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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的藏书里，有着完整的《语丝》原刊，这些都存在我的办公室旁。我有时翻阅那些脆黄的纸张，见其间的文字，每每有着神往之情。我们现在何尝还能够看到类似的杂志呢？学识、情调，散淡和自由之风，将汉语的书写的无限可能性，都昭示了出来。只是到了《语丝》诞生，中国文坛才有了鲁迅所云“无所顾忌、任意而谈”的新锐之气。那是一种好玩的，有趣和知识多样的刊物，话题与文风都不同于以往的报刊。像沉闷的天地间的一道闪电，给人以惊异的冲击。呆板的唯道德化的絮语，终于在此终结了。
《语丝》诞生于1924年底。周作人在那年十月二十四日的日记写道：
下午至东安市场开成北号楼上，同玄同、伏园、川岛、绍原、颉刚诸人，议出小周刊事，定名曰《语丝》，大约十七日出版，晚八时散。
从《语丝》后来的发展看，周氏兄弟是其中的主力，所发文章很多。周刊的文章都不长，然而活泼洒脱，属于好玩的那一种。有的幽默笔触让人发笑。该刊的诞生，与那时文坛的分化有关，按鲁迅学生李小峰的解释，是周氏兄弟与孙伏园受到了当局和无聊文人的排挤，遂另起炉灶办起来的。川岛先生回忆这个刊物时，写了这样一段话：
《语丝》创刊，比同时期在北平出版的《现代评论》早，第一期是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版的，是周刊，每星期一出版。开始是一张八页十六开报纸的小型定期刊物，后来，过了一年多改成三十二开十六页的装订本。起初，只是在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做《语丝》的一个编辑、校对、发行的地方，并没有社址的，等次年北新书局成立，才由北新书局发行。于《语丝》出版前，曾有一张由孙伏园写的红字白纸约莫四开报纸大小的广告，后来也曾经在《语丝》第三期的中缝登过，说明“本刊由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林玉堂、鲁迅、川岛、斐君女士、王品青、衣萍、曙天女士、春台、林兰女士等长期撰稿”。也只不过“长期撰稿”而已，这十六个人并不气类完全相同的；而且这十六个人中也有自始至终从不撰稿的人，比如李小峰，并没有在《语丝》上发表过什么文章或译品，孙伏园自始至终也不过写了三篇，然而这两个人都与《语丝》有深厚的关系。
《语丝》的分量，我以为是超常的。不论从哪个角度上讲，都是早异的存在。《新青年》那里的文章，只要有眼光和胆量，就可为之。而《语丝》不然，它通篇是自由的喷吐，有高智慧的散发，情趣与境界，都深掩着个性的创造潜能。鲁迅的幽深苛刻，周作人的雅致从容，江绍原的执著和朗然，钱玄同的奇气，都不同于以往的文本。随随便便，任情为之，又不失慈悲之心，在当时而言，确如一缕新风，从文坛荡开去，知识分子在学问之外，还能以如此洒脱之笔，道古往今来，叙人间得失，那就将古板的文坛，变得活泼和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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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大凡读过该刊，印象深的是其间的驳杂、幽默和不正经。《语丝》的作者都不那么正襟危坐。鲁迅冷峻而多反讽，周作人随随便便，顾颉刚专和古人作对，写一些骇俗的文章。而江绍原的题目似乎俗调多多，内容却是卓异的。那一群人没有什么教授架子，骂人，讽世，闹怪，均有六朝之风。和《现代评论》派不同，周氏兄弟多游戏之笔，钱玄同、刘半农等又带有名士之风。《语丝》创刊前后，北京的政治气候与学界气候渐渐变坏。文人中有的沦为政客，有的摆起教授名流的架子。鲁迅等人，便聚在一起，发几句冷言冷语，调侃着周围的世界。《语丝》的发刊词，出自周作人之手，文章云：
我们几个发起这个周刊，并没有什么野心和奢望。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我们并不期望这于中国的生活或思想上会有什么影响，不过姑且发表自己所要说的话，聊以消遣罢了。
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我们的力量弱小，或者不能有什么着实的表现，但我们总是向着这一方面努力。
发刊辞能否代表撰稿人的普遍意见，不得而知，但这周刊的与社会捣乱的用意是一下子能看出来的。周氏兄弟善于用曲笔，正话反说，或庄谐杂出，风格全然不同于正人君子之流。有时不妨说亦有“刀笔吏”之风，骂人骂得痛快。“女师大事件”、“三一八”事件、“李大钊之死”事件，《语丝》上都有强烈的反应。也并非像周作人所说的那么有“消遣”的意味。此外还能读到废名的怪味文章，林语堂的书卷气短章。连沈从文的漂亮作品也偶可看到，真是郁郁乎文哉了。
《语丝》初创时，没有多少经费，发行量亦稀少。川岛回忆说，起初的印刷费是由周氏兄弟、孙伏园和他自己分担的。因为文章均出于名家之手，无故作高雅之态，均是评古论今之作，很快吸引了读者，第一期再版了七次，印行了一万五千份。川岛和孙伏园四处推销，不久就有了资金，可以继续下去了。
读者的喜欢《语丝》，我以为是学识、见识、趣味占了上风，并非都是隐逸之作。山林文学的影子是有的，而在我看来，讥世讽时的情怀，是打动读者的主要原因吧。《语丝》里的文章不一味迁就读者，有的在叙述上具有冒犯性，与传统的阅读习惯是反对的。比如鲁迅的那些散文诗，文法与语调全然不同于古今文人，通篇是玄奥惨烈而又幽深的气息。钱玄同好放奇谈，讲起话来亦多皮里阳秋之态。这些都让一些读者感到新奇而又困惑。有一个叫伯亮的先生来信，说《语丝》滑稽的成分过多，担心变成低俗的读物。伯亮的坦率让人感动，但却误读了诸君的文章，周作人就在回信里叹道，意思是，中国人被驯化得过于诚实，不能理解隐曲多意的文章。在周氏看来，过于正经的作品，只能培养迂腐的读者。思想是往往产生于不正经之中的。布道说理，只会产生无趣。所以不是滑稽太多，而是过少。从这个主张里能看出那几个人的心绪：嬉笑怒骂、天马行空地往来于世间，是打破沉寂生活的一种可能吧。
山外的世界很大很大
■ 郭 冬
从山窝土窑到现代化实验室，路有多长？
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毕华兴就像面对科研课题那样，一脸凝重。
我很快发现，毕老师这个人习惯使用否定思维形式。
比如我问他：你留恋童年生活吗？以为他一定会说出怀念家乡的话，像那山那水，谁不说咱家乡好什么的。
他的回答是：我对童年的印象就是贫穷、饥饿。
我问他：童年时代总有些爱好吧？听说你那时养过羊，养过兔……
他说：那可不是爱好，是为了给家里挣钱。我最烦的就是养羊，放学后总要去山上给羊打草，又饿又累，很辛苦。
我问他：1986年你考上了西北林学院，是不是想学成之后改变家乡的面貌？心里觉得他学习的动力应该来自“穷则思变”之类的抱负。
他的回答依然实诚到底：没想改变家乡面貌。我那会儿根本不知道山外面的世界是啥样，我参加高考，就为了以后找个工作，能吃饱饭，能多挣些钱。
我换了个话题：据说你夫人在日本读博士后，从照片上看，她蛮漂亮的。
他迅速地接过去：不，不，不漂亮，相貌一般吧。
……
我被毕华兴的“实诚”感动了，在这个讲究包装的年头，他好像根本不会有意识地维护自己的形象。
也许，这正是大山赋予他的风格——毫无遮掩，淳朴敦实？
他有这样一个童年
1969年4月，陕西省艾好湾村的一孔窑洞里出生了第四个孩子，这就是毕华兴。
老人说，艾好湾村先前叫艾蒿弯，满地是艾蒿，百分之百是旱地，人们喝口水都得到两里地以外的沟里去担，加上村庄正处于老山的转弯处，于是成就了“艾蒿弯”村。
对黄土高原来说，最金贵的是水。老山有沟、梁、峁。沟底的人家能接住雨水，梁里的人家可迎住雨水，偏偏住在陡峭的峁上的人家收不到雨水，每年每年，不论下多大雨，峁上人都叫旱。就为水，艾蒿弯人羡慕死了沟底梁上的人。艾蒿是草，当不得粮，大概是为了回避“艾蒿弯”带来的干旱贫穷，不知哪一年，有人做主把它改成了“艾好湾”村。由此可知，毕华兴的出生地，是当代中国农村中最贫困的村庄。
艾好湾村民光景不齐，从窑洞门面就可以看出来。日子好些的，会在窑洞口垒上一米来宽的石头，上面是石匠雕琢的花呀草的，窑洞外还会垒上整整齐齐的土墙。毕华兴家既没有雕花石头也没有围墙，窑洞开的窗户上糊的是麻纸，风一吹，呼嗒嗒响。洞子里黑乎乎的，即使点上菜油灯碗，洞里也不见亮，终年弥漫着一股潮湿的土腥气。这家人劳力少娃儿多，年年向队里借粮借钱，日日吃不饱。由此又可知，毕家是最贫困村庄中的贫困户。
毕华兴出生的这一年，正是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阶段，是全国1700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候。偏僻的艾好湾村甚至连知青都没有安排——由于缺少故事，更显得寂寞空荡。
毕华兴引起人们重视，是他五六岁的时候。这并不因为他爹是大队支书，那时农业学大寨，书记们决不腐败，全都比着像陈永贵那样实干苦干。最先发现毕华兴有成色的是老师，老师说毕华兴这娃5岁就上学念书，门门考试还总拿第一。
可是，这个历来没有出过大学生的村庄，还不懂得知识的意义，所以毕华兴的考试第一，也就像谁家后生割地第一，谁家闺女纳鞋底第一那样简单，顶多是大人们聊天时不经意地带上一句：这娃备不住有出息咧。依山窝人的知识结构判断，这“出息”至多也就是像他爹那样当个村官而已。
毕华兴的爹，是个寡言的人，大概华兴也随了他。在华兴眼睛里，爹最能得奖状，窑洞墙面上用糨糊贴了一满排红纸头。爹是个正直透明的人，他要求自家五个娃不准和人打架，谁违规了，他却会不问青红皂白，先打上一顿再说。
我们在前面已经听见毕华兴两次提到“饥饿”。今天的孩子已经不知道饥饿的感觉，那种饥肠辘辘的空荡，两眼冒金星的眩晕，会从生理、精神上双重地把一个铁汉子扳倒。
才抵桌子高的小华兴，正是“半茬小子，吃死老子”的岁数，肚子里时常开仗，他只好一瓢一瓢地灌水，整天就想抓挠点吃的塞进嘴里，整天都在期盼着那没油寡盐的两顿杂面馍。是的，因为缺粮，山庄里的人每日只吃两顿饭，因此，没有哪个娃奢望还能吃顿早饭。
华兴因为饿，没有力气背起箩筐，那箩筐装满草得有20多斤重，因此有时他也会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