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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阿列克，咱们还是分开过吧！”安娜说。
“怎么分？”
“换房子，把咱们这个一套二的房子换成一套一的和筒子楼的单间房。”
“你想让我们住筒子楼？”
“你们也可以选择一套一的房子。”
“你自己住在筒子楼？”
安娜不想住，但有什么办法呢？安娜直视儿子的眼睛，在儿子的眼睛里她看见了伊拉的影子，儿子是幸福的，幸福的人是密封的，别人的痛苦是无论如何也侵入不了的。他们需要安娜却不爱她，只是利用她。
5
“别再纠缠他们了，过你自己的生活吧！”别拉顿娜建议。
安娜和维尔希宁电话联系好去餐厅。维尔希宁点了腌鲑鱼和鱼子酱。他现在很胖也很富，像生意人一样急于展示这一切。最近几个月来安娜内心最大的焦灼是发现自己胖了，她悄悄地拉下一点儿裙子的拉链。维尔希宁没有发现，他像以往一样自顾自忙着。从前他是忙着抱怨，现在则是自吹：他的公司想卖给芬兰人，然后用这笔资金建一座对外宾馆；硬通货不稳等等。安娜似懂非懂：芬兰人，宾馆，货币……
而从前他们在地铁站附近约会，步行去面包店，买一块8戈比的千层面包。他向她讲述，她对他如何如何重要，她则吃着面包，一言不发地听着。那时多美好！而现在，雪白的桌布，腌鲑鱼应有尽有，但关于爱情只字未提。他只是说，“我们之间出现了新的问题——等待，我们要善于等待。”现在要学会等待，是因为旧的激情没有了。以前两个人一天不见就活不下去，而现在一个星期不见也没什么。很简单，两个人之间的磁性减弱了。
维尔希宁的话题从现实转入理想，他希望买下一块未开发的土地，比如说布里亚特，或者北极，在那里进行经济试验，建立一个各种经济、政治组织完备的国中国，就像加林工程师的岛屿。说到这里维尔希宁两眼闪闪发光，甚至牙齿也闪着白亮亮的光。多么伟大的理想啊！当然，无论什么样的岛屿都不会有人给他的。
维尔希宁曾经很好，他是属于安娜的，就像阿列克。而现在阿列克属于伊拉，维尔希宁与生意为伴，她还有什么？只剩下法语了：有我，有你，有他，别无他物。
“看来，你心情不错？”安娜说。
“是不错。”
话题转入到他的有精神病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他不能抛弃妻子，因为她有病，无依无靠。
“我就没病了？”安娜问。
“你没病，你有智慧，你坚强！”
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此，没有人可怜她。
热菜上来了，鲟鱼蘑菇。安娜吃得很少，想到家里还是昨天的剩汤，内心极受谴责。安娜带着愧疚回到家里，而家里又是满屋子人，嘈杂混乱，尖厉的笑声漫出屋顶。有人用烤炉烤土豆，看来他们很高兴安娜不在家。
“他们不需要我。”安娜对丽达说。
“他们不需要你，但你又必不可少。”
6
必不可少？那么依着这点也许还可以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可以生活到矛盾冲突积累到极限。
“伊拉，能不能让你们的客人在过厅脱掉鞋子？”
“可是，也许他们的袜子是破的。”
“怎么回事，破的？”
“他们都是靠奖学金生活的，没有完好的袜子。”
但事实上，可能是让他们脱鞋子了，只是他们不脱。
“但我们铺的是地毯。”安娜提醒说。
“难道你心疼地毯？”伊拉很惊讶，“怎么说地毯的寿命也比我们的寿命长。”
她说的“我们”，而不是“你”，看来她还是把安娜看成集体中的一员的。
“伊拉，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伊拉紧张起来，像是面临攻击似的。
“你们向我隐瞒结婚的消息……”
“是阿列克不让说的。”伊拉辩解。
“那你也不应该依着他这么做。”
“那是他和母亲之间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干涉？”
“有一天你也会成为母亲，设想一下，儿子没有邀请自己参加婚礼，你会怎样？”
“为什么不邀请？”伊拉问。
“嗯……”安娜寻找合适的语言，“害怕……”
“正是如此，”伊拉附和这句话，“你爱他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让自己好，而不是让他好。”
新鲜！
“我可怜阿列克。”伊拉说。
好像阿列克在家里是一个不被理解的孤独者，而她——伊拉牵着他的手，他们两个像在跳华尔兹，沿着没有人的星球旋转。
“你的意思是，我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那为什么你的父母也没有参加婚礼？”
伊拉没有回答。她有父母吗？还是原则上有？那么她是谁？从哪儿来的？
“请你告诉我。”安娜紧逼。
“我不说。”
如果一个人不想说，他可以不说，毕竟不是在法庭上。就是在记者招待会上，总统要是不想回答某个没有分寸的问题也可以保持沉默。这里既不是法庭，也不是记者招待会。
“为什么不说话？”
伊拉仍然没有回答，取而代之的是从床底下拖出行李箱，把自己的东西扔进去，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了，走的时候狠狠地把门摔上。做这一切只用了15分钟。
安娜最后一眼看到的是伊拉的臀部，被牛仔裤紧紧地包裹着，像是两瓣饱满的芸豆。
阿列克下班回来，从阁楼里拿下皮箱，放进去4双鞋，录像机、录像带和所有剩余的东西。阿列克收拾这些东西用了25分钟，加上伊拉用的时间，一共是40分钟。40分钟就可以砍去母亲和儿子之间所有的关系。
生活一分为二：之前和之后。
之前和之后的生活是不同的，就像一条健康的狗和瘫痪的狗一样，头、身体、爪子都是一样的，只是后者再也没有活力了。每天早晨醒来，喝杯咖啡。其实安娜煮的咖啡是非常棒的，只是她感觉不到香味了。喝什么都无所谓，甚至可以喝凉水，也可以什么都不喝。
早饭后像往常一样听维索茨基的磁带，鼓励自己投入工作。但现在，这些嘶哑的千篇一律的叫喊声却让安娜昏昏欲睡。总之，“之后”的生活就是什么都不喜欢，什么人都不相信。
关掉录音机，安娜坐下来开始工作。逐字逐句翻译只完成了一半任务，因为它转达的只是内容，而不是作者的意图。比如说，当大脑里掠过“闲扯”这个词，它只表达词的读音而已。而当你听到这个词，你就可以了解一切：作者、创作意图以及语言符号。翻译家应当仔细地倾听作者的语气。安娜翻译的时候好像变成了法国作家，倾听自己的声音，探寻自己的心灵世界。创作者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完全是另外一种继承和延传，并不依靠儿女来延承血液。
“之后”工作的时候，安娜像是长着两只眼睛的木头，曾尝试过去弄懂作者的语气，但大脑像是被浓浓的大雾所缠绕。
为什么要翻译这部作品？为什么是安娜翻译？没有她其他翻译也照样能做。
语言这个东西同地势有很大关系：亚美尼亚是个丘陵国家，它的语言也像丘陵似的，人们常会遇见5个辅音字母排列在一起的姓，比如“МКРТЧЯН”；爱沙尼亚是个平原地区，它的语言中常会有像“СААРЕМАА”排列的单词，看似平平坦坦的。北方语言拖音很长，而南方语言则短。法语速度很快，西班牙语说得时候像竹筒倒豆子，噼里啪啦的。
怎么会想到“МКРТЧЯН”？怎么会想到“竹筒倒豆子”？不为什么！就是不想工作，不想吃东西，也不想生活下去。
7
“你应当爱伊拉，真心真意的。”丽达说。
“为什么我要爱她？”安娜不明白。
“如果你爱你儿子，你儿子爱伊拉，那么你就应该爱你儿子所爱的人。”
“照你这么说，我和阿列克都去爱伊拉，而谁也不爱我，他们所做的就是不屑一顾地忍耐我？”安娜恶狠狠地说，自尊心很强的她哭了。
半年前这个伊拉还不存在，不管是在斯塔夫罗波列，还是在马里乌波利，反正还远离他们的生活。而现在她出现了，侵入了这个家庭，像能导致脑炎的螨虫一样紧紧吸附在阿列克的身上毒害他，拖走他。嫉妒堵在喉咙口，安娜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驱赶走嫉妒。坐在丽达郊外的别墅里，窗外是云杉树，厚厚的积雪压在枝顶，面对如此美景心存嫉妒多让人遗憾！不知道大自然有没有嫉妒，也许这个嫉妒就是地震？火山喷发？或是海啸？
丽达往壁炉里添加木材。
“你有婆婆吗？”别拉顿娜问。
“怎么了？”安娜不明白。
“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相处的？”
安娜努力地回想自己的婆婆，季马的母亲。当她们认识的时候，安娜19岁，婆婆47岁，整整相差28岁。上了年纪的婆婆挺壮实，身上和脸上本该不凸起的地方也凸起来了，脸上的皱纹像是揉皱的纸又被抚平了。安娜听说，婆婆曾经和一位什么有名的人有过一段浪漫史，她爱那个人，也被那个人爱。不过，从婆婆现在的状况看，安娜很难想象出这段历史。最初的时候他们和婆婆住在一起。婆婆总是忙这忙那的，一会儿从屋子到厨房去，一会儿又跑回来；一会儿摆放好碗筷，一会儿又收起来；说出来一个什么意见，过一会儿又推翻，所以最好什么也不要动，不要变。安娜有时候听不清楚她在说什么，但也不问，从来不反对她。总之，两个人之间相敬如宾，比较冷淡。
“你喜欢她吗？”别拉顿娜问。
“我只是忍耐她。”
“瞧，这就是规律，所以他们现在也是在忍耐你。你当时是怎么样对待婆婆的，他们现在就怎么样对待你。”
“这也循环吗？”安娜困惑不解。
“你以为呢！”
丽达一边用报纸包柴火，一边说：“你们最初的时候就不应该住在一起，西方就是这样。”
“那我把他们安置在哪儿？我们只有27平方米的房子，谁也不会再给我们一套房子。”
“你还想着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的好事？”丽达擦着火柴，火立刻燃起来，壁炉里的火焰“轰轰”作响。丽达给三只酒杯斟上鸡蛋酒，是她自己用炼乳、白酒和蛋黄做的。丽达的聪明才智不仅表现在发明新菜谱，还表现在饮料创意上。
格拉诺夫斯基近年来四处飞，国外的一些科研机构常常邀请他。有一次他在海关出入境表的“职业”一栏里填写了“高学”，其实是“高级学者”，一时成为朋友的笑柄，到现在还称呼他为“高学”。“高学”有一个爱好是给一些罢工者写标语，比如亚美尼亚人、摩尔达维亚人或者矿工。他写的标语很有感情色彩和科学性，灵活、精确地表达了主要思想。丽达在这中间扮演过滤器的角色，过滤丈夫的思想，把多余的东西删去。这是一项不同寻常的合作，他们从8年级就互相爱着对方，一直到现在，30年过去了。有爱就什么也不怕了，不担心经济危机，不会衰老，不会变得庸俗。
安娜凝视着壁炉的火焰，她想要一份爱情。如果旁边依偎着爱人，什么样的伊拉都没必要担心。他坐在旁边，和她一起凝视火焰。
“他们住在哪里？”别拉顿娜问。
“好像租房子住。”安娜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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