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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进来那天就没服过，硬说我“认罪伏法”。他们当初判我，现在改判我，都不根据事实，怎么弄我都有理。我看没嘛戏了。可是我接着又写份申诉书递上去，咱不申诉，就落个真的“认罪伏法”了。
二件事，八０年三月我的申诉材料再次被驳回，原话是：
“你的申诉材料收悉，经本院复查，根据你所犯罪的主要事实，处理得当，对你的申诉，予以驳回。”
我的心又凉了。要再坐十二年牢，我得九二年才能出来，那时候我坐在您面前，将近六十岁了，另一副模样儿了！
可更稀奇的事还在后边。这次驳回没过多久，我忽然被宣布“无罪释放”。我讲这变化——
十月里一天，法院忽然来两个人找我，说要复查我的脚伤。就是当年在六０九事件中我的脚被扎破的伤口，问我还有没有痕迹。
我说：“男人都有脚气，总脱皮，又过了十一年，哪能还有。”
他们非要看，我脱下鞋给他们看，真的没有了。我又想，他们不会凭白无故验我脚，我的死案便透进了一线光明。我马上说：“你们对脚伤挺有兴趣，我提点旁证行吗？我还有这只脚当时穿的袜子，上边有那破瓶子扎破的洞。”
他们很惊讶，说：“十多年，当时的袜子你还留着？”
我说，这袜子原先撂在家，后来家里送来穿。一次打完球，狱里有个坏小子跟我捣乱，把我一只鞋连袜子扔了，剩下的正巧是这只。单只袜子没法穿，便塞在包里，留着缝东西时拆线用。
他俩像发现嘛宝贝似的，叫我快拿来，我拿来一穿，弹力袜给脚一撑，那个破洞明显在受伤的位置。他俩马上把位置画下来，拿走袜子。很明白了——如果能证明我脚确实受过伤，后边打死人就没我的事了，我有点激动，说：“问个问题行吗？”
“你说。”
“我奇怪了，我曾经提到过一个证人，就是武斗那天我从推土机救下来的那个司机，挺大的个子，当时他满头满脸血，记不清嘛模样。是我把他带回厂，叫医务室的厂医绘他上的药。他当时面临生死，我救了他，他印象肯定相当深，不会不记着我。为嘛这证人一直没出现？”
法院这两人说：“昨天我们见到他了，他说他不记得你了。”
我说：“不可能。”
他们说：“你设身处地想想，当时他什么处境？他和你不一样，他是俘虏，心里恐慌，又绘打懵了，还不知你们会怎么处置他呢，怎么可能记住你？告诉你，他的话对你有利的，只有一点，就是他还记得当时给弄上一辆车，送到一个单位的医务室上过药。”
我想，也对。又问道：“我回厂时同车还有一个到我们组织来串连来的学生呢！”
他们笑了，说：“不是一个，是两个。你说的那个现在新疆，我们去过了，他已经给你出证了。”
我再问：“我们厂还有一大帮人能给我作证，他们都死了？”
他们说：“你将来回去问问，他们当初都是怎么说的吧。像你这种文化大革命案……”
我突然截住他的话，火了，说：“你打住！”
他们很奇怪，问我：“为什么？”
我说：“你别说文化大革命案，我受不了！嘛叫文化大革命案？三五反，反资本家，肃反，抓反革命，四清，搞四不清分子，文化大革命到底谁对谁？两派人你打我，我打你，往死处打，为嘛？情杀？仇杀？谋杀？虽然六０九那人不是我打死的，可这人究竟死了。为嘛？你问那真正的凶手，我料他准说不明白。你就是把毛主席叫来，别看他伟大，叫他说，他也说不清！”
他俩没话可答，只说：“你要保重身体，我们一定给你弄清楚……”就走了。
一听这话，我心里有根，案要翻了。因为那时很多文革期间被屈打入狱的，蹲在牢里早绝望了，一旦宣布无罪，咕咚一下人完了，要不心脏猛烈地蹦蹦一跳，瘫了。大起大落，忽死忽生，人受不住。我那监狱就出过很多这类事儿，后来人家有经验了，事先暗示你一下，垫个底儿，好缓冲一下。
果然，没过几天，我被叫到前监。法院来人，我们厂里也来人。法官说：“全体起立。”还对我说一句，“你把扶桌子的手放下去，站好。”然后宣布一张《裁定书》。原文是：
“×××因打人致死一案，经×××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七二年十月十三日判决无期徒刑。经判定，×××打人致死，无实据，不能认定，撤销原判，宣告无罪释放。”
法官念完，露出笑脸。屋于外边围着的一大群犯人看到后，都喊起来：“有戏！”
法官对我说：“自你被捕那天起，直到今天，所有扣发工资一律补发。因为国家目前财政困难，你的级别暂时还不能提，以后看机会再解决吧。记着，回单位不准找领导算账，账要记在‘四人帮’身上。这次为复查你的事，你们单位领导帮了很大忙。有什么思想解不开的，可以直接找我们法院来谈，好吧！”
随后，叫我去后监拿东西，跟厂里人回厂，厂里派车接我来了。我回到牢房，把那些破破烂烂东西全分给大伙。这就走出凭白无故关了我整整十一年的监狱。滋味？没嘛滋味，我控制住自己，咱是汉子，没罪。进来是叫他们硬弄进来的，出来是咱自己两条腿定出去的。
回厂后，那帮弟兄跟我一见，我模样大变，当初挺神气的小伙子，如今这副吊死鬼似的德性，他们都忏悔了，挺尴尬。我说：
“算了，我当初没跑出来，要是跑出来，你们都别想活，现在咱恩恩怨怨全结了。”
往后再一细说，真不能怪他们。
原来把我关进监狱那天，也把他们全都弄去，使出各种招儿逼他们。监狱里人上刑时鸡哇喊叫的声音，吓得他们心里发毛。军代表还把他们老婆孩子、老爹老娘全弄去，叫家里人跟他们哭，闹着让他们跟我划清界线。他们就顺秤爬了，人家怎么引就怎么说，最后编成那个弥天大谎才放了他们。可如果他们顶着，结局恐怕跟我差不多。
我们厂的厂医那姑娘真不错，她当时给我治的脚伤，坚持给我出证。单位领导就把她调出医务室，在厂里调来调去，挤得她远离高飞，调到北京林业部。法院最后复查我的问题时，去北京找到她，她就哭了，拿出一张当年为我出的证，说：“当时我妈妈对我说，那小伙子肯定死了，可是不能死在咱手里，你得说实话。我照实写了这张证词，可放在我这里十年了，为嘛他们不要呢……”我几次想找到她，当面谢她，不是谢她这个人，是谢她这颗良心。那时碰到这种事，能做到这一步的人不多。后来听说她去澳门了。
我那贴身护卫是个倒霉蛋。军代表审他时，允他了，只要照他们编的那套说，保证不判他。可宣判我时，连他一块判了，判他十五年徒刑。那天宣判完事，我俩前后被押出来，他大骂：“妈的，说好不判我，又判我，根本没那回事儿。”
押他的警察说：“住嘴，你早干嘛去了！”
我也不怪他了，他也冤枉，和我一样无缘无故坐了十一年监狱，也是跟我同一天放出来的。
据说他被关进监狱以后，他父亲曾经设法从医院找到那个死者的死亡报告，并打听到死者没有火化，土葬的，就要求开棺验尸，验验死者头骨是否是用消防钩打开的，可当时不受理。“四人帮”完蛋后，××纺织厂清查文革问题时，又把这事情折腾出来，说六０九死的那人，是我们本厂对立面用小口径步枪打死的，凶手在我们厂，电车公司那两个人是冤的。
但很长时间一直按着这事没动，他们也不知道阻力究竟在哪儿。
后来又听说，早在抓我之前，这个厂已经搞出眉目，但突然这事一拐，就硬扯到我身上来。我总琢磨这事，觉得是个阴谋，小阴谋外边还套着一个很大的阴谋。却又不肯信，如果真是个阴谋，咱不就纯粹成了牺牲品？
我至死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牺牲品。不然，咱这辈子不就更没劲了吗？
***任何人都是牺牲品——这就是那个奇特的时代。***
第24章 忏悔录
1966年19岁 女
B市某歌舞团演员
我爸爸被打成右派时我十三岁——我给他写了一封居然没有称呼的狠巴巴的信——他在北大荒用放大镜在画报的剧照上寻找我——六一年爸爸饿死——他的遗言像一条鞭子——每次谢幕都是给爸爸鞠躬——他肯定听见我的忏悔了
哎，作家，我问你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不能重活一次？这是谁定的？人如果真的能重新活上一遍，准能活得没有失误，活得聪明而真实，活得不留下任何遗憾，但为什么偏偏你只能活一次悔恨重重，无从弥补，愈活愈沉重，最后不是死了叫人埋进黄土，而是沉重的心把自己压到土里边去。我多想重活呀，哎，这是不是唯心主义者的自寻烦恼。不，不！如果你欠活人的债，可以想办法去偿还，但如果你欠的是一个死人的呢？那就注定无法挽回，一辈子带着愧疚，如同手里攥一笔无处偿还的债，背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一天天走下去。你作家的天职不是抚慰人心头的创痛吗？你说人碰上这种苦恼该怎么解脱？嘿，作家也没辙了吧。有人说，因为人生是一次性的，所以注定人是悲剧性的，你说对吗？既然悲剧是天定的，命定的，那只有认了；认了就是忍了，忍到死去那天思恩怨怨全都了结，是吧……我是不是开头就把话说糊涂了，东一榔头西一斧子，存心叫您摸不着头脑，自然不是！我也不知道现在心里边为什么又乱起来，其实早在八宝山那次我就平静多了。八宝山那次？对，那是给我可怜的色爸开追悼会。
我爸爸被打成右派时我十三岁。正在舞蹈学校上培训班。这培训班是国家一流的，目标是培养舞蹈尖子。我有舞蹈天赋，是。
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对爸爸能有多少理解？我哪里知道他在抗日期间，曾在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演剧队——桂林新中国剧社工作，积极宣传抗日，更不知道湘桂大撤退后，爸爸他们千辛万苦，转移到昆明，常常半饥半饱站在舞台上为了唤醒民众，保家卫国……在我的记忆里，我整天在叔叔阿姨们的怀里，被轮换地抱来抱去，他们教我唱歌。我像只惹人疼爱的小猫儿。爸爸呢，他是最好的人，也是最爱我的人。我说他好，就凭着所有人看爸爸时的眼神——信赖、喜爱、尊敬，这是一种直觉；我说他最爱我，也是凭着他看我时的眼神——疼爱、鼓励、信赖，时时还闪出令人兴奋的爱的激情。这也是一种直觉。直觉是孩子判断世界的唯一方式，往往最准。
你想想看，如果别人说我爸爸是坏蛋，我会怎么反应？当然会坚决反对，可是很快又完全相信了。为什么？因为我那时太简单、太纯洁、太天真了。我十三岁呀，老师们认为我还要小得多。我们在院子里上课学习戏剧的“起霸”和“趟马功”，腿绷不直，老师气得把手中的鞭子在空中挥舞，吓唬我。我呢，反而把鞭子抽落的海棠偷偷放进嘴里。因为我天真可爱，又有很好的跳舞天资，培训班把我当做宝贝和尖子。还常叫我去参加国家的一些重大外事活动，向外国首脑献花。记得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击中山公园游玩，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