统治初期所形成的社会，在农村是小私营经济的，在城市是中小业主的社会。这种发展与毛的战略完全相符，被视为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补充。
至1952年底，孙中山没有做完的各项工作均得以完成：重新实现了中国的独立与国家统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内部如此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重新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经济，而且经济增长超过了1936年，即日本入侵前一年南京政府的鼎盛时期。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毛进入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第十四章 社会主义革命
（1953～1957）
1953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周年之际政府宣布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新民主主义”时期结束。共产党向企业主和农民保证，社会主义改造将一步一步地进行，要用15年之久的时间来完成。
“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社会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原理，是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之上的，即建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之上。因此迅速实现工业化的目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1952年间，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毛于1952年宣布：“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中国走上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的道路。
1953年1月1日，这一计划开始实施。它与苏联1927到1932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非常相似，集中全国力量加速重工业建设：建发电厂、搞电气化，建钢铁厂、机械厂、载重汽车和拖拉机制造厂，制造化学基础材料所需的生产设备。该计划总投资的90％用于工业，仅有10％用于占全国人口80％的农业上。工业投资中的88。8％用于重工业，仅有11。2％用于消费品生产。重工业的建设核心是150个大型项目，对此苏联在技术上给予了极大支持，而在资金上给予的支持却很少。在大城市周围建设巨大的完整的实施工业联合体是工业化战略的标志。
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辽宁省的鞍山钢铁公司，鞍山是东北地区的中心。1957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该公司钢铁产量占全国的2/3。
中国不仅工业照搬苏联的发展模式，而且国家和社会体制也在照搬苏联的模式。北京政府的机构设置与莫斯科政府很相似，他们建立了与莫斯科相同的部委，例如一个完整的计划委员会和一系列主管各工业系统的部：机械制造工业部、冶金部、化工部等。而且教育也是按苏联的模式搞的，学校和大学的主要任务是为现代化工业培养技术人员、工程师和自然科学家。教学计划来自苏联。掌握俄语是个人前程发展的先决条件。1。2万多位苏联和东欧的工程师和技术员来到中国，3万名中国的工程师、科学家、工人和大学生赴苏联进修学习。
在一些部委、省级管理机关以及一些国有企业里，那些曾经生活在群众中的农民革命者们的位置被城市官僚取代，他们在写字桌上发号施令。专家和技术权威换下了那些游击战出生的干部。尽管共产党仍然宣传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而且许多人毫不怀疑这种宣传，但实际情况只是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为了这个目标，平均主义社会的理想必须要区分差异性。到1955年，共产党的干部分成了26个不同的级别。
毛在偏离苏联模式
人们会惊奇地问道，毛怎么会推行一个与延安精神相矛盾的发展模式呢？在50年代初不仅毛将苏联作为落后国家迅速发展工业的一个榜样，而且在民主制的印度，尼赫鲁也接受了苏联的发展模式。甚至西方也有人提出警告，注意苏联计划经济将要超过西方市场经济。
从工业发展的数字来看，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就辉煌。中国甚至超过了苏联相关时期的工业化速度。按照官方的统计，工业生产平均年增长率为18％。中国在这一期间的发展为工业现代化打下了基础。
然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几年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是中国照搬苏联工业化发展战略而出现的问题。建设重工业所需资金来自农业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