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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 作者:黄蓓佳-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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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清风惊奇地发现这个小农场以饲养麝牛为主业,场主是一对叫乔治的中年夫妇。麝牛的外形有点像西藏牦牛,但是牦牛角弯曲向上,麝牛角却像耳朵一样地耷拉下来,只在末端抬起,跟地面平行。据说这是一种史前动物,大概在第四纪冰川结束时,从亚洲和欧洲迁移到美洲。最早的美洲人,很可能就是追着这些牛群来到这片大陆的。现在麝牛在欧亚已经绝迹,残留在阿拉斯加的这部分,因为人类大量捕杀,正在日益稀少。乔治夫妇所做的完全是公益事业:人工繁殖麝牛,待小牛长大后,以低廉的价格卖出去给别的农户饲养,目的仅仅是维护阿拉斯加的麝牛种群数量。
    乔治先生身材高大,灰白色头发,一个大大的酒糟鼻,左边脸上缺了一只耳朵,是几年前在一场暴风雪中活生生冻掉的。乔治太太面相和善,脸颊终日通红,是紫外线灼伤和野外冻伤留下的印记。夫妇俩终日乐哈哈面带微笑,日出而起,日落而息,过着发达社会里的最原始的生活,毫无怨言地为生态环境奉献精力财力。
    陈清风被这一对纯朴夫妇的高尚行为深深打动,他留了下来,在农场度过了一个冬天,不收分文地帮乔治夫妇照顾那些怀孕的母牛。
    来年开春,他伺候的母牛接二连三生下了小牛之后,他把那些牛犊亲了又亲,抱了又抱,又等着亚当斯来帮他拍下好些照片存念,这才恋恋不舍地告别农场,搭便车返回安卡雷奇。
    1992年秋天,我在南京大校场机场接到了艾早。
    艾早在海南生病了,病得很重,每隔两天就要发高烧一天,体温超过四十度,像是疟疾.又不很典型。用了治疟疾的最好的药,却无缓解。西医猜测说,怕是海南疟疾的亚变种,一时间还摸不着治愈渠道。又看中医,中医说是湿热蕴聚,疫毒炽盛,什么什么的,开了方子,煎药吃下去,依旧见不到疗效。艾早黄皮寡瘦,下楼梯腿都打抖,高烧一起来,人像是架在蒸笼上,周身通红,谵妄胡话,辗转不安,有一次在昏迷中还莫名其妙地喊出“艾多”。艾多死去快二十年了,家里人很少再提起他,艾早忽然喊他的名字,使张根本心惊肉跳,汗毛凛凛。他不敢再耽搁,买了两张飞机票,趁艾早不发烧的时候,把她送回南京。张根本说,海南那地方,医生是半吊子水平,折腾多时连个病因都查不出,回家乡住院他才能放心。
    可是张根本把艾早扶出出站口,交代给了我,转身又上到候机厅,搭原班飞机回去了。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的背影,再看我身边瘦弱得风吹就要倒的艾早,切齿大骂:“还有没有人性啊? 就这样拍拍屁股走路,不怕飞机掉下来摔死? ”
    艾早虚弱地倚住我,竭力帮着张根本说话:“艾晚,你不做生意你不懂,公司里的事情一天都离不开人,我们有个项目正做到关键上,一眼盯不住,别的人就把项目抢走了,之前的几个月就白忙活了。”
    我依旧愤愤不平:“老婆重要还是钱重要啊? ”
    艾早露出一个惨淡的笑:“都重要。要不是为挣钱,跑到海南干什么呢? ”
    幸好那时候南京已经有了出租车,我可以一个人从从容容地把艾早带回家。
    张根本在艾早的包里放了两万块钱,准备让她住院治病用。但是奇怪的事情是,艾早住到我家里,当晚就食欲大开,就着扬州酱菜喝了一碗白米粥。第二天她没有发烧,要求我去买巷子里的虾皮小馄饨给她当午饭。晚上的胃口更好,自己走出门,在“刘长兴面馆”里吃了一客小笼汤包,还要了个餐盒,给我带回一客。
    “我怎么回事啊? ”她惊奇地说,“我到了南京,怎么觉得样样东西都好吃呢?明天我还想吃鸭血粉丝汤和牛肉锅贴。我馋死了,几百年没吃过好东西一样。”
    我取出体温计,强迫地塞进她的嘴巴。几分钟后取出来,三十六度八。
    “真是见鬼。你不会是因为想回南京,变出招儿唬弄张根本的吧? ”
    她哈哈大笑:“有可能。水土这玩意儿就是怪,我一喝上长江里的水,上下都通了气一样,要多舒坦有多舒坦。”
    张根本来电话,问艾早有没有住院。艾早抢过电话,把自己的情况略带夸张地描述一遍。张根本也觉得奇怪,他说,这可能是个提醒,他们要考虑接下去往哪儿发展,海南那地方看起来不适合他们呆下去。他问艾早:深圳怎么样? 要是做完这一单项目,把公司移到深圳,你愿意吗? 艾早鼻子嗯了一声,说,再看吧。
    艾早在南京住了一个星期,眼见得脸颊上有了肉,皮肤绷起来,白亮亮地闪着光,眼睛里也不像刚来那么干涩,汪出两潭盈盈的水。她自己对着镜子看,乐滋滋地说:“我都以为自己是老太婆了,现在看起来还算不错,是不是? 打扮打扮走出去,还能骗到一两个小伙子吧? ”
    我逗她:“离婚吧,我帮你介绍我们学校的研究生。”
    她拖着声音:“晚啦,你这个媒婆早干吗去了? ”
    身体养好了,她就闲不住,一个人在家里折腾我的家具,全部拖出来,按她的标准重新摆布,还登高爬下,洗窗帘,洗被子,洗沙发套,弄得自己蓬头散发像个钟点工。
    我下班回家时,她迎着我,手从背后伸出来,摊开,掌心里是一把生锈的简易剃须刀。她的指尖也染了斑斑锈迹,血褐色,像是被刀片不小心割开了口子。
    “交代吧,给谁买的? ”她笑嘻嘻地追问我。
    我猛然一愣,刹那间心脏都要停跳了。剃须刀是那年陈清风留下来的东西,我从商店里亲手买来,看着他用它刮了胡子。四天,他一共用了它四次。
    “哪儿来的? ”我屏住呼吸,盯着她的眼睛。
    “卫生间找到的呀! 瞧你吓的,脸白成这样。你要是有个男朋友,我只会为你高兴。”她把剃须刀举在手里,左看右看,很好奇。“艾晚,你的男朋友什么样? ”
    “不是……”我撒谎。“是爸妈在这儿住的时候留下来的。”
    “哦……真扫兴。”她把生锈的剃须刀随便扔进了垃圾筒。
    趁她在厨房做饭时,我借口下楼倒垃圾,把剃须刀拣出来,藏到我上班用的拎包里。第二天我把它带到学校,锁进办公室抽屉。
    我们教研室主任病了,大便出血,走路很别扭地岔着个腿,还弓着腰,整个人都要往地上出溜着坠下去一样。他告诉教研室里年纪大的老师:“痔疮发了,真难受。”
    我年轻,没得过痔疮,不知道那玩意儿发作起来什么感受。可我看他走路的别扭样,知道患上这种病很痛苦。
    主任经常跑校医院,拿痔疮膏回去擦。前后擦了有一个月,效果不显著,弄得人都瘦了,脸也黄了。有一天葛一虹在路上碰到他,站着,看他从远处弓腰夹腿地走过来,斩钉截铁说:“你给我去省人民医院,挂专家号,彻查一次。”
    葛一虹的话谁都不敢不听。主任去大医院看完病,传出来一个惊天消息:他患的是肠癌。
    当天他就被留了院。他老婆哭哭啼啼往医院里送了他的换洗衣物和日用品。
    教研室里年长的老师个个自危,总觉得自己身体里同样也有癌细胞在虎视眈眈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抬起头咬上一口。年轻的老师则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好端端的人。怎么突然之间就会得癌? 突然之间就会死去? 葛一虹到我们教研室来视察,呵斥大家:“都乱什么乱? 肠癌又不是肝癌,治愈的可能性很大,不能为了一个肠癌影响教学工作。”她抬眼在办公室里巡视一周,目光落在我的身上:“艾晚,这段时间你代理教研室主任,把工作先抓起来。”
    老太太就是这样,不单单一言九鼎,而且喜欢“一言堂”,什么事情她一个人说了算。
    所有的老师都盯着我看,目光中什么内容都有。幸亏我的新任职务前面有个“代”,照他们的理解,“代”这个词明摆着就是暂时的,临时工性质的,打杂受气的。
    我不知道葛一虹看上我的哪一点好,她这么不避嫌疑地重用我,真的是对我有信心? 我去医院看望老主任。他正在一项一项地接受各种身体指标检查,准备开刀割去直肠部分。他摆出一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样子,苦笑着安慰我:“艾晚老师啊,教研室的事情要难为你了。”又说,“这段时间别的也没什么大事,就是评职称……”
    评职称是天大的事,尤其相对高校老师。
    按这回下达的指标,我们教研室里可以有两位副教授的名额。九十年代初,教授在高校里寥寥无几,属于稀有动物,副教授就成了香饽饽,谁都要上去抢,谁都认为自己能够抢得到。葛一虹在这种时候叫我代主任,我怀疑她是存心用难题考验我。
    教研室这回有把握参评副教授的总共三个人:我一个,还有两个四十岁左右的老师,一个是上基础课的,另一个是不上课、专门负责实验室杂务的。我最年轻,可我有研究生学历,那两个老师仅仅是本科,我比他们有了优势。
    从科研成果看,上基础课的老师有两篇教学论文发表在地方刊物上,管实验室的老师在两个集体项目上挂了个号,谈不上有个人成就,两个人之中很难排定谁优谁劣。
    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去找刚刚开完了刀的老主任出主意,他虚弱地说了几个字:“投票选。”
    可是我思来想去,总觉得不妥。去年我们学校有个老师,科研能力很强,人缘不好,结果投票选副教授时,大家故意把票投给了另外的人,那个老师一气之下跳了楼,闹出很大的动静。我害怕我们教研室的两个老师到时候也来个“模仿秀”,那样的话,我这个“代”主任就难辞其咎。所以我经过痛苦的权衡,决定自己放弃这次评审,把名额让给这两位老师。
    结果却是事与愿违,两位老师的材料送交省教委的高评委投票时,统统落马。消息传来,教研室怨声一片。没评上的老师以为我表面谦让,心有不满,背后在材料上做了手脚,是“阳奉阴违”,极端的虚伪。其余老师认为我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活生生浪费了两个名额,这一年评不上的人积压到下一年,这会影响到来年他们的提升。
    我自己做了牺牲,换来的是所有人的不满,这使得我非常郁闷。
    幸好很快到了暑假,我像逃亡一样收拾东西回青阳老家。
    回家的日子也不轻省。父母年纪大了,艾好的病情越来越重,已经开始吞嚼书页,把家里能找到的书都撕得没头没尾。艾早从海南打来电话,指示我一定要说服父母送艾好去精神病院,所有住院费用由她负担。
    一个异常痛苦和艰难的过程。艾好每次到了精神病院都要杀猪样地嚎,头在墙上撞得鲜血淋漓,拉住李素清的衣服死活不肯松手。李素清过不了这一关,只好把艾好又带回家。几天之后,觉得不送还是不行,然后叫了车送过去,然后再次重复这惨烈的一幕。我和李素清都要崩溃了,我们都觉得再这样下去的话,全家人都会成精神病。
    最后是艾早用电话委托了赵三虎,赵三虎带了精神病院的医生上门,用“束缚衣”套住了艾好,替我父母送他去病院。我事先把李素清哄进里屋,用钥匙把屋门锁上。艾好嚎叫得惊天动地,李素清出不了房门,也只好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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