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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心。
吉普车驶出工厂大门的时候，漆黑的夜空中落下了丝丝细雨，我看到钟师傅一直追着吉普车喊：袁敏——回来——她那花白的头发被夜风轻轻吹起，抚慰着我惊悸的心。
吉普车并没有把我拉到公安局甚至我想象中更可怕的地方，而是径直把我送回了家中。
母亲没有睡觉，在一片狼藉的客厅中坐着等我姐姐回家。看到我她很惊讶，说，你怎么回来了？我没有说话，回头看那两个公安人员。送我回家的两名公安人员都姓陈，一名瘦小的要年长一些，态度和蔼，但目光很锐利；年轻些的那一名身材魁梧，声音洪亮，但对我们的态度也同样和颜悦色。
他们向我和我母亲宣读了一份文件，好像是公安部的文件，又说了一些话。事隔三十年，我已记不清文件的具体内容和他们说的原话，但有两个关键词我是不会忘记的：一个是“总理遗言”；一个是“保护性审查”。这是两个历史性的专有名词，这两个名词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可能已经非常陌生，但只要是那个年代的过来人，恐怕只要一看到这两个专有名词，都会被唤起久远的记忆。
自此，我和母亲才大体弄明白，我的哥哥已先期被抓；父亲和姐姐被带走，和哥哥是同一个案件——“总理遗言”案；此案件还牵涉到一大批人，已先后被抓的有：哥哥的同学蛐蛐儿、阿斗、晨光、大耳朵，以及蛐蛐儿的父亲，杭州第一医院的院长；阿斗的父亲，浙江省某厅局的一位领导；阿斗的母亲，浙江大学的一位处长；蛐蛐儿前女友的父亲，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处长。
年长的陈公安对我说：从今天开始你不用到工厂上班了，就在家里照顾你妈妈。工资照发。年轻的陈公安告诉我，我姐姐是他见过的最坚硬最厉害的姑娘。他说，假如不是你姐姐对我们说，你妈妈有心脏病，要是我们不把你接回来照顾你妈妈，她就是一头撞死在这儿，也绝对不会跟我们走，那么我们就不会连夜到厂里把你接回来。现在你可以天天在家陪你母亲，我们对你姐姐是有承诺的。
我没有说话，无论对年长的还是年轻的陈公安我心中都充满了敌意，我不会因为他们把我接回家中照顾我妈妈就对他们感激涕零。我姐姐是我心目中最美丽最善良最心软的女人，怎么在陈公安眼里就变成了最坚硬最厉害的姑娘？
陈公安们走后，我默默地坐在母亲身边。母亲浮肿的手紧紧握着一块被竹花绷绷着的淡粉红的的确良布，一根深棕色的丝线垂挂下来，线头上吊着一枚亮晶晶的针。
母亲告诉我，这是我姐姐被带走前正在绣的一对枕套，是她从隔壁自“文革”后就造反住进来的毛先生太太阿五那儿讨来的花样。母亲的眼里泛起了泪花，她说：晓燕哪里会绣花，她这是找点事情做，宽我的心，也宽她自己的心。可现在，枕套还没有绣完，人却不晓得被他们弄到哪里去了。
这一夜通宵达旦母亲都没有合眼，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虽然关闭了灯，但漆黑中，那一星红红的烟火却彻夜闪烁。我的心自然随着这一星闪烁的烟火一上一下不安地跳动着，我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里还会发生什么，但我明白，父亲、姐姐、哥哥，一家三个亲人被抓走，这对重病在身母亲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我清楚地
听到黑暗中母亲在一遍遍撕扯自己身上的衣服，在床上翻来滚去，不时用自己的脑袋撞击着靠床的墙壁。母亲在人前的坚强和在人后的脆弱，让我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尚不谙世事的女孩子一瞬间感到了自己肩头的担当。我甚至产生了这样的恐慌：假如有一天，父亲、姐姐、哥哥从遥远的天边回到家中，而守候在母亲身边的我却无法还给他们一个完整的母亲，那么，即便我们家血洗沉冤，一个失去母亲的家也只能是一个破碎的家，而一个破碎的家，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我将自己的枕头被子搬到母亲床上，我将自己火热的胸口贴紧母亲颤抖的后背，我抱着母亲，就像抱着一个无助的婴儿，直到她在我的怀中渐渐安静下来，最终掐灭烟头。我相信母亲已经明白：父亲走了，哥哥姐姐走了，但她还有我，我会陪着她，一直陪着。
第二天早晨，两个陈公安又来了，他们来拿粮票、衣服、洗漱用品。母亲第一次开口问他们，人被关在哪里，能不能去探望？两位陈公安互相看了一眼，没有正面回答母亲的问话，而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他们都很好，你们不用担心。我知道，要想从陈公安们嘴里套出半点信息，那都是痴心妄想。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哥哥、父亲和姐姐当时被抓和被抓以后的具体情况。
我哥哥其实是在上海被抓的。虽然他之前去了天安门，但他的被抓其实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那次他离开家以后去了很多地方，青岛、沈阳、大连、长春、锦州、哈尔滨，最后到了北京。其实，我哥哥这次远行是专门去进行社会调查的。他希望了解，在即将展开的路线斗争中，工农兵会站在哪一边？有人说，干部阶层是文化大革命中既得利益受损者，我们作为干部子弟反“四人帮”能否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此，我哥重点跑了上海和东北，深入到工厂车间和产业工人促膝对话，他甚至还到了长春的解放军红九连，和当时全军模范红九连副指导员于小平捧着高粱米饭彻夜长谈。最后，我哥得出结论：即使在“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和东北，群众也是反对他们的。他把调查结论都详细地记在自己的日记本上。我哥哥身上还带着一份父亲在京老战友的名单，他们大多在京城的要害部门曾经或仍然拥有较高的位置和级别。哥哥按着父亲提供的联络图上的名单和地址，一家一家登门拜访，父亲的老战友们也都一个个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在他们看来和自己当年一样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这些老干部普遍对“四人帮”恨之入骨，又几乎不约而同地对国家当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他们大多老了，或者因为种种原因赋闲在家，但他们和哥哥这样的年轻人聊起国家大事还是滔滔不绝。哥哥把这些老干部对“四人帮”的不满和对时局的看法都详细地记在日记本上，他将此也看作是做社会调查。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所做的这些社会调查后来会牵连一大批老干部和他走访过的人，为此哥哥痛悔不已，并且自此以后再也不记日记。
离开北京后哥哥到了上海，他落脚在姨妈家。姨父姨妈也都是很早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们的家在上海淮海中路的一幢公寓楼里。哥哥5月7号到上海，在姨妈家住下后他又开始拜访父母在上海的老战友，早出晚归，甚是忙碌。5月9号那天，哥哥一大早就出门，去了我爸的一位老战友丁伯伯家。那天姨父突然提前下班回家，进家门时脸色很阴沉。姨妈问他出了什么事？姨父说，今天公安局的人找到他下放劳动的工厂里去了，问他是不是有个外甥住在家里，并告诉他，这个外甥出事了，今晚要在他家里进行抓捕行动。还很严肃地对他说：此事已经向马天水同志（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汇报了，天水同志说，你是老同志了，向你提三点要求：1．要积极配合组织行动，并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担保不透露半点风声；2．你外甥到上海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写成材料，上报组织；3．不能让上海的其他老同志知道你外甥被捕的情况。姨妈听完姨父的话脸色刷地白了，她很喜欢这个外甥，她虽然不知道他犯了什么事，但她显然不愿意外甥从自己家里被抓走。她和姨父商量，等外甥回来是否给他点暗示，或者含蓄地提个醒。正在这时，我表哥回来了。姨父让他立即到南京西路上的一家无线电器材商店的柜台找了伯伯做营业员的儿子米秋报信，要他告诉所有老同志，小弟（我哥的小名）出事了。表哥二话没说就出门报信去了。
哥哥那天回到姨妈家时天已完全黑了。平时从不开灯的楼道那天晚上灯火通明，每层楼转弯的拐角处都有两三个帽檐压得低低的人在抽烟。我哥上楼时明显感觉到他们直射过来的目光。我哥诧异地想，哪儿冒出来那么多小流氓啊？
进门时，我哥发现从不早睡的姨父破天荒地蒙头睡觉，表哥也已上了床，只有姨妈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我哥有点纳闷，这才八点多呀！看到我哥进来，姨妈手忙脚乱地又是给他倒水，又是给他盛饭，我哥兴致勃勃地向姨妈讲着一天在外的见闻，根本没有注意到姨妈心神不宁的异样表情。姨妈说：不管遇到什么事，你都要镇定，不要慌，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哥显然没有听懂姨妈的意思，他也根本不可能理解姨妈话中的另一层含义。已经躺在床上的表哥突然拗起身来，对我哥说：小弟，外面在查“总理遗言”。我哥看了表哥一眼，脑子还没转过弯来，他此时根本没有想到表哥的话会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晚上十点左右，门外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和嘈杂的人声。姨妈脸色变了，她压低声音对我哥说：他们是来找你的，你看看怎么办？你到底干什么了？还没等我哥回答，门外就响起了猛烈的敲门声。我哥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从天安门一路过来，心中的警觉和自然而然的戒备让他条件反射似地站起来就往厕所里冲。他似乎一下子恍然大悟，楼道上那些抽烟的“小流氓”很可能就是冲自己来的。他想到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有一封刚刚收到的来信，那上面讲的都是杭州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情况，还有对王、张、江、姚的看法。他冲进卫生间，本想以最快的速度把这封信撕碎，扔进马桶用水冲掉，但此时外面的人声已进客厅，他知道已经来不及了，便拉开梳妆柜的门，极迅速敏捷地将那封信塞进了一只雪花膏瓶底下。时间太紧迫了，他来不及处理自己放在客厅的黑色旅行袋里的日记本。而姨妈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当然懂得无条件服从组织上的决定，她也不可能不对组织忠诚老实，当公安人员指着黑色旅行袋问姨妈：这是他的包吗？姨妈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
楼下停着一辆黑车一辆白车，我哥被押上了黑车，上车前，公安人员将我哥哥的双手反铐在背后。哥哥以为自己会被押送到上海的“提篮桥”监狱，没想到车绕来绕去开了五六个小时，这时天已经亮了。当车上的人在议论车是否已开到绍兴时，我哥才意识到自己正被押往杭州。哥哥知道离家越来越近，但他同时也明白，自己再也回不了家了。
哥哥被押解回杭州后，先被送到了杭州市公安局。他们拿了一份刑事拘留的文件要我哥哥签字。我哥问为什么要抓他？公安局的人说：你知道“总理遗言”吗？我哥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公安局的人说：有没有关系你说了不算。之后，他们在市公安局的贵宾接待室连续对我哥进行了四十多个小时的审讯，主题就是一个：你怎么伪造“总理遗言”的？我哥被他们审问得筋疲力尽，精神几近麻木，但他仍坚定不移地回答：我没有伪造“总理遗言”。审讯持续到第三天，来了一位看似和蔼可亲的老者，他是公安部派来督阵的领导。他说：据我们所知，你对反击右倾翻案风不满。我哥说：我就是拥护邓小平，这有错吗？他上台以后，铁路通了，钢产量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