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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主意？准是想哄着我给你们跑腿办事。”黄平平聪明地一笑。
众人也笑起来。
“你们现在多少人了？”
“已经一百多人了。而且发展到清华、师大、人大去了。”
“校领导同意吗？”
“凭什么不同意？宪法规定集会、结社自由。”
“爱国主义要从爱家乡开始嘛。不爱家乡，爱国是抽象的。”
…………
“听见了吧，他们大学生在搞同乡会。”黄平平挥手送走他们，带着还没完全消逝的笑意走到李向南身边，“噢，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顾晓鹰。”
“对，你一定要提防他。他周围有一帮干部子弟，很有能量。他们最近也在搞你。”
“搞我干啥？”
“怕你以后当总理接班人吧？”黄平平讽刺道。
“无聊。”
“现在年轻人之间的矛盾，比他们和老头儿们的矛盾还尖锐呢。都以为自己行，都想上去，团团伙伙，争权夺势。”
黄平平说的是事实。变革时期的权力再分配是充满戏剧冲突的。自己不能轻易表示对此的蔑视，那样含着突露锋芒、招致仇嫉的危险；也不能装做愚钝无心，除非他退出政治，否则会自缚手脚。他要对这种现状有充分的估计，要有一个“宣言”，一个在同代人中塑造自己形象的宣言。北京之行的政治行动就准备从此开始。
“中国这么大，谁妨碍谁？”他讲道。
他的话被黄平平打断了。“哎，你看前边，”黄平平拉了他一下，“就是我说的那一帮人。那不是凌海？他们看见咱们了。”
他和他们相遇了。旁边是一层层雪亮灯窗的北京饭店，楼前是一排排的小轿车，大门台阶上是纷沓上下的脚步。一伙人正在七嘴八舌地围着两辆崭新的红色摩托。“货搞到了，怎么过来？——民航不行。”“我去广空看看，不行，看看北空这儿行不行。哎，你他妈的不是有办法吗？”“我去找找‘大头’，走他爸爸的门子试试。”“那十辆汽车呢？”“问题不大，你把买主联系好，是陕西的吧？”“是。价钱还是上次咱们说的。”“哎，那边过来的是黄平平吧？”“她旁边那个男的是谁？”“我认识，李向南。”“是他？”“和他聊聊。”“逗逗他。”
这是一群干部子弟，一看就知道。有的衣冠楚楚，有的穿着很随便，但都有一股子什么都不放在眼里的洒脱和放荡。他们和黄平平显得很熟，她也和他们谈得挺亲热。（她和谁都能亲近到一块儿。这点让他反感。）自己只认识其中一个：凌海。
“向南，刚从改革一线凯旋归来？”凌海随随便便招呼着，带着股玩世不恭的亲热。他个子不高，脸盘黑瘦，穿着件破衬衫，戴着副黑框眼镜，一手扶车把，一手扶车座，斜着身懒散地靠着摩托车，处在人群的中心位置。
“什么凯旋，狼狈了一个月，回来舔伤口来了。”他也笑着回答。入乡随俗，和这些人讲话，多少也要拿出一点放任劲儿。
“我给诸位介绍介绍，这就是今日的政治新星。”
“流星也算不上。”
“流星也比我们这些草民强。”
“你们干什么呢？”他把目光从凌海身上移到周围的七八个人身上，好像和他们也是熟识的朋友。他希望化解自己和他们之间的这种不谐调、不融洽甚至有些隐隐对立的气氛——看这一双双眼睛。
“我们能干什么？搞点蝇头小利。向南，北京有一份‘内参’参你，你已经知道了吧，谁搞的你知道吗？”
“不知道。”
“要不要我告诉你？”
“不必。我不打听他们的情况。”
“你够海量的啊，大家风度。”
“中国这么大，咱们这一代人就是一块儿都上，也要费点劲才能拱出一条路来。”
“算了，别上政治课了。我是草民，对政治不感兴趣。你要彩电，要舞伴，找我，我那儿每星期六晚上有周末俱乐部。”他抬腕看了看表，“向南，平平，你们现在去不去？我那儿肯定已经热闹开了。”
“我刚下火车，还没回家，不去了。”
“你呢，女社会活动家？”
“我等会儿再看吧。”
“向南，你们搞政治的明枪暗箭地去厮杀，败者为寇，胜者为王。你们谁掌权能容我凌海就行。”
“我绝不把枪口指向咱们同一代人。”
“你这就是矫情了。搞政治的还讲这个？搞政治不就是争权吗？”
试图和他们进行正经的谈话是愚蠢可笑的，自己会像个受揶揄的大傻瓜。没有必要再扯下去。但是，必须在一个有力的点上结束这场谈话。
“凌海，不和你多较真了，”他说，“说句亮底儿的话吧，我是两种准备：一个，如果干得顺手，那就干下去，到四十岁时退下来，搞我的战略理论研究，写两本书；一个，如果不顺利，我就算是滚地雷，给大伙儿滚出一个无雷区来。”
“为什么你要对他们来这么一个宣言呢？”
“同代人之间的争权夺势最肮脏可怕。不从里面超脱出来，那就什么也不用干，都完蛋。”
“你这是不是掩护自己的策略呀？”
“……应该说是我的真实思想吧。”其实更是他的策略。
两个人在长安街上继续走着。街上的汽车不那么稠密了。笔直的马路一点点显出宽阔来。路边的树影下，一对对漫步的青年人情投意合地低语着。北京的夜晚从喧嚣中一点点挣脱出来，露出一丝温和与宁静。前面不远处展开海一般宽阔的天安门广场。在朦胧的夜色下，它更显得博大、深远、浩瀚，使人产生一种苍莽的历史感。人民大会堂与历史博物馆东西对峙，雄伟凝重。
“你对他们多提防一点就是了。”黄平平说，“好，我到家了，”她指着右边的南池子大街路口，“一进口就是。不送你了。你从这儿上车吧。”
“再见，谢谢你。”李向南接过旅行袋，又伸出手，“你的报告文学稿要是不太急用，我再借两天，让我父亲看看。说不定我和他还要干一仗呢。”
“祝你胜利。”
第三章
大儿子向南还没回来，李海山有些烦躁。
他看了看写字台上的座钟，已经八点半过了，照理该到了。是火车误点了？他又瞥了一眼写字台上的那张报纸，再一次皱了皱眉。通栏标题是《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这题目就不像话，简直是西方报纸那套哗众取宠的搞法。再好的人加上“新星”两个字，就满身轻浮气了。简直是乱弹琴。小小年纪，小小一个县委书记，刚去没几天就吹成这样，能不夭折吗？他想起了这两天刚看到的那份“内参”，把向南说成那样，实为诬陷。可向南也的确是毛毛躁躁，咎由自取。他手撑写字台慢慢站起来，背着手在他这间卧室兼书房里踱起来。灯光移动着他淡淡的身影。
在写字台斜对面的沙发上坐着秘书小章，膝盖上放着打开的活页夹，拿着钢笔，等待给首长记录。
六十多岁的人，瘦高个儿，有些驼背，短袖白衬衫显得宽大空荡。脚上穿着方口黑布鞋，步履很轻，舒缓地落在水泥地上。走走停停，最后叉着腰在墙上一张五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前站住。两颊凹陷的脸上目光矍铄锐利，露出军人的风度——每当他回忆过去时，目光里就多一些军人气质。
小章扶了一下黑框眼镜：“李部长，您刚才讲到黑虎岭突围后的晚上了。”李海山过去是部长，现在中纪委，跟了他多年的秘书还沿用着旧的称呼。
李海山看着地图，只是“嗯”了一声，表示都知道。
他正在写回忆录。这些年他越来越喜欢回忆。是不是年纪大了，人就容易沉陷于往事之回想呢？自从离开了主持一个部繁多工作的职位，他就有了正在退出舞台的感觉。这是一种他不愿承认的可怕而巨大的冷清感。他的目光离开地图，移到墙上一条横幅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是他最近才写了挂上的。只能志在千里，不能行之千里。老骥伏枥，面对着新的现实。他要抓紧写他的回忆录。
他走出房门来到客厅，客厅不知何时已经变得空空荡荡，散乱地摆放着椅子、凳子，只有那架二十四英寸的大彩电还在红火热闹地演着一个年轻男女调情说笑的电视剧。
“红红。”他叫道。
“哎。”客厅另一侧，与他的卧室（东偏房）相对称的西偏房里传来外孙女绵细好听的声音。
“谁开的电视？”
“刚才舅舅领着一群人在这儿来的。”
李海山关了电视。站在敞开的客厅门口往外望了望，东西厢房各有几个窗亮着灯。东厢房亮着灯的是小女儿结婚后的住房。西厢房内，今天是周末，小儿子向东从大学回来，正领着一群年轻人在闹腾，笑语喧哗，玻璃窗都快震碎了。还有几个窗户黑着，有一间已经收拾好，准备大儿子今晚回来住的。
隔着当院那棵黑苍苍的槐树，对面街门黑洞洞的。向南还没有回来。
他有四个孩子。老大是女儿，李文静，老二是儿子，李向南，这是第一个妻子留下的；老三是小女儿，李文敏，老四是小儿子，李向东，这是第二个妻子留下的。两个妻子先后病故。他把感情都放在了儿女身上。可儿女们一个个不称他心，让他烦恼。四个孩子中，他惟有对大儿子向南还比较寄予厚望。可现在向南也让他担心、生气。
他推门进了外孙女的房间，红红正趴在桌上看一本科学画报：“红红，作业完了？”
“嗯，我看课外书呢。”红红抬起俊秀的圆脸。
“来，到姥爷屋来。”
“又听您讲故事？”
“愿意听吗？”李海山慈祥地笑着。他很喜欢这个刚上初一的外孙女。大女儿十几年前结婚，不久就离了婚，这个孩子一直放在李海山身边。他最愿意一边给外孙女讲，一边让秘书小章记。这样回忆最有兴致，脑子也格外好用。
“我今天不听了，姥爷。”
“为什么，你作业不是做完了吗？”
“我……”红红抬起水灵的细长眼，欲言又止。
“不舒服？”
“没有。”
“那走吧，你不是一直最爱听姥爷讲故事吗？”李海山亲昵地拍着外孙女的肩膀。
“姥爷，我……今天不想听。”
“为什么不想听了？”李海山问。
“我……”红红支吾着，垂下眼睛，“早就不想听了。”
李海山愕然了：“为什么？”
“姥爷，我已经长大了呀。”
李海山如雷轰顶，一下呆住了。半晌，他有些愣怔地看着外孙女，问道：“大了，就不想听革命传统故事了？”
“你老讲那些，我都听过好几遍了。”红红轻声嘟囔着。
“多听几遍不好？”
“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呢，我还要学好多课外知识。要不，我的知识结构会跟不上形势的。”红红说完，眼睛一眨一眨地瞧着李海山。
“知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