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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多数人对统治阶层并不羡慕，哪怕是一个领主的事务也不希求，因为这种职位只会带来烦恼、痛苦和极微薄的酬金。贵族和领主的真正享受，就是在完成了特别困难的事项之后的满意心情……我们的生活是非常稳定的。我们不是生活在贫困中，我们的家很舒适。我们没有多余的奢侈品，可生活得也很好。能够看到我们并不羡慕贵族的生活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人说贵族制度使我们堕落，但堕落的是贵族他们自己。我们愿意把政治、经济问题让负责这些公事的人去解决，谢天谢地这些公事不是我们的。
这似乎又是另一种神话，十分动听，但也虚伪得令人难以置信。即使宗教意识能使西藏不同阶层的个人之间互施慈悲，至少并非普遍敌对和残暴，却不能断定西藏的社会制度就因此也那么慈祥。阶级之间的压迫有时正是通过制度进行，压迫者可以躲在制度（那同样是被神圣宗教认可的）后面，不必以个人身份实施压迫，从而不必担心宗教惩罚和神意谴责。确实，西藏凡属难以理喻的野蛮和残暴行为，大部分都是在符合宗教逻辑的前提下才可能发生。不管从共产党的角度还是从西方民主社会的角度，以今天的眼光看，传统西藏社会肯定存在阶级压迫和对基本人权标准的违背。西藏农奴对领主的人身依附，除了因为没有土地或生产资料造成的不得已，其人身自由也受限制。他们可以被主人当礼物赠送或“出租”给别的领主 ；也可以被主人强行拆散家庭，分配到其他人家充当“增差者” ；庄园属民在没有丧失劳动能力之前不允许擅自迁徒；不同属主的农奴婚姻常常受怕自己农奴外流的领主限制；如果不同属主的农奴生了孩子，生男随父，也就是归父亲所属的领主，生女随母，即归母亲所属的领主，孩子成了主人之间的财产分割。身为朗生的农奴更具有奴隶性质，可以被领主买卖，世代为奴，终日劳动而无收入 。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帮助中共“平叛”而被挖掉双眼的藏北牧民布德，对他当牧工的生活是这样回忆的：
我从8岁开始给牧主放牧，一直干到13岁。小时候留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饥饿。牧主叫果娃布鲁，常常是干了一天的活。却不给一点东西吃。夏天，最好的时候是给“拉达水”。是做酸奶滤下的水。冬天，遇上牲口死了，可以吃到死肉。偶尔给一点糌粑，还是用油莱籽榨油剩下的渣滓掺上一点青稞做的。夏天还好，草原上有然巴草籽，还能挖到人参果，都可以充饥。到了冬天可就惨了。一次，果娃布鲁见我饿得站不住了，硬叫我吃大便。还有一次，我因为年纪小，放牧的时候没有把奶牛和小牛犊分开。晚上牧归以后，母牛挤不出奶，牧主把我狠狠地揍了一顿，赶出帐蓬。我一个人在山洞里住了8天。当时家里只有母亲，她也给牧主家里放牧，各放各的羊群，很少见面。我没有父亲，我的父亲是谁。我到今天还不知道。家里除了母亲。还有一个舅舅，因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小时候，经常挨打，我们那的草原上有一种植物叫“杂马洛”，拉萨地区管它叫“萨包”，上面长着又尖又硬的刺，打在身上又疼又麻，牧主不高兴了，就拿它打我的屈股，还要脱下裤子打。要不，就拿牛皮板子打耳光。那时候，生存条件是很差的，而牧主苛刻地要求我们不准死掉一头牲口，苦难折磨得我皮包着骨头。13岁那年，生活略微发生了一点变化。宗本土登——也就是县太爷吧，叫我到他家当佣人。年长了一些了，生活经验也就多一些了，但在他家还是非人的待遇。土登这个人非常挑剔，有一回，我在喂马的时候。他挑刺说我给的量不合适，就用皮板子抽我的脸，打了100多下，脸肿得老高，那年我才十五岁。
另一位名叫次仁拉姆的西藏人，过去是贵族庄园的朗生，她这样回忆自己的过去：
小时候的事情还记得。父母是放牧的朗生，几乎常年住在山上。我生下来就是领主家的朗生，６岁那年，父母把我送到庄园里报到，便开始学做家务。６岁时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每天早上醒来，身子底下总尿得湿湿的。我就睡在门背后，铺盖是妈妈给的一块旧牛毛片，夜里常常被冻醒。有时就偎在牛圈、马圈或草垛里，有一回被主人看见了，大声呵斥我：你睡在这，我们家的马要得感冒！刚开始干活的时候经常挨打，地扫不干净、碗刷不干净都要打一顿，那时我还不会数数，为这个也挨过打。主人每天给发两木勺糌耙，哪能吃得饱啊。８岁以后开始上山砍柴火，每天背个筐子。拿个小斧头。山上野果子多极了，摘下来，收起来，带回去和糌粑揉在一起吃。那时，喝不上酥油茶，有一种草叫“波布日甲”，喝这种草熬的茶。经常要想念爸爸妈妈，大一点就明白根本见不上他们，只好在没人的地方偷偷地哭几声。12岁那年领主死了，女主人德庆白珍要搬家，走之前，把爸爸妈妈转卖给当地另外一家领主。记得当时我身上只披着一块破毡片，阿妈心疼地脱下自己的衣服，披在我的身上。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爸爸妈妈。民主改革以后，我才打听到父母已经病死了。妹妹也在７、８岁的时候病死了。桑嘎庄园在雅鲁藏布江北岸，是个挺大的庄园，有１４个朗生，２０多户差巴（佃户），庄园主除了德庆曲珍以外．还有她的妹妹次丹吉宗和妹夫。到那就让我干成人的活儿了，放牛、挤奶、打酥油，而打酥油的最后一道——捞油却是他们自己干，怕我们偷吃。白天从天一亮就开始干活，一直干到天黑。夜里要捻毛线，给我们规定细线每天要捻３索，粗线每天要捻５索。晚上捻线的时候，常常是困倦得睁不开眼睛。有一次，我不自主地打了一个瞌睡，正在一旁监工的次丹吉宗抄起捻线用的梭子，用力在我下巴上戳了一下，鲜血顿时从戳破的小洞里汨汨地流出来。这不是？留下了疤痕。她们姐妹俩和吉宗的丈夫都经常打我，用鞭子、棍子打，抽耳光，最轻是脱下鞋子打。我在桑嘎给领主干了２１年解放前我生过两个孩子……孩子出生前，我没有休息过一天，只是在快要生了，肚子疼得不行了，才能停下手里的活。洛桑索朗生在牛圈里，像他的妈妈一样。白天干活期间，领主不允许回去去喂奶，饿得孩子哭个不停。一次，孩子哭的时候；领主的亲信竟把烂鞋子塞进孩子的嘴里。……那时心里总是不平：为什么老爷不劳动却能够花天酒地？为什么奴隶拼死拼活还不如一条狗？难道这就是命？我曾经想逃跑，也和其他朗生提起这个念头，可听说走到哪儿都是这样，被抓回来还要加倍地惩罚，只好打消这个念头。
今天在西藏旅行，每到一座稍有历史的县城，肯定可以看见一处矗立在山顶已成废墟的建筑群。那就是当年的宗政府。尽管山顶风大寒冷，并不是最舒服的地方，但那是西藏传统中的一部分──地位高的人必定要居于高的位置，所以西藏的官府和大多数重要的寺庙，都必定选择居高临下的地势。这样一种建筑思想使西藏产生了诸如布达拉宫那样伟大辉煌的建筑，成为西藏人文景观一种极有审美价值的特色（即使今天变成了废墟也动人心魄），然而仅为此一象征性的威严，世世代代的西藏老百姓要付出无数艰苦的劳役。山顶所需要的一切都需要从山下往上背。位于西藏西部边境的普兰县，仅为山顶的宗政府和贤柏林寺背水一项，当年就需要五十多人，长年累月，天天不停。西藏缺氧，爬山是很累的，更不要说背着满满的水桶。普兰的“宗山”（宗政府所在的山）特别高。一个当地藏人跟我说，他的姐姐过去服差役，为贤柏林寺背了七年水，每天八趟，一趟至少一个多小时，头发都被背带磨光了（普兰一带的妇女背东西时把背带顶在额头），背也磨烂了。背水的女人都这样。如果不是共产党在1959年搞了民主改革，他姐姐还得一直背下去，那里的人已经背了世世代代。旧西藏的差役对藏人百姓是非常沉重的负担。一份调查材料统计了当时的差役种类共1892项，还声明是不完全统计 。那时的税种也是五花八门，不可思议，在野外生火烧茶要收“烧地税”，在家里烧火要收“冒烟税”；民国赴藏专使黄慕松在他写的《使藏纪程》中亦记载了一个奇特税种：“西藏前因购办军械，有所谓‘耳朵税’，凡有耳之动物，如人，如马，月征两藏卡，倘不交纳，则割耳示罚，诚苛杂者中之奇特者矣” ；一年到头名目繁多的宗教活动和大小寺庙举行的法会，都要每户按人头摊派钱、粮、酥油、茶叶和烧柴。在普兰县霍尔区，我问招待所的藏族女服务员她在旧西藏的生活怎么样。她的回答直截了当：“要是旧社会我早就没了，连骨头都没了。”那天夜里她在牛粪火炉旁给我讲了很多。她说那时只有一件破烂的藏袍，没有裤子穿，冬天她的小腿总是冻烂的，天冷时从来都是跪着睡觉。她边说边学那姿势，两腿和双臂缩在胸前，把身子蜷成一团──那种姿势可以把散热面积减到最小，烂了的藏袍也能把身上都盖严些。“我那时身上黑黑的，脏东西厚厚的，就跟这个一样！”她说着用手指牛粪炉上烧着的水壶。“头发上的虱子蛋白白的，袍子里面的虱子一抓就一把。”那时我正带着一本黄慕松的使藏日记路上读，当晚看的一段有记述那时西藏迎接贵宾的旅舍，完全是另一番情形：
康藏风俗为贵显设备旅舍，备极辉煌，四壁皆用黄缎帐幔，屋顶悬宝盖，或为黄缎绣龙，或各色花绸，大炕上铺虎豹皮，正中置蓝边黄绸靠垫，或绣龙凤，则为至贵。地板以及门前下舆下马之处，均铺地毯，如此方足以表示尊贵。虽为十足之东方色彩，惟不能脱封建之意义耳。
3、“翻身”
中共最终明白，由于没有阶级斗争，传统西藏社会是凝聚为一个整体，统一在宗教和民族旗帜下的。那两面旗帜都举在西藏上层社会手中，外来的汉人是无论如何抢不到手的。因此要想分化西藏社会，争取底层藏人，中共必须另外树起一面举在自己手中的旗帜。那就是在藏民族中发动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共产党的专长。如果变成以阶级划分世界，西藏的民族与宗教的一体性就被打破。哪个民族都有穷人和富人，都有压迫和剥削。而不分民族，天下穷人应该是一家，富人都是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