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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在‘五项要求’上签字，你们知道了吗？”陈丕显心中有气，就往电话里发泄。陈丕显向陈伯达提出一系列为什么：“原先中央说过不承认建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为什么张春桥承认了？卧轨拦车，明明是破坏交通，为什么张春桥承认这是‘革命行动’？张春桥在签字之前，为什么不与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
为什么他反而说，一切后果要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
陈伯达的答复，像做大报告似的，从宪法规定工人有结社自由讲起，一直讲到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他冗长的回话，清楚地表明，他站在张春桥一边。
陈丕显挂上电话，太阳穴上的青筋怒张。看得出，他的心中窝着一把火！
“我给陶铸挂电话！”曾获秋说道。
电话迅速接通了，耳机里传来“中央文革”顾问陶铸的清楚的话音：“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张春桥是一个没有群众运动经验的人！”
陶铸的话，使曹获秋以及坐在旁边的陈丕显、魏文伯都受到鼓舞。
张春桥呢？也在往北京挂电话。他又是向江青汇报……
上海，剑拔弩张，陈、曹、魏与张春桥严重对立；北京，两派的意见也泾渭分明。
张春桥，顿时处于矛盾的焦点。诚如他后来曾对王洪文所说：“处理安亭事件，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
显然，在针尖对麦芒之间双方作出裁决，唯有毛泽东。
十六日，毛泽东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明确地表了态。毛泽东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毛泽东支持了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先斩后奏”。
王力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消息飞快地传到上海，张春桥长长舒了一口气，背脊上的冷汗才算干了。他，终于“立一大功”！
毛泽东的话，不光是支持了张春桥，而且等于承认了上海“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从此，王洪文的“工总司”，成为张春桥手下的一支强大的“炮队”。
毛泽东的话，也等于批评了中共上海市委，批评了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
从此，他们成了“炮队”重炮猛轰的目标。
从北京调来“大炮”聂元梓
张春桥在上海点起了一把火。火势熊熊，正在烧向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
此时此际，张春桥却想滑脚了：第一，他只想“借刀杀人”，借助于王洪文干掉上海市委；第二，北京正处于大动荡之中，争夺在中央的地位比上海更重要。
十六日晚，在“最新最高指示”下达之后，张春桥给江青挂长途电话：“我想回北京了。”
“我给你派一员女将到上海。她是一尊大炮，用她准能轰垮上海市委。”江青的语调，那么的洋洋得意。
张春桥一转眼珠子，马上猜着了“谜底”：“是聂元梓吧？”
“不错！”江青哈哈笑了起来。
聂元梓，这个四十五岁的女人，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晚上，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无线电波，名震中国。
此人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共党总支书记。她颇有点来历：十七岁的时候，便在山西晋城的华北军政干校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进入延安，在那里结识康生之妻曹轶欧……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起，曹轶欧进驻北京大学。据说是搞“调查研究”。
聂元梓因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反过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与校党委结下深仇。曹轶欧与聂元梓一拍即合。在“曹大姐”的指点下，聂元梓联合六名老师，于五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彭佩云，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大字报经康生推荐给正在武汉的毛泽东。六月一日下午，毛泽东在长途电话中同意康生的建议，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这张大字报……于是，聂元梓这个普通的女人，在一个晚上成为中国的新闻人物。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聂元梓等写的大字报，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此后，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在他那篇著名的《炮打司令部》一文中，称聂元梓等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聂元梓名声鼎沸了！
这个桀骛不驯的女人与江青、张春桥第一次结识，是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晚。
那天晚上，一串轿车鱼贯驶进北京大学燕南园六十四号。从车上下来的，是“中央文革”的大员们——康生、江青、张春桥、戚本禹。
在门口恭候的，便是聂元梓。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大操场，人山人海，北京大学师生们正在等待着“中央首长”的光临。在燕南园稍息，江青、张春桥与聂元梓相见恨晚，正在热烈地交谈着。江青此行，本是为了宣布撤销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张承先之职，而聂元梓以及她手下的大将孙篷一却谈起了另一个不相干的话题——常溪萍。
如果说，陆平是聂元梓心中的头号大敌，那么常溪萍便是二号仇敌了。常溪萍是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本来，常溪萍在上海，聂元梓在北京，素不相识，从无来往。常溪萍被聂元梓恨之入骨，那是一九六四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五年六月，受教育部和中共上海市委的委派，常溪萍担任了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常溪萍是个富有正义感的人。当聂元样借助于社教运动整陆平的时候，常溪萍保护了陆平，批评了聂元梓，要聂元梓作检查……
“春桥同志，你是上海的，托你一件事……”聂元梓见到张春桥，这么说道。
张春桥一时弄不清聂元梓的用意，支吾着。
“我写好一张大字报，批判常溪萍的，托你转交给上海市委。”经聂元梓说清楚了意思，张春桥大喜，当即一口答应。
原来，聂元梓是个报复之心极强的女人。她一听说江青、张春桥要来北大，便写好她的“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在张春桥答应之后，聂元梓就把一大卷黄纸头塞到张春桥手中。
张春桥打开大字报，飞快地掠了几眼，顿时乐不可支。那标题，就充满了火药味儿：《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
大字报一开头，那语气便咄咄逼人：
“最近，我们得知常溪萍负责领导上海的高等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十分震惊！
“常溪萍究竟是什么人？他是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是三家村黑店的新伙计，是暗藏在前北大社教工作队中的政治投机家……”
江青和张春桥去北大，竟有如此重要的意外收获，连连抚掌而笑。
张春桥毕竟乃当世奸雄。他从聂元梓手中接过那卷黄纸，却并没有直接由他自己派人送往上海。因为这时候的他，在上海人面前，还需要保持面带三分笑的可爱形象。倘若由他出面攻击常溪萍，未免太暴露了……
事情那么凑巧，四天之后——一九六六年八月们，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曹获秋提前几天来到北京。张春桥来了个“借刀杀人”之计，把那卷黄纸交给了曹获秋，叫他带回上海去。
这，无疑叫曹获秋左右为难。带回去吧，势必会使常溪萍无端蒙尘；不带回去吧，这可是江青、张春桥交办的。
笔者从浩多的“文革”档案中，查到曹获秋于一九七一年六月卜四日所写的一份手稿。虽然当时江、张正在“台上”，曹获秋还是如实写下自己亲历的经过：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晚问，北大师生开全体大会，中央文革的负责人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过程中，聂元梓等人把写好的一张对常溪萍的大字报交给张春桥。次日，张春桥把这张大宇报送给我。对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我和张春桥研究结泉，决定去请示康生。二十六日见到康生，正谈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时，他临时被别的人找去了，没谈下去。几天和他相约都没有空，我感到这张大字报老摆在我这里不是办法，这时我想到北大杜教问题是邓小平处理的，决定去找他……
康生几次推说没空，其原因显而易见——他在打“太极拳”！当曹获秋求助于邓小平，邓小平非常爽快地予以明确地答复。曹获秋继续写道：
我到了邓小平家，向他提出对北大关于常溪萍的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他的答复是北大社教问题已经中央书记处作了处理，这个问题不要再挑起，大字报不要送回上海。
他叫我不要再去找康生。他会告诉康生。
这样，那张关于常溪萍的大字报就扣押在我那里，这就起了保护常溪萍的作用。
邓小平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康生。
康生迅即转告江青。江青勃然大怒：“上海市委不贴这张大字报，我去贴！”
曹获秋的那份回忆材料，在记述了会见邓小平的经过之后，继续写道：
不几天，江青在会场上见到我，对我说：常溪萍这张大字报你们如不送回上海，你们市委要被动的。
在小山一般的档案堆里，笔者又寻到另一份重要材料。那是魏文伯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写下的亲身回忆，这位喜欢书法的高级干部的潇酒的字迹起了“旁证”作用：
一九六六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有一天散会的时候，当曹获秋和我出会场门外的时候，江青赶上来质问曹获秋：“北大写给华东师大常溪萍一张大字报，如果不在华东师大很快地贴出来，你们上海市委就要被动。”江青讲这话的时候，我在场亲耳听见的，也看见的。
曹获秋迫于无奈，只得嘱咐秘书道：“把那张大字报交机要交通员带回上海，在教卫部和华东师大两个单位贴一贴就行了。”
曹获秋原名曹仲榜，号健民，一九○九年生于四川资阳。父亲曹品江在小镇上开酱品店。二十岁那年，曹仲榜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改名曾获秋，是因为他喜欢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句：“枫叶获花秋瑟瑟。”从一九三一年他来广海出任左翼中国文化总同盟秘书以来，与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结厂深缘。正因为这样，解放后担任过重庆市市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他，曾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出任上海市市长。“文革”中，他受尽磨难，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九日逝世于上海。很遗憾，他没有亲眼见张春桥的末日。
魏文伯比曹获秋年长四岁，出生于湖北新浙县的农民家庭。一九二六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比曹获秋幸运，能在“文革”后复出，担任司法部部长，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病故于上海。
幸亏曹获秋和魏文伯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都把关于那卷黄纸头的前前后后的经过，与邓小平、康生、江青、张春桥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都写成文字，留请后人。
曹获秋还保存了张春桥写给他的一封亲笔信，同样至关重要。我在档案中，查到了这封信：
荻秋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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