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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时候，里和坊所以要严格区分。最重要地原因就是要突出“士农工商”中商人地位的低下。
“士农工商”号称四民，在我国的农业社会时代，长期以来都是社会的主体构成部分。请注意，这是“四民”，贵族和统治者是不包括在内的。
“士”一般是有特殊技艺的平民，当然也是最接近贵族。最有机会成为贵族地，在民众之中，处于最上层的地位。而工也是掌握某些技术的，因此工匠的构成和人群比例，也都相对稳定。
农业社会既然称为农业社会，那“农”当然就是社会的根本基础，历代统治者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为了稳固基础，历代统治者多半采取了一种措施：重农抑商。
在农业社会。其实大量的“工”人们，都是由农民兼职的，专职的工匠与农民地数量比起来很少，而且工匠也都非常辛苦，又需要一定的技术，所以统治阶层从不担心工农之间的转换，最起码在大机器生产没有到来之前，他们是不用考虑工把农给拉走了的。
而士的要求更高，对于没有机会受教育的百姓来说，想成为士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统治者也不用担心这一条。
但唯有“商”这一道，最容易把农业人口转化走。而且商业获得同样的利益，要比从事农业轻松数倍，因此统治者对于弃农经商一种抱着极大的担忧心态。
正因为如此，在宋朝以前，历代都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劝农抑商”。
商人和农、工比起来。最大地特点就是富裕，钱财多。因此，但人家又是正当经营所得，政府无法剥夺，所以就从政治上进行打压。
象秦朝时期，一直到汉武帝时，都还有“发天下七科”的说法，所谓七科。就是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其实仔细一看就可以看出，后四种都是贾人。
“行商坐贾”，在历史上，商和贾其实是不同的，所谓行商，就是专搞流通、批发的那些大商人们，这些商人们的社会地位其实很高。
但“坐贾”就不同了，所谓坐贾，就是在城市坊间摆摊卖东西的小商贩们。很多时候，这些小商贩都是罪犯被“籍没入官”地家属中，发落比较轻的那些，所以政治地位一直很低。正因为如此，秦始皇帝和汉武帝征发的“七科”里，才会有这么多小商贩和小商贩的后裔们。
不光如此，就算是在日常生活中，小商贩们和平民也不能住在一起。小商贩们被集中居住在“坊”里，而普通百姓居住的地方，则被称为“里”。
但在刘常满眼里，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简直就是笑话。
小商小贩们卖的，多半是百姓生活的必需品，现在把商贩集市和居民区完全分开，有地百姓甚至买点盐巴也得跑上几里路，这算什么事儿？
于是在建造长安城里，刘常满特意和魏无相商量，要把坊和里建设在一起。等长安城落成，各地的诸候郡守前去观礼之时，当然就发现了这个情况。
“城中好高髻。城外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城外覆半额；城中好大袖。城外全束帛。”这是一首汉朝的民歌，可见喜欢流行
贵族阶层的习惯，在我国有着极为悠久地传统了。建设，本来就有些作为样板示范城市的意思。
于是很快的，全国各地的城市，都开始放宽了坊和里之间的限制，允许居民区和商业区进行混合，这才有了刘常满在单父城里看到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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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常满还曾经颁下诏令，不管是在哪儿，只要百姓们有需要，都可以向各郡县长官申请，按期在各地举行“墟市”、“草市”，也就是民间自发的物资交流会。
当初刘常满颁布诏令的时候，想的最多的是这样做能够很好的方便百姓。
虽然汉法并不禁止百姓日常聚会，但经过秦代的严酷法律，百姓们的思想，已经被限制得很厉害了。
想想吧，八十年代初，我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不但百姓们心里没底，就连政府官员心里，也都没底，不知道什么东西算是姓“资”，什么东西算是姓“社”呢，刘常满刚即位时民间的心态和这个时候很有些相似。
在秦朝的时候，人们已经在“三人无故聚饮”即为犯罪的日子中过了好多年，现在突然放开政策，百姓们一时之间，根本想不到，噢，原来自发的形成一个小市场，既能方便自己，又能创造额外收入。所以刘常满当时用政策引导了一下。
这样的政策引导显然非常成功，单父城的西门外就是一个草市，左边是牛马市，右边是卖刀具、木叉、盐巴、旧衣服等各种各样物品的人们，临时凑起来的的一个集会，看起来生意还非常兴隆。
而且，刘常满这样的引导，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商业活动中之后，原来那种岐视小商小贩的心态，在民众中大有缓和，而商人的地位虽然还没有实质性的提高，但刘常满相信，在不久之后，人们就会对“四民”一视同仁了。
颁布过女子参政诏后，刘常满心里其实也有些后悔：因为自己做得太莽撞了。
男女平等是需要条件的，那就是男女在经济上都能拥有独立能力。然而在农业种植为主的社会时代，男子的体力条件更好，决定了男子在经济上占有统治地位，女人是无法快速获得和男人一样的地位的。
现代所以能提倡男女平等，实在是因为工业化的发展，使得劳动对体力的需要降到了最低点之故——但实际上，男女依然是不平等的，这一点人人都心知肚明。
“治大国如烹小鲜”呀！老子的话，一点都没有错。做为一个大国的统治者，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得深思熟虑，三思而后行才是。哪怕这样会导致政策有些滞后，哪怕这样会显得过于保守拘谨，可那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象女子参政诏这样的事情，最多也就是天下臣民都象路上遇到的那个大嫂子一样，听完之后哈哈一笑，只当是听了个笑话。
可倘若不是这样的诏令，而是其他诏令呢？会不会引起巨大的变故呢？刘常满心里有时候还真没有把握。
就象这抑商重农的政策吧，历史上实行了上千年，必然有它的原因在内。
刘常满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多聪明，古代的顶尖人物，也绝对不会比现代人笨蛋。很多时候，他们实行的政策，在后世看来很莫名其妙，但在当时，大部分却都是最佳选择，甚至有的时候根本就是唯一选择。
就象儒教，刘常满无论怎么想，都想不出在农业时代，还有什么教派能象儒教这样，创建“君权神授”“大一统”“仁爱”等等学说，来确定君王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确定皇帝管理天下的方法论的。
“可能我也算不得什么大本事的人吧！但只要我小心翼翼的做去，总还是能把我的汉朝，改变得更好的！”看着城内城外们脸上，都洋溢着喜气，刘常满的心里，不禁也高兴起来了。
是呀，单父城比起那个时候来，面积扩大了一倍不止，城里的百姓，也都比秦朝时候，过得看上去好多了。
“不管怎么说，我大汉国的百姓们，比起先前秦国的时候，过得好了数倍吧？嘿嘿，这总该算上有老子的一份功劳才是！”刘常满在心里笑着。
第五卷 盛世
—第十七章 … 小康生活？—
大梁城出来后，一路上虽然是走马观花，刘常满的心高兴。
百姓们生活的变化，甚至不用进入百姓的家中询问，单是看百姓们的房子，脸上的神情，身上的衣裳，出行的车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就象如今我们看电影时候，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生活，一眼就能看出来，那是富裕的生活；而古巴、朝鲜这些国家，几乎就是贫困的代名词，虽然我们连这些国家的电影也不怎么看到，但只要从报纸上时常发布的“古巴近期开始放开国民自行购买手机、个人电脑等物品”，“朝鲜人民共和国发生饥荒，六百万人挨饿”之类的报道中，就可以想象得到它们的情况了。
按照我国后来的区分，国民的生活，可分为温饱以下，温饱，小康，富裕等标准，刘常满不知道现在自己的百姓们，生活水平应该怎么划分，不过好象应该达到温饱是没有问题的吧。
汉朝的百姓们，一天都是只吃两顿饭的——实际上，一直到元朝末年，中国人都是只吃两餐的，据刘常满几次故意闯到百姓家混饭吃得来的印象，百姓们的日子还是过得的。
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刘常满还很小的时候，常常听奶奶叹息道，什么时候能一顿炒上两三个菜，衣裳都穿的确良的，那可就是天堂了。而爷爷当时也还活着，他老人家的最大梦想。就是顿顿能吃上几片牛肉，一天能喝上二两烧酒。
要是照奶奶地标准，刘常满觉得自己这些百姓们，可比八十年代初时候，很多农村的百姓们日子过得好多了。“的确良”布这个时候当然是没有的，可是每人每年用上一两匹绢做做衣服，还是可以的。
至于吃饭时炒的菜，刘常满发现。普通百姓的生活。普通也达到了九十年代时候农村的生活标准——每顿至少能用油炒上一个菜下饭。
刘常满记得很清楚。八四年地时候，地刚刚分产到户不久，农村才能每天吃上一顿白面。八九年刘常满上初中地时候，农村地日子，过得还是极艰苦的。
他出生的地方，就是河南省巩义的山区里，条件当然算是比较差的。不过全国农村拉起来算，刘常满家的地方，当然算得上是中等的了。
可八九年刘常满上初中时候，因为全乡只有乡政府所在地地村子——那时候还没升镇，所以不能叫镇上——有一所初中，而刘常满家离学校有二十多里地，所以当然只能住校。
住校的情况下，吃饭当然也只能在学校内解决了。那时候。学校的大伙房里。每天早上供应的是河南话俗称为“稠糊汤汤”（前一个汤读如糖，后一汤儿话音，读如汤儿）。中午供应面条，晚上供应的是“稀糊汤汤”和馒头。
所谓“糊汤”，是玉米面的俗称，所以稠糊汤汤，其实就是玉米面稠粥，而稀糊汤汤，自然是玉米面稀粥了。那时候的玉米，可远不象现在吃的那样，是去了皮地精细玉米。没有一点油滋润地情况下，那玉米粗难咽得很。
而中午的面条更绝，吃过大伙饭的都知道，一般大伙里卖地面条，多半都是煮成一小段一小段，介乎面糊糊和面条之间的东西了。但刘常满小时候吃的远不止这样，那面条里，根本没有一根菜，就连个菜星也没有，只是纯白色的面条里加了点白盐！
唯有晚上的馒头要好一些。有些朋友说了，那学校怎么安排的，馒头怎么能晚上吃呢？可原来出身农村的学生们都知道，农村的初中，特别是寄宿的初中，晚上要上两节晚息，早上又有一节早自习，还要出早操，活动量大得很，这晚上吃馒头，正是最佳的安排。
要说起来，玉米里没有菜也就罢了，馒头没菜也罢了，可那面条里一点菜星也没有，确实是让人极难下咽的。
刘常满记得很清楚，刚进初中时候，有一个小胖子，胖得那叫一个厉害，学校教学的台阶他都上不去，只能一级一级的挪动。可等到毕业时候，小胖子已经变得跟普通人一样了，可见这学校的伙食减肥效果有多么的上佳。
可那个时候，刘常满从来不觉得学校的饭有什么难吃的，因为家里平时吃的，也是这种白饭，甚至可以说，学校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