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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羊就不知道去了哪儿。院子的右边有两间厨房，那是胡妈的领地，得不到她的允许，连我妈妈都很少进去。院子的南边是大门，门开在状元巷的巷口，门楼极高，门扇也厚，门轴有一点紧，小孩子一个人根本没办法开门和关门。
有时候胡妈会拿个油瓶过来，把瓶里的油脚子滴上几滴在门轴上。木门再打开时，就滑溜了许多，发出令人愉悦的“咿呀”声。可是没几天灰尘又把门轴腻住了，厚厚的一层污垢巴在门窝里，门轴移动时重新“吱吱”地叫唤，比以前更加懈怠。
大门从前上的是黑漆，漆皮很厚，现在虽然剥落了，一道一道斑驳开裂，威严却仍然还在，邻居们推开大门进这院子的时候，不由自主地还有一点肃然起敬。
没事干的时候，我喜欢用指甲抠东西。墙壁上的石灰啦，脚趾里的污垢啦，铅笔上的橡皮脑袋啦，砖缝里的泥土啦。抠东西的时候我很专心，精神集中，情绪安宁，目光深邃，完全是享受一种难以言说的愉悦。我特别喜欢抠家里的那两扇黑漆大门，漆皮剥落后，门缝里的油泥干透了，变得生脆，用指甲去抠，嘎嘣下来一块，嘎嘣又下来一块，爽得不行，非常有成就感。还有，大门的木质天长日久之后已经松软得不堪一击，抠出来的木屑嵌在指甲缝缝里，闻上去有一种古老陈旧的气味，让我的脑袋瓜儿迷迷糊糊。
胡妈见不得我碰那两扇门，我只要一伸手，她就会大呼小叫地冲上来，拽住我的胳膊把我往旁边扯。“你这个小把戏！ ”她恨恨地叫。
她大概是扬州人，说话总有一点扬州腔。“好好的门都要被你抠出一个洞啦！贼要钻进来啦！ 要不要剁了你这双手？ ”
我赶快把两只手藏到背后，用劲地绞在一起，不让她看见。
有一次她在院子里剥蚕豆，莫名其妙地想起什么，叹息一声：“门也跟人一样，老啦，要喂点好东西才行。”
我问她什么是“好东西”？ 门怎么会吃东西？ 她不耐烦地答：“桐油不是好东西吗？ 生漆不是好东西吗？ 人知道要吃好的，木头就不要吃？ ”
她在这样的事情上总是对我父母牢骚满腹，觉得这一对夫妇基本上是一副败家子的做派，千金散尽还复来的那种架势，什么都不肯爱惜。胡妈坚定地认为，家中的院子、大门、正屋和厢房，要是有个人好好照管，出出新，喂喂桐油生漆，不晓得要比现在派头多少。可是她不知道，正是如今这样的败落和破旧，艾家酱园才能够在解放后的一次又一次运动中保全下来，成为我们一家人遮风避雨的地方。
胡妈对我和艾早的态度明显两样，因为艾早是她奶大的，我不是。我妈妈生下我们两个孩子时，国家正在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不足，副食品少得可怜，妈妈奶水不够我们两个人抢，就把艾早寄放在胡妈家里养。艾早断奶之后，胡妈又跟着过来，带孩子，做家务，俨然成了一家之长。艾早小时候皮肤黄，眉眼也不如我清秀，我妈妈说，可能因为吃了胡妈的奶，多多少少有一点随胡妈。胡妈听了就高兴，嘿嘿地笑，想方设法把好吃的东西藏在厨房里，再偷着把艾早喊过去，一个劲地往她嘴里塞，还催着：“快吃！ 快吃！ ”
也不怕噎死了她的宝贝儿。
如果艾早用指甲抠门板，胡妈是肯定不会骂她的，最多把她拉到怀里，心疼地举起她的手指头看，怕她抠坏了那一片片粉白透明的指甲盖。
胡妈最看不入眼的人是张根本，提到他，她就要撇嘴，鼻子里重重地哼一声，表示这个人不值一说。
起因是张根本白住了艾家的门面房不算，几年之后，又不打招呼地占据了一角院子。
院子从前真的很大，几乎比半个足球场还大，因为艾家从前开酱园的时候，要在院里放置大大小小的酱缸。后来酱缸搬走了，地方就空出来了，就长树，长花，长草。胡妈总是向包买我们家粪水的吴麻子讨树苗。石榴，枇杷，泡桐，橘树，什么都要，甚至还要过一棵很稀罕的无花果树。
吴麻子的那些树苗，每一棵都用金黄色稻草绳仔细地捆好根须，显得贵重而矜持。他把它们从肩头卸下来，交到胡妈手上时，又心疼又不舍地说：“吴妈呀，树苗能卖到钱的哎！ 三角钱一棵要卖的！ ”
胡妈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站着，朝他翻翻眼睛：“我们家的粪从来都不掺水。”
吴麻子于是无话可说。那时候，粪对于乡下人是很要紧的东西。
我们家的院子就在胡妈手里一天天地花红草绿。花是很俗气的花：白风仙，紫鸡冠，鲜红耀眼的美人蕉。草更是叫不出名字的草，要是长在正经花园里，是要让花匠们除之而后快的东西。可是院子里有了这些泼皮的花花草草，就引来了蜂飞蝶舞，显得喧闹而热烈，红红火火过日子的模样。
张根本是这样占据院子的：他借口李艳华神经衰弱，怕吵，找人把门面房朝街的大门砌死了，改由后门进出。后门进出要借道我们家的院子和大门。两家人走一个门总是不方便，所以他在院墙上靠近他家那边重新开个洞，安上门。新门跟那扇黑漆大门并列，当中隔了十步距离。在这十步距离中，张根本再砌一道墙，拐一个直角的弯，连接到他的山墙上。酱园大院的四分之一，就这样被张根本活生生地切走。他的三间门面房转眼间改造成为一幢独门独院的舒适雅居。
“这人太不要脸！ ”胡妈愤愤地说，“世上竟有这么不要脸的人！ 我把话说在这儿，姓张的就是一头喂不饱的狼！ 你们都看着吧。”
不识字的劳动妇女有时候就是厉害，胡妈提前看穿了张根本的狼性，也预言了我们家日后可能会有的灾难。
我爸爸当时坐在正房窗前，举着夹邮票的钢镊子，一脸的息事宁人：“圈就圈了吧，这院子本来也太大，打扫起来都不方便。”
我妈妈站在朝南的廊下，张开五指当梳子，拢了拢齐耳的短发，隔着窗户对他说：“至少他该先征求我们意见。”
爸爸嘿嘿一笑，从胸袋里掏出那个记事本，小心翻开，夹出里面的邮票，一边往他的集邮簿里倒腾，一边有口无心地替张根本辩护：“不就因为是亲戚嘛！ 如果拿我们当外人，他还真不会这么干。”
瞧，本来一桩很窝火的事，被我爸爸一说，倒变得美好起来，像馒头沾上一层糖汁一样，蜜意流淌。
但是好好的院子被切掉四分之一，就不成方圆了，看上去委实别扭。胡妈是这院子的热心经营者，她那样生气是有道理的。
在我和艾早两个人中间，小姨李艳华比较喜欢我，有时候她会把我叫到她房中，打开一个红色的玻璃糖缸，拿出一块上海软糖，笑眯眯地看着我吃。
“别告诉艾早，”她说，“昨天她对我吐唾沫了。以后小姨只给你一个人吃糖。”
我剥开糖纸，把淡棕色的奶糖咬下一半，剩下的仍旧包好。
李艳华笑得下巴直抖。“你这个小东西，还知道细水长流啊。”
其实我一回到家，就把那半块糖呈给了艾早。我习惯了有好东西跟她分享，她对我也是同样。我们之间没有欺骗和隐瞒。
我曾经在张根本的家里看见过他的一把枪。当时那把枪连同枪套摆在矮柜上，我走过去的时候，鼻尖刚好跟枪套平齐，于是闻到了一股奇怪的皮革味，还有夹杂在其中的铁器味和机油味。那些气味十分陌生也十分怪诞，浓烈熏人，闻过之后我觉得头晕想吐。
张根本出现在门口，嘿嘿地笑着，对我说：“哈，这东西会咬人的，你可千万别碰。”
他穿着干干净净的白衬衫，衬衫下摆束在蓝色的裤子里，一条褐色的皮带有我的手心那么宽。自从住进艾家之后，他变得讲究卫生了，衣服从来都穿得一丝不苟。在李艳华的督促下，他还习惯了回家洗手，习惯了把头发梳成三七分，再抹上一点点头油，不让那些发丝翘起来乱成喜鹊窝的模样。
我不能确信枪支是否真能咬人，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艾早。艾早的表情非常紧张，告诫我说：“枪不会咬人，可是那里面有子弹，会打死人的！ ”她说，电影里就是这样，坏人一放枪，“砰”地一响，好人就倒下，流出很多黑黑的血，牺牲了。
那时候我们看的都是黑白电影，血在银幕上是黑色的。
问题是，艾早能看到坏人开枪打死好人的情节，我看不到。我总是在电影放到一半时歪在椅子里呼呼地睡成一只傻猪。
知道张根本的枪能把人打死之后，由枪及人，我对张根本有了一种畏惧。在我的眼睛里，张根本是掌握了别人性命的人，他让我们生就能生，让我们死就会死。这种神秘的力量藏在他的身体中，离我很近，时时刻刻窒息着我。
也可以这么说，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我与恐惧同在。
有一天，我和艾早在院子里疯，追一只俗名叫做“梁山伯”的黑底红纹大蝴蝶。我妈妈坐在婴儿艾好的木头推车旁，抓住他的小胖手，给他剪指甲。艾好的另一只手里捏着一块小饼干，笨拙地往嘴里送，有一下没一下地啃着，流了一下巴涎水。
李艳华来借我妈妈的一本织毛衣的书，顺便在走廊上站了站。她的头发有一点自来卷，蓬松着用一根发针别在脑后，看上去慵懒而俏丽，比我妈妈洋气得多。她个头小，皮肤白，眼梢是微微吊上去的，鼻头饱满，嘴唇也丰润，眼神里总有一种似醒非醒的倦怠，偶尔凝神看人时，却又有精光显露，变得凶狠和蛮横。那天她穿着一件蛋青色的开领毛线衣，脚上是一双方口带襻的布鞋，身上散发出一股医护人员特有的针剂和消毒水的味。这种怪怪的味让靠近她的艾好先是不断地皱着小鼻子，而后哇地一声哭起来。他大概是想起了不久前生病去医院打针的经历。这个刚满一岁的婴儿，对事物的记忆总是好得出奇。
我妈妈赶紧放下剪刀，把艾好抱在怀里哄。这家伙人小脾气倔，要么不哭，一哭能哭得嘴唇乌紫，背过气去，让大人慌作一团。
李艳华手握着那本《毛线织法一百种》，若有所思地看着院子里的这幅母子行乐图，羡慕不已：“姐呀，你有儿有女，真是好福气呀。”
李艳华结婚三年，没有生养。医院妇产科的同事给她做了检查，说她子宫的构造有点问题，怀孕可能性不大。
我妈妈怕她伤感，故意抱怨：“福气什么！ 一天到晚大的叫，小的闹，烦都要烦死了。”
李艳华笑眯眯地：“你要真嫌烦，给我一个算了，我替你养着。”
我妈妈顺嘴答：“好啊，艾早艾晚艾好，你看上谁，领过去就是。”
她当时认为是姐妹之间开开玩笑，一点也没有放在心上。我妈妈这个人，工作上的事情死要强，除此之外的大事小事都粗疏，无可无不可。
李艳华眯缝起眼睛，看着草丛中满头大汗追赶蝴蝶的我和艾早。
那年是一九六六年，季节是仲春。文化革命已经在北京悄悄酝酿，天下大乱已经有了预兆，但是居家过日子的老百姓对此还没有丝毫察觉。青阳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