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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她也去巴黎，把我留在黑岩公寓里。我等着。她回来了。她不愿意让我露面。她说：“这没必要。您在巴黎没事可做。您在这里很好。你在这个美丽的套间里什么事都不用干。”
她把我关在那个漆黑的房间里。不能忍受别人看到我。她想成为我最爱的人。惟一的至爱。没有人能取代。我也同样，成为她最爱的人。
我们两情相悦。
我们永远两情相悦。
我们永远两情相悦（2）
我们绝对两情相悦。我们永远永远，永远的永远两情相悦。人们知道这一点，但不说。尤其不能说，只能写，写书，写故事，爱情故事。活着好像是为了写书，但我们知道，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并不是因此而写作。然而，应该经历这点，经历在特鲁维尔的这种生活。一起生活、吵架，尽最大可能给对方造成伤害，好像这必不可少，应该这样。我不怎么明白。但她既然这样做，这样说，那一定是真的了。我一无所知。我糊涂了。我再也看不见写出来的书与这个故事有什么区别，看不见她和我之间这场爱情。她说：“没什么要弄明白的，快别这样了，别老是像孩子那样。”
我们去买埃尔韦 · 维拉尔的唱片《卡布里，完了》。她很喜欢。她说：“这是世界上最好听的歌。”我们唱着歌。黑岩公寓除了我们，一个人都没有。我们一唱就是几个小时。突然，歌声停止了：“扬，我们去勒阿弗尔逛逛，看看勒阿弗尔港的灯光。”
有天晚上，我不知道是怎么开始的，她把我的东西都塞进一个手提箱里，把箱子从窗口扔了出去。她说：“我再也忍受不了您了。您必须立即走，回康城去。就这样。”她跟我拥抱告别。我走出去，在院子里捡起手提箱。我走了。她站在栏杆上，喊道：“扬，接住！”她扔了个东西下来，原来是埃尔韦 · 维拉尔的唱片。
我一直走到多维尔车站。当时应该已是半夜，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去康城，去火车站旁边的都市旅店。我看着唱片的封套，看着埃尔韦 · 维拉尔的照片，看着写在上面的字：再见了，扬，永远再见了。她还签了名：玛格丽特。我打电话去黑岩公寓。
她说：“不，这太难了，我再也忍受不了您了，结束了，别再回来。”
第二天早上，我坐出租车回去。我敲门，她开了门。她说：“我把您赶了出去，您又回来了。您没有一点自尊。人到了这种地步真是不可思议，难以置信。”我们拥抱，喝了杯红酒。她说：“我希望您没有忘记那张唱片。”
我们又开始唱起《卡布里，完了》来，在黑岩公寓唱了许多次。“没有比它更好的了。”她说。
我到母亲那里去了三天。当时，母亲和继父住在德塞夫勒。母亲立即就明白了这是一个永远也不会结束的故事。奇怪的是，她觉得这很正常，完全正常，好像显而易见，必不可少。她当时没有说，后来才告诉我。
我回到了特鲁维尔。我们约好在火车站附近一家叫诺西亚的酒吧里见面。她来了。化了妆。脸上扑了厚厚的粉，嘴唇涂得红红的，很艳，像个妓女。她微笑着，像是一百岁，一千岁，也像是十五岁半，她要过河，中国人的那辆非常漂亮的小轿车将载着她穿过稻田，直至西贡的沙瑟卢－洛巴中学1。
我们在那儿喝着红酒。她说：“我要带您去看看巴尔纳维尔－拉贝尔特朗。拉贝尔特朗，我很喜欢这个名字。”
她问：“您爱我吗？”我没有回答。我无法回答。她说：“如果我不是杜拉斯，您决不会看我一眼。”我没有回答。我无法回答。她说：“您爱的人不是我，而是杜拉斯，爱的是我写的东西。”她说：“您写‘我不爱玛格丽特’。”她递给我一支钢笔、一张纸，说：“写吧，照写就行了。”我不能写。我没有写她要我写的东西，没有写她不愿意读到的东西。她说：“扬，要是我一本书都没有写过，您还会爱我吗？”我低下头，没有回答。我无法回答。她说：“可您是谁呀？我不认识您，我不知道您是谁，不知道您跟我在这里干什么。也许是为了钱。我先告诉你，您什么都得不到的，我什么都不会给您。我了解那些骗子。别想骗我。”
沉默。
她说：“这肯定是碰巧让我遇上的。这样一个家伙，一言不发，什么话都不说，什么都不懂，一无所知。让我遇上这事，是我运气不好。可您不要再呆在这里了，您从哪来回哪去吧！我受够了，您在这里没有任何事情可做。我不认识您，我不知道您是谁。”
这种情形经常发生。她忍受不了我，也忍受不了自己。她把我赶出家门，并威胁我：“您在这里一无所有。一切都是我的，一切。您听见了，钱是我的，我一分都不会给您的，一分都不给。您什么都没有，您是个头号废物。”
她不明白我为什么赖着不走，为什么要留下来，和她一起，单独和她一起。她单独地和我在一起。有时，真让人受不了，她想打烂一切，破坏一切，摧毁我，想打我，骂我，让我死，杀死我。她说：“我想杀人。”她不说“我想杀你”，而是说“我想杀人”。真让人受不了。她心里十分明白，什么都明白。这种清醒非常残忍。全世界都变得残忍了，整个世界都变成一种痛苦。我也如此，因为她看见我在那儿，她看见了我。有时，她再也不想看见我的存在。她不认识这个人，却知道这个人是我。她再也不想见我，她想杀人，想自杀，想死，她想看到我和她一起死。她想消失。但愿痛苦能够消失，但愿我能让她停止痛苦。我不知不觉地给她造成了一些痛苦，自己却一点都不知道。我造成了痛苦，就像一种瞬间产生的悲伤。
当您看着我时，那就是一种粗暴的再见。
我不属于任何人。我在那里毫无用处。
她说：“我忍受不了的，是您的生存原则本身。您让人接受不了。”
我别无选择，她也别无选择。这种伤害，这种痛苦是必需的，应该无视这种无可救药的孤独带来的剧痛，写字，写东西。不要文学，要别的东西，试图弄懂我的什么东西，弄懂看着她这张脸的什么东西。它看见了她的什么东西。有时，她忍受不了。然而，我们留下了，两人都关在特鲁维尔黑岩公寓的那个漆黑的房间里。晚上，开着车沿海向布隆维尔驶去。她说：“看！您看那团漆黑的东西，那么黑。您听那声音响个不停，那东西一动不动，看，我把它叫做‘东西’。那是一股水。周围是陆地。”
她补充说：“‘那东西’，这样叫没错吧？嗯？”
我们一起关在家中写作。我在那里用打字机打着词、句，我不想弄懂打的是什么东西，只是尽量快打，免得忘词，得跟上口述的速度。在那个时候，我这样说吧，有个第三者在我们身边。我们不复存在了。再也没有名字了，再也没有作者的名字了，只有正在产生的作品。那是一种激情，一种与美并没有联系的激情，不，不仅如此，我不相信。不如这样说吧，那是一种真实的激情。某种真实的东西正说出来，写出来。永远写出来。某种真实的东西，千年的真实，某种她和我立即就认出来的东西，某种对我而说的东西，她知道可以对我，只有对我一个人说的东西。
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我们永远两情相悦（3）
她不知道谁在写。直至最后一天，她还这样说：“我不知道谁在写。我不知道写作是什么东西。”然而，她在写，她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在写，甚至当她不写时她也在写。她看见了某种东西。她忍不住，她知道这没必要，写作永远代替不了绝对，上帝永远无法企及。然而，还是应该写，尝试这种日常的谦卑工作，写作，试图找到那个词。首先口述，接着就看见了。写完后，她重读了一遍，说：“写这样的东西，我感到心里不安呢！”
我什么都没说，我听她说她自己的话，当时正在写《死亡的疾病》。
太难写了，她的精神非常集中。她寻找着那个词，找到了，她破坏句子，寻找别的东西，别的词，一个标点。写一页我得打上十来页。有时，那声音不太清楚，我怕没有听清哪个词。我不敢让她重复，便自己对付。我打着字，她寻找要找的字。书写成了，有进展了。她说：“我相信我能写成。我还不太肯定，但这会成为一本书的。一件从来没有做成过的事。”
每次都是最伟大的书。她说：“我相信到此为止了。写完这本书后，我再也写不出东西来了。已经结束了，这太可怕了。但与此同时，我也将摆脱这种苦差使了。”
后来，她又开始写。每次都像是一种甜蜜的痛苦，躲也躲不了。她写了，她没办法。而我呢，我等在那里，一言不发，我等着。我在那里就是为了那些将要写出来的词，为了那些全世界的读者都将读到的词。我在那里也是为了她，为了这个孤独的女人。她愿意独自跟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愿意白天黑夜的每一秒都成为我最爱的人。
除了我，世界上空无一人。事实上，您是我最喜欢的人，我也是您最喜欢的人，胜于世上的任何东西。我们在那里共同生活，是的，永远在一起。但我们也知道，时间流逝。时间已经流逝。我们还剩下一些时间，必须写些什么，说些什么。我们不知道说什么。勇往直前。爱。爱得更热烈。爱谁？爱您，爱我。是的，爱得更热烈。
我们不知道。您和我，我们所知道的是：我们相爱。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多么动人的故事！多么伟大的爱情！我们不在一起生活，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得不一起生活，因为我们越来越相爱。
我这样说：在这种神奇相遇中，在从此以后出了名的“80年夏”，有一种声音。她的声音。完整的说话方式，去寻找字句，找到正确的、真正的字句的方式，并经过冷静的思考，让这些字句呼之欲出。
我听她说话，听了好几个小时。我听见了什么东西，看见了什么东西。我很快就发现，日常生活中的声音（让我们说日常用语的声音吧），口述文章的声音，正在写作的声音，试图看到某种东西，叫出某种东西，每时每刻都试图存在，存在于真实中的声音，它们之间并没有区别。这是一种努力，一种张力，一种痛苦，一种随时随刻都存在的魅力。
比如，她说“我们去图克”。我很喜欢她说“图克”这个词的方式，我对她说：“再跟我说一遍。”她笑了，又说了一遍，为了我，也为了她自己，把这个词又重复了一遍：图克。
她说话时，好像在创造这个词。而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好像以前从来没有人说过，从来没有。那是一些简单的词，陈旧的词，日常用语，廉价的故事。讷韦尔1少女在广岛。好像只有这样普通、平凡才能使词、句和阅读具有魅力。
应邀朗读作品。
当她在电影《大西洋人》中朗读作品时，她既是这些文字的作者，也是自己的声音的作者。一种让人赞美而又令人不安的巧合，好像她对自己写出来的这些文字理解得更深了。重新创造文字，是的，好像简单的词意味深长，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